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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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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这个概念包括情况的变化，处境的改善，当处境根本不能通过内部的手段即通过抵抗本身求得改善时，就只好期待外力来帮助改善。所谓外力来帮助改善，无非是指政治关系的改变，这或者是防御者有了新的盟国，或者是原来反对他的同盟瓦解了。
在防御者兵力小而不能进行任何猛烈的还击时，等待就成为目标。不过，根据我们给防御规定的概念，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的概念，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正因为如此，在有可能以强烈程度不同的还击作为目标时，人们也可以采取防御。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因为它们对防御有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防御者力图尽可能长期地占有并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国土，因为防御者这样做可以赢得的时间最多，而赢得时间是达到他的目标的唯一途径。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达到积极的目标，而且这能为他提供，在媾和时实现自己意图的机会，但他还是不能把积极目标列入战争计划。在战略上处于这种被动状态时，防御者在某些地点取得的利益仅仅是抵抗住敌人的进攻；即使他在这些地点上取得了优势，也必须转用在别的地点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处的情况通常都是紧急的；如果他连这样做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往往就只能去取得微小的利益，即取得暂时喘息的机会了。
当防御者的兵力不是太小时，在防御的目标和实质不变的情况下，他也可以采取一些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如入侵、牵制性进攻、进攻个别的要塞等，但这时主要的目的是获得暂时的利益，用来补偿以后的损失，而不是永久的占领。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防御中已经含有积极的意图，防御已带有较多的积极的性质，而且各种条件越容许进行猛烈的还击，积极的性质就越多。换句话说，越是主动地采取防御，以便将来确有把握地进行第一次还击，给敌人设下的圈套就越大胆。最大胆的、成功时效果最大的圈套是向本国腹地退却；这也是同上一种防御方法差别最大的一种手段。
只要回忆一下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和俄国在1812年所处的不同情况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腓特烈由于已经完成战争准备而占有某种优势。这为他夺取萨克森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萨克森确实是他的战区的一个极其自然的补充部分，因而对萨克森的占领非但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反而还增强了他的军队。
在1757年战局开始时，他曾试图继续进行战略进攻，在俄国人和法国人到达西里西亚、马克和萨克森战区以前，他进行战略进攻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他被迫在战局后期采取防御，不得不再撤出波希米亚，从敌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战区，当时，他也是用同一支军队先向奥地利人发起了进攻才夺回自己的战区的。而这样的优势也只是防御为他提供的。
1758年，当他的敌人已经缩小了对他的包围圈，而且兵力对比已经开始对他非常不利时，他还试图在摩拉维亚进一次小规模进攻。他想在敌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以前占领阿里木次，但他并不是希望保持这个地方，更不是希望把它作为继续前进的基地，而是想要利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对付奥地利人的外堡，作为反接近壕。这样做可以使奥地利人不得不把这次战局的后一阶段完全用来收复这个地方，甚至还可以使他不得不为此进行第二次战局。但是腓特烈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于是他放弃了发动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想法，因为他感觉到这种进攻只能使兵力对比的差距增大。把兵力集中配置在他的各个地区的中间，即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利用作战线较短这个条件向受到威胁的地点突然增加兵力，在会战不可避免时就进行会战，有机会时就进行小规模的入侵，然后就静静地等待，为有利的时机贮备力量，这就是他战争讦划的梗概。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他的目标越来越消极了。他看到即使胜利了也要付出过多的代价，因此就力求付出较少的代价来应付局势。
对他说来，这时主要的问题已在于赢得时间，在于保持他原来占有的地方，他越来越珍惜土地，甚至不惜进行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配置和国王自己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配置都可以说是单线式防御。我们从腓特烈大帝给达尔然斯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盼望冬营的迫切情绪，以及当他没有遭到重大损失就进入了冬营时是多么高兴。
我们认为，谁要在这方面责难腓特烈，只看到他的勇气减弱，谁就会作出十分轻率的判断。
今天在我们看来，崩策耳维次营垒、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和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已经不再是可以寄托最后希望的手段，拿破仑这样的人物是会很快冲破这种战术上的蜘蛛网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是由于时代改变了；战争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它是由一些不同于以前的力量进行的；当时能起作用的阵地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同时，在这里需要考虑的还有敌人的特点。而在当时，那些连腓特烈自己都认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手段，用来对付帝国军队、道思和布图尔林这些人，就已经可以看作是最高的智慧了。 结果也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腓特烈通过静静的等待达到了目的，而且避开了那些可能使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危险。
1812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同法国人的兵力对比要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同敌人的兵力对比不利得多。然而俄国人却可以在战局进程中大大增强自己的兵力。对拿破仑说来，整个欧洲在暗中都是他的敌人，他的力量已经发挥到最大限度，西班牙的消耗战弄得他手忙脚乱，幅员辽阔的俄国使俄军可以通过长达上百普里的退却来极大限度地削弱他的军队。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要法国的进攻不能成功（亚历山大皇帝不媾和或者他的臣民不叛变，法国的进攻又怎么会成功呢？），俄国就有可能进行猛烈的还击，而且这种还击还可以导致敌人的毁灭。可见，即使最高超的智慧，恐怕也提不出比俄国人无意中执行的计划更好的战争计划来。
虽然当时人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计划，甚至会认为这样的计划是荒谬的，但是这在现在却不能成为我们不把这种计划作为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的理由。如果我们想从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看作是将来也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在向莫斯科进军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是一堆偶然的事件，这是任何一个对这类事情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承认的。假如俄国人能够勉强地在边境进行防御，那么，法国力量的衰落和对俄国有利的剧变虽然还是可能出现的，但这种剧变肯定不会那样强而有力，那样有决定性意义。俄国得到的这个巨大利益是用牺牲和冒险换来的（当然这种牺牲和冒险对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太大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见，人们永远只有通过积极的措施，即以决战为目标，而不是以单纯的等待为目标，才能取得巨大的积极成果，简单地说，即使在防御中，也只有下大赌注才能获得大的利益。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
