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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匆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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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现行反革命胡振铎！”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会议结束，我被戴上手铐，送到场门口等在哪里的木材车旁。车上已经有不少搭便车进城的男女。我戴着手铐上不了车，二叔进前托起我的臀部，帮助我上了车。有人给我送上一床棉被和一网兜衣物。二婶抱着最小的妻妹，身边跟着两个大的，目送我上车。她低声问丈夫：
“怎么会这样呢？多好的孩子！”
金春母女被人拦住了，没有到车跟前来。我被直接送进沙县看守所，被作为重刑犯，和一个自称曾经担任过伪江苏省苏州检察署文书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关在一起。这是1号房。从此，所长他们不再呼唤我的名字，而是叫我“3号”。
接下来，请看第十章《老林深山》。
第十章老林深山
胡振铎经历了艰难的磨练，生活水平低下，饥寒交困。在调动时，步行三十多公里，疲惫不堪，一步一挨，整整走了二十个钟头。
1993年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视察了北京监狱，发现犯人受到不人道待遇，向犯人宣布：“今后，遇有类似问题，允许你们控告！”农场的犯人待遇得到很大的改善。这里有许多干部在明里暗里人情味对待犯人的故事……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开始着手整顿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准备平反冤假错案……1976年，一阵“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把邓小平压下去。初现的曙光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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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出非常事件。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四团接管了沙县党政大权。随后，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都被撤销。其人员“顺者昌，逆者亡”，一部分留用，一部分干部被下放到潘洛煤矿，下井挖煤。
六月初的一天，早饭后，看守所老所长掏出腰间的钥匙来到我的号子前，呼叫：“三号”，我答应一声：“到！”随即来到门边。门打开了。所长说：“出来！”
我跟随所长来到门厅。这是旧庙改造的看守所。我所说的“门厅”，也就是过去的“正堂”。两个戴红袖箍的民兵已经候在那里。其中一个取出一根棕麻夹编的绳子，将我五花大绑起来，并将我推出门外，押送到体育场。
体育场的舞台坐西向东，和不远处围墙外的铁轨走向相同。时不时有列车经过，预备进站拉响的汽笛声随时可闻。
舞台下人头攒拥、黑压压一片。是由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各公社、大队、生产队被指令选派，前来参加“万人公审”大会的。妻子金春是否也抱着孩子夹在里面，不得而知。也许她们正在不远的哪个角落盯着我呢！
晴空万里，赤日炎炎。多日不见天日，在眩目的烈日下，再家绳子的紧勒，双臂血脉不通，脑部缺氧，眼前渐渐由红转昏，由昏转黑，“轰”然一声，我倒下了。倒在舞台的南角。我们十几个罪犯正在这里等候。等候台上团政治处大官讲话结束，然后好将我们押到观众前面、舞台下。由学校课桌拼接起来的犯人席上。只听见耳边有人呼喊：
“不好了！快松松绳子，不然要出人命的。”
但押解我的民兵似乎并不着急。他还在向当官的请示，听到断然的答复：“松开！”然后才将绳子松了。一股血流直达大脑，然后流遍全身。我的眼睛才慢慢睁开。
和我一同押上审判席的有十五个人。一多部分是和我一样的“现行反革命”，其余的是各种刑事犯。
会场上人声嘈杂。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只有这几句听清了。那就是：
“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四团政治处，依据有关规定，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胡振铎有期徒刑十五年……”
审判结束，罪犯先被押出会场。我仍被送回看守所1号监房。
几天以后，我再次被老所长唤出来，从门厅一角的办公桌里取出二元钱交给我，并让我在一份登记册上签字。说这是我妻子和一个姑娘一起送来的。这二元钱，就是我入狱之后的第一份零用钱。我猜想，那个与妻子同来的姑娘，一定是大娘家的侄女儿。
