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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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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肯定能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可能尽早去寻找敌人军队（即敌军主力）。我们所以说根据可能，是因为寻找敌军主力时，如果军队要走很多弯路，方向选择错了，浪费了时间，我们就很容易犯错误。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又因为去寻找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去寻找它，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遇到它，因为它一定会向我们扑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将在比较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水会战中还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肯定能获得胜利的场合，如果敌军的主力在我们的行进的路上，那么，有意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是错误的，至少，认为这样做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当我军占有决定性优势时，为了尔后发动更有决定意义的会战，我们可以有意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
我们以上所谈的是彻底的胜利，也就是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不仅仅是获得会战的胜利。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需要进行包围进攻或变换正面的会战，因为这两种打法往往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此，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所需要的军队数量和军队行动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中还要详细论述。
虽然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会战并不一定不能使敌人遭到惨败，战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战例，但是，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是接近，这种可能性就越少，而且将越来越少。现在，象勃连黑姆那样在一个村庄里俘虏二十一个营的事情是不再可能发生的了。
一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不应该考虑休息或喘口气，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如有必要，就应该发动新的进攻，占领敌国的首都，进攻敌人的援军，或者进攻敌国可以作为依靠的其他一切目标。
当胜利的洪流把我们引到敌人要塞的前面时，是否应该围攻这些要塞，这要根据我们兵力的强弱情况来决定。
如果我们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不尽早攻占这些要塞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损失。如果我们在前面进攻的军队没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肯定把握，那么我们就只能用尽可能少的兵力来对付这些要塞，于是这些要塞就不可能被攻破。如果为了围攻要塞我们已不能继续前进，那么进攻通常就已达到了顶点。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地、不停歇地前进和追击。我们已经否定了主要地点上的前进应该取决于次要地点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个地带不管可以叫作什么，它总是我们的战区。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地削弱在前面的部队的进攻力量，会给进攻者带来哪些危险，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了。这种困难，这种内在的牵制力量能不能大到足以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开始时就想使背后的战区不是这种狭长的地带，因而降低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敌人，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这样做危险也许会不断增加，但成果也会不断扩大。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的时候，认为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侧扩展的时候，很可能他已到了进攻的顶点。
于是飞翔的力量枯竭了，如果在这时敌人还没有被打垮，那么很可能再不能打垮敌人了。
如果统帅为了要稳步地前进而去占领要塞、隘路、地区等等，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经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已不再逃跑，也许已经在准备新的抵抗，因此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稳步地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每天都取得一点成果。总之，还是我们前面的那个结论，在一次必要的停顿以后，通常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前进了。
因此，理论要求的是：只要还想打垮敌人，就要不停顿地前进。如果统帅发觉这样做危险太大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前进而向两侧扩展是正确的。如果他停止前进只是为了更巧妙地打垮敌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理论的指责。
我们还不至于那样愚蠢，以致认为逐步地打垮一个国家的例子是不存在的。首先我们要说明，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它是以可能的和一般的结果作为依据的。其次，一个国家是在历史上逐渐趋于灭亡的呢，还是被敌人作为第一次战局的目标而被打垮的，这二种情况必须区别开来。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力量的紧张状态，即不是一方打垮对方的重心，就是它有被对方的重心打垮的危险。如果第一年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第二年又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就这样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那么，虽然不会发生一次严重的危险，可是到处都分布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之间的每一个间歇都会给敌人以新的希望。前一个胜利对后一个胜利只有很小的影响或者往往没有影响，甚至还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会得到恢复，甚至会受到激励而进行更大的抵抗，或者会得到新的外来的援助。但是，如果一切行动不停地进行到底，那么昨天的胜利就能导致今天的胜利，胜利之火就会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果有人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次打击下被征服了，也就是说，时间——防御者的护卫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说进攻者逐次打击的企图完全落空的例子比这种例子要多得多。只要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力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结果完全失败了。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决不会认为，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建立相应的战区，即应该使两者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向前推进所产生的不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我们继续前进已没有希望取得胜利时，注意避免这种不利才是值得的。
拿破仑1812年的例子远没有使我们怀疑这个论断，反而使我们更坚信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不是象一般舆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前进得太快、太远，而是因为争取胜利的唯一手段失效了。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不能真正被征服（即永久被占领）的国家，至少用现在欧洲各国的军队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仑为此目的而统率的五十万人是征服不了的。