当我们详细地论述了战争可能具有的几种不同的目标以后，现在我们来研究同这些目标相应的三种不同的战争的整个部署。根据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在整个战争计划之中，并且是其余一切的准绳。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 能否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一个重心，取决于下列条件：第一、敌人军队的政治关系。如果敌人是一个国家的君主的军队，那么把它归结为一个重心大多是没有困难的。
如果敌人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只是履行同盟的义务，并不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那么把它们归结成一个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很大。如果敌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问题在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第二、敌人各支军队的战区的位置。
如果敌人的军队在同一个战区内集中成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因而我们就不必考虑其他问题了。如果敌人的军队是在一个战区内的不同国家的几支军队，那么，它们的统一就不是绝对的，但各支军队之间还有密切的关系，对一支军队的决定性打击还会影响其他军队。
如果各支军队配置在毗邻的几个战区内，这些战区之间没有巨大的天然障碍把战区完全隔开，那么，一个战区还会对其他战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各个战区相距很远，中间还隔有中立地区或大山脉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是否会发生影响，就值得怀疑了，也就是说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如果各个战区是在被攻击的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个战区之间就几乎互不影响了。
假设俄国和法国同时进攻普鲁士，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等于两个不同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在谈判时才能显示出来。
与此相反，七年战争中的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都必须看作是一支军队，它们中间这一支军队遭到打击，另一支军队必然会同时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个战区对于腓特烈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1813年拿破仑虽然要同那么多的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几乎都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人军队的战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互相影响。如果拿破仑能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同时决定了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命运。如果他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经过布拉格直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无论如何不能继续留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奉召去援救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连继续留在马克的愿望也不会有的。
但是，如果奥地利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使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经常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通往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与此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却比较容易，这是因为它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而且我们可以说，通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比通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容易一些，因为从意大利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侧面。
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可以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有多大的影响，然后根据这一点才可以确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即次要行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利益的场合，才可以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个原则。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行动时主要地点也不致有过多的危险。
当1814年标洛将军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那些本来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军队能够参加作战。
总之，在拟订战争计划时应该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并且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进攻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使用于一次主要行动上。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同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前进的根据，这些理由是：（1 ）军队原来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宜于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前进并没有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前进是合理的。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损失很多时间，因而会削弱第一次打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反我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多多少少有希望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的一切场合，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考虑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列地面对着被攻击的国家。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如果两国的军队想集中起来从一个地点前进，那就是浪费时间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理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种场合，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损失。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就要考虑，是否有必要用这样的损失来换取兵力集中。mpanel（1）；
（2 ）分兵前进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
这里所说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以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至于在乎行线上或离心线上的分兵前进则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而这样的行动我们已经讲过了。
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进攻都是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的，因为，如果向心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切断敌人军队的退路。因此，向心进攻常常能取得较大的效果，但是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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