我被民兵押上中型吉普。三张会议椅子靠车边和驾驶座的后背摆着。车上已经有四个同行的，都不认识。我入座后，两名民兵坐在敞开的车后门口，看守着我们。
中型吉普拐一个弯，经府西路口上了水南大桥。在宽阔的桥面上，不时有步行和骑自行车而过的行人，回首张望我们。当一个骑车的年青姑娘，回首以疑惑的目光张望我们时，正好与我四目相对。我心里说：
“别神气，十五年以后，我们再见面时，你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中型吉普开到南平地界，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几个民兵轮流下车进餐，把我们留在车上。有个民兵说，给他们捎带点吃的吧！另一个说，你给报销啊！就没了下文。
我们一路忍饥挨饿，好不容易到了“犯人之家”——看守所。他们将我们关进南平看守所，却告诉我们：“再忍忍吧！开饭时间早已过了，等明天早上给你们开双份。”
他们几个都出去逛街了，把我们扔在象动物园关野兽一样的笼子里。监房的两面靠墙，另两面是杉木柱子间隔的栅栏。苍蝇、蚊子可以自由出入。我们筋疲力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没有被帐，好在是夏天，冻不着。对面号子的犯人向我们打手势，意思是问我们犯了什么进来的。老张用手掌在头顶压一压，意思是：我们都是反革命。不知道对方是否能明白我们的暗示。
其实，我们一行并不都是反革命。五个人的罪名都不相同。
一、老张：捕前是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十五六岁。此前为林业车队司机、班长。1959年物资紧张时期，开车到浙江运草席，中途被他偷卖了二十多床，回来谎报遭劫。没有人证物证。这次在县领导班子的“斗私批修”中，为了“放下包袱、继续革命”，主动坦白交代。此案经过审查，无人能够证明。鉴于本人坦白认罪态度较好，暂免处罚。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清理出来，经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四团政治处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二、老何：五十二岁。捕前任崇安县某农场会计。因过去曾贪污三十几斤粮票，被单位清洗。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再次揪出，继续专政，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三、小姚：二十八岁。捕前系某伐木场职工小学教师。因在婚前曾与十六岁女学生发生奸情，虽事过多年，已得家长谅解，在清理阶级异己时，被其妻子旧事重提，本人承认，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四、老马：四十三岁。捕前为林业局生产科科长。上班时闲来无事，用旧报纸练习写字，横来竖去，不成规矩。革命群众从他的字纸篓里掏出他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字样，斜刺里还有“杀，杀，杀”等，因此断定：意图推翻共产党，毁我“长城”。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五、我本人，二十八岁。因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好逸恶劳，不注重思想改造，对现实社会不满，恶意攻击以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个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虽然我们都被判了有期徒刑若干年，但并没有给我们相关的判决书。
在南平看守所熬过一夜之后，吃了一份早餐（根本没有双份），车子立即上路。到了建阳，将近中午，我们仍被送去看守所。
建阳的看守所和南平有天壤之别，不但环境卫生，管理有序，监房也不同。一进监房，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通铺只有一层，离地面约六十公分，水泥地板，犯人的内务也整理得干净利落。粉墙雪白，通风窗宽大，镶嵌有避蚊纱网，房门紧闭，一只蚊子都别想进来。虽然已是建阳地界，我们仍然被遗弃这里两天两夜。好在建阳看守所待我们一视同仁。
第四天早上，民兵才来接我们。五个人被分成三拨：老张送去省第二监狱；老何和小姚送去崇安黄土农场；马科长和我，送到小湖农场大山坪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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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坪中队建在公路边的山上。这里象一片小高原，露天盖房，无遮无荫，每日的太阳都特别优先光照我们。用高墙围起来的宽大的场院内，离墙三四米盖一排监房，有十几间。每间分上下两层，住一个小组，20多人。监房的另一头，横向建一座房，是犯人的大伙房，凿井汲水，供号内使用。围墙四个角落的墙外，建四座监视塔。监房内，除室内以外，犯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武装人员的视线范围之内。