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使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拿破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打击到达莫斯科，才有希望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以及人民的忠诚和坚定。他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是他在这次战局中可以提出的唯一合理的目标。
他统率他的主力向俄军主力进攻，俄军主力仓惶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来。他还迫使巴格拉齐昂随主力一起退却，并打败了这两支军队，占领了莫斯科。他在这里的做法同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他过去只是采用了这种打法他才能够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因此，凡是赞扬拿破仑在过去历次战局中是最伟大的统帅的人，在这次战局里也不应该指责他。
根据事件的结果来评论这个事件是可以的，因为结果是对事件的最好的批判（参阅第二篇第五章），但是单纯根据结果所作的评论不应该看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现。找出了一次战局失败的原因并不等于对这次战局进行了批判。只有证明了统帅没有预先看到这些失败的原因，或者证明了他忽视这些原因是不应该的，才可以说是进行了批判，才可以指责这位统帅。
我们认为，谁要是仅仅由于在1812年的战局中遭到巨大的还击就认为进行这次战局是荒谬的，假使这次战局取得胜利的结果，他又认为这次战局是最卓越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批判能力的人。
如果拿破仑真的象大多数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首先确保要塞（事实上那里除了侧方很远的里加以外，几乎没有要塞，因为博勃鲁伊斯克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要塞），那么，他在冬天就不得不转入可悲的防御。这时，这些人恐怕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从前的拿破仑了！曾经通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怎么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犹豫不决，·没有占领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设防的、准备弃守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使新的抵抗力量能够向这个核心集中呢？空前未有的良机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象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者象腓特烈大帝袭击又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胜利的途中停顿下来，难道是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恐怕就会这样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大多数批判者的评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1812年的战局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是巩固的，人民是忠诚的、坚定的，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次战局不可能成功。也许进行这次战局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表明他估计错了。我们认为，如果他要追求这样的目标，那么，恐怕基本上就只能采取这种打法。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象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而是采用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希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他的军队损失过大是他的过错，那么，这种过错不在于前进太远（因为这是符合他的目的的，是必须这样作的），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太迟了，在于采取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在于对军队的给养和退却路线考虑得不够，最后，还在于从莫斯科退却的时间晚了一点。
俄军为了完全阻止拿破仑退却曾先敌赶到别烈津河，这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们的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这—点正好表明，要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是多么困难，被切断退路的敌军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开辟了退路，当然，俄军的这个行动的确扩大了拿破仑的失败，但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能够用来扩大敌人的失败的地形条件是不多的，假使没有横亘在大道面前的别烈津河的沼泽地，而且四周不是森林茂密和通行困难，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更加不可能了。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只有让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这种办法我们以前就驳斥过了。如果人们采用这种办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进，用左右两侧的部队进行掩护，那么，某一侧的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迫使前进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回过头来，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还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们决不能说拿破仑没有注意对翼侧的掩护。为了对付维特根施坦他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用了一个兵力适当的军（这个军在那里甚至是多余的），他在南方有施瓦尔岑堡率领的五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可以同契查哥夫的兵力相抗衡，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点还有维克多率领的三万人。——甚至在11月，即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经大大削弱的决定性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的优势还不是很大的。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总共为十一万人，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和圣西尔实际上也有八万人。即使是最谨慎的将军，恐怕也不会在’前进时派出更多的兵力去掩护自己的翼侧了。
拿破仑在1812年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六十万人，如果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五万人，而是二十五万人（如果拿破仑没有苕巳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些错误，这是可能的），那么，即使这次战局仍然是失败的战局，理论也就不能对此有所非难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如果这个损失会特别引人注意，那也只是损失的绝对数量很大的缘故。
关于主要行动、它必要的发展方向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谈这么多。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要指出：几个次要行动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应该妨碍每个部分的活动。假设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如果每一支军队在会师以前都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得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划我们把它叫做有害的计划。执行这样的计划时，三支军队的运动必然会相互牵制，因而每个部分行动时都会迟缓、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较好的办法是给每支军队分配一定的任务，一直到它们不同的活动自然地汇合成一个整体时才把它们统一起来。
把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把它们集中起来，这种种做法几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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