每天清晨，值班干部开大门进入围墙内，吹哨叫唤犯人起床。再逐间逐室打开上了铁栓的房门，早已等候在门边的犯人即一哄而出。因为洗漱吃饭的时间有限，特别是我们这一间房，离伙房最远，不紧张不行。
早饭后，大家都等候在监房门口。等待武装人员来带队。新来的犯人不熟悉农活，思想也未稳定，一律被叫去开荒。
说是开荒，实质上是开山。按照上头书生气的意愿，将整块山挖下来，然后整平，整成一块块的平地。如果用来盖梯田式样的房子还不错，用来种庄稼产粮食，简直是疵人说梦。因为是上头的命令，又在武装人员的监控下，不用说地下是间隔土、硬砾石，就是铁，你也要挖下去。
开荒并没有一定的进度要求。武装人员只盯着你，不让你逃跑就万事大吉了。因此，遇上比较贪玩的年轻“班长”（犯人称武装人员一律为“班长”），经不起烈日爆晒，会提前一个小时带你回监房。
起初，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32斤，后来减为28斤。吃这么一点粮食，仅能度命，怎么能开荒呢？每天上午九点多、下午四点多，就开始饥肠辘辘。我们这些开山队没有耕田队自由，可以偷偷摸摸夹带一些农作物回号里，只能跟石头和草根打交道。而我们所开的地段，连草根都稀少。早来的犯人，会在整地的时候，把罕见的块茎流下来，扔到一边。在武装班长（后来改称队长）转换视线的时候，偷偷地拾起来，塞进衣兜里。若能侥幸混进大号（监房内的整个大院称“大号”，与犯错误关紧闭的“小号”相对而言），刮刮皮、洗一洗，用一只搪瓷口杯盛上，加上水，放在伙房大灶里退出的红火木炭上煮，不多会就煮熟了，端回监房里有滋有味地吃起来。这些块茎中，有一种比较大的，我们称它“土茯苓”，富含淀粉，吃起来更香。难得老号子分一小块给我品尝，以后我也留意拾取这种草根。犯人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就是各人拾取的东西归各人，从不争抢。有时被武装队长发现，还会互相掩护，从这个手里转到那个手里，尽量将它们带回去。若是遇上个别特别执拗的武装队长，在进入大号之前，让我们背靠大号大门，面对办公楼，一溜儿打横排开，一个个地搜查衣袋、裤袋、胸襟、裤裆，则这一天将一无所获了。当然，大意的也有，或者是故意，叫一两个犯人出列，装模作样地搜查一番，就放我们进去了。
大山坪缺乏水源，多是旱地，极少水田，粮食不能自给。所食用的大米，要到几公里外的小湖农场去挑运。
夏收夏种“双抢”季节开始之前，林指导员来大号里动员，凡能抽出来的劳力，都要到小湖农场去支援。“双抢”其间，粮食定量相对增加，大家都高兴地盼望早日开始。这一天，因为农田组的犯人早几天就去支援小湖了，没人给大山坪挑粮，就从我们带班队里选出二十人，夹带五六个“老农”，一清早去小湖农场挑稻谷。我和老马都在被选之列。我平时天天劳动，挑百十斤不在话下，老马科班出身，七八十斤就感到吃力。但我们刚出看守所不久，再经过一个多月挨饿挖山，从小湖回来，路程还走不到三分之一，在烈日的煎熬下，我只觉得眼冒金星、腹内郁气蓄积，难以畅通，额头大汗淋漓，我要受不住了。我低声对老马说：
“老马，我就要吃不消了。我要倒下了。你帮我咋呼咋呼。”
“行。你撂挑子吧！”
又走了几步，我身子一歪，躺下了。老马即刻大呼小叫起来：
“报告队长，胡振铎晕倒了。”
队长立即赶到我身边，摸摸我的额头，我确实沁出一身的冷汗，气息急促。队长当即呼喊：“谁，谁过来帮他挑担子？”随即指着一个“耕田队”刚刚换下担子的老犯人，“你，你来帮他挑！”
我空手跟在队伍里，支支挨挨地回到大山坪监房。幸好耍了这一招，不然今天要吃苦头了。从撂挑子的地方到大山坪，还有四公里路程呢！
过了两天，大山坪中队选出50人去小湖，参加夏收夏种。虽然我们有武装队长看管，早上一样四点多钟起床，五点在大号门口列队报数，由武装队长和小湖农场水田分队的老犯人带往当天干活的田块。武装队长可以轮班休息，我们则要从早到晚，干到晚上六七点钟。中午送饭到地头，稍稍休息十几分钟。
为了看管我们方便，队长尽量把我们安排在宽阔的机耕路边，有的用方型谷桶摔打谷子，有的踩打谷机。割稻也是我们带班队负责，老犯则负责将稻把从水田往机耕路上搬。半上午、半下午，都有一餐点心。晚饭要等当天的工作量完成，才能回号房。因此，最迟的一天，要到九点多才回号里吃晚饭。
山区早晚温差大，水也冷。夏秋之交天气变化特别明显。劳改农场要种大面积的双季稻。为了保证水稻足够的生长期，除了提早播种、延长秧期外，还要适时扦插入田。每年农历八月六、七日，立秋之前（精确到几点几分）插入的，可以收到成熟的谷子；过了这个时刻插入的，就只能收瘪谷和稻草了。所以，在立秋的前一天，来不及时，还要挑灯夜战，直到天明认定的时刻。此时，插秧的三五成群，由一两个犯人举着火把给大家照明。至于是否能象“双抢”开初时那样，将每一棵秧苗都插在预先划好方格底线的坐标上，那就很难说了，也不再讲究了。
小湖是得天独厚、水源充沛的地方，水田靠山傍溪，一片开阔，土质好。田里都保持较浅的水位，适合作业。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其弊即在于水量浅，刚刚割断的稻茬硬梆梆，象一把把利剑，将你的小腿肚刺破无数的伤口。伤口被溶入1605农药、大约50℃的温水浸泡，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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