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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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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大洋书让我借出。——书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纵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错错已成，追悔莫及。
这是我治中国史征引西书的破题儿第一遭。书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师讲义上那许多故事，却都被我找到了。并且还找到一些郭师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别有天地，眼界大开。因而我把我课堂上所记的笔记，也大事补充了一番，并注明出处，真是得意非凡。
这时我有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刘次辰先生，他刚从国立第八中学升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讲师。该院新成立，图书设备全缺。刘老师苦无教科书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坝，乃专程访我取经。他看到我那本中国近代史笔记，竟如获至宝。他借去之后乃将练习簿拆散，叫他班上学生每人各抄敷页，拼起来，便成为一本厚厚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了。此后他隔周必至。我那两学期的笔记，也就变成他现炒现卖的教科书了。
刘老师抄得得意之余，曾力劝我将此册笔记出版，他保证有销路。但是这是郭廷以老师的讲义，我何能据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过刘老师对我的鼓励，倒启发出我另外一种灵感——我自己为何不能另起炉灶，自著其书呢？！既有这样的灵感，我也想找个好题目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勤手动脚找材料」，自著其书了。——这一个构想与筹画，也就是我个人「学做research」的开始，而这个起步，则是自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班上得到启发的。
从海军史到郡县考
说做就做。我真的选了个海军史的题目作期终作业，「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写了起来。
我在试撰中国海军史时，遇到很多困难，我想只有郭老师可以指导解决。不幸在当年大陆上受高等教育的旧传统里，师生的距离太远，学生对老师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学」而无「问」。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研究，老师全不知道。我们也不敢告诉他们；更不敢间他们。——十余年后，我个人教读海外，我看到外国大学里，师生融融乐乐、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们旧传统里「程门立雪」那一套师生关系，太可恨了。——那是学术界被官僚作风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结果。我国民主政治搞下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种官僚传统，演化为入党做官，变成党僚作风在作祟。
就以胡适之先生来说吧！适之先生在美国和我们这些后辈学生真有说有笑，有问难、有辩论，亲如家人。可是我看池后来在南港，却被他的「秘书」、「副官」、「部下」、「学生」们，「先生」长、「先生」短的捧成个官僚。蒋老总统在「官邸」之内，被内侍称「先生L而不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内，也被他的秘书、副官称先生而下名——「院长」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书们，捧著个小本子，终日低声下气的跟在屁股后面写「起居注」，把「胡院长」捧成个「蒋总统」。这哪是「胡适」呢？这是对适之老师莫大的侮辱！但是适之先生是位最通情达理之人，最能随俗。他对「捧」他的人，有时也破格爱护，屈予优容——这是「人情」，而胡适则是个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环境硬要强迫他「做官」，他也可做总统！
后来我在大陆上也参加过若干次学术会议。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我们一道挤大巴士、吃大锅饭的平民作风，倒颇像「胡适」，令我这位「归国华侨」，内心肃然起敬。而回到台湾的胡适，反被副官们捧得不像「胡适」，也真是天大怪事。
话说回头，那时我虽然未敢去找郭老师，而郭师对我们倒颇为关心。一次我和数学友嬉笑于松林大道之上，忽见老师手拄巨杖自坡顶施施而下。我们赶紧收起笑声，肃立道旁让路。老师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说：「唐德刚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嗯。」他说得我好脸红，无言苦笑以对。老师走了，我们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这要在美国，我们就和老师一齐嘻嘻哈哈了。郭老师本来就很严肃，再加上个严肃的师生传统，使我们见到他正如小鬼见阎王一般。他说了一句话就走了。我们立刻开溜，溜著好轻松。
郭老师的一句评，当然对我也是个大鼓励，因为在课堂上，批评其他名作家是习以为常的。海军史的尝试是我写长篇的处女作。其时我与那《海军整建月刊》的主编通信频频，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写的，使他把我误认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认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阵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极。
附带说一句。那时中大二、三年级学生为大后方报刊写专栏是成筐成篓的，没啥稀奇。好友庞曾濂（史系三年级）那时竟在重庆《大公报》上写「星期论文」，郑士镕（政治系二年级）我们叫他「郑状元」。他以〈三民主义宪政论〉一文，荣膺当时教育部主办「全国大专学生论文竞赛」的首奖。「状元」是当时陈立夫部长亲「点」的。庞、郑二人那时都享誉全国，文名借甚；所论也都掷地有声。——我那点灰溜溜的假教授论文，在沙坪学友中是上不得枱盘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约保密。
庞、郑两兄今日皆定居纽约。我们几位白头宫男，偶尔相聚，戏谈沙坪往事，还是欢笑不绝的。
我那部处女作俊来写得半途而废。主要的原因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是洋书。第二则是那位主编希望我「倒写」；我不习惯。那时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战正烈。主编要我以当前大战为借鉴，先自「将来」写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时对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学生和朋友王书君教授，一肩挑起来了。书君近在哥大荣任「访问学者」，他的两本有关二次大战海空战钜著，正畅销两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个改变我写作计画的原因，是research经验多了，在其他课程的期终作业里也可尽量发挥。我选贺昌群老师的「南北朝史」和「秦汉史」，秦汉史的期终作业，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发表了。稿费是够三个臭皮匠，吃一顿「小金刚」（沙坪坝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馆）。
大三时，我选修顾颉刚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终作业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曾蒙顾老师用朱笔作长批，说什么「有眼光、有裁断」，大大奖励一番。前年顾师百年冥诞，各界盛大纪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请东，便道去苏州参加。我问顾潮学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说她们正替顾师编年谱，查看顾师日记，发现了我的名字，「还有分数呢！」——半个世纪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对名师。但是这篇短短的期终作业后来在「安徽学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学报上发表了，史系主任李则纲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华教授都批览了。它竟变成我进入安大教书的敲门砖。后来我进哥大，它也帮我在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它证明了我可读中国古书。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绍成「小门生」的身分，去替胡适老师写自传。替胡老师写自传（写传记或年谱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师是不要的。这一点我想罗尔纲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终作业，混了这么多碗饭吃，真如胡老师所说的：「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然追根究底，我这项「一技随身」，实启蒙于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那一课。
做会了research，兴趣也广泛了，学不主一，东掐掐、西抹抹，结果一事无成，连郭老师所启蒙的一本简明中国海军史，也没有缴卷，真愧对数十年来的良师益友。老大徒伤悲，悔恨无已。「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后辈青年学子，毋步老朽后麈。
纽约接机以后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毕业后，曾考取中大历史研究所作研究生。无奈离家日久，返乡省亲心切。其时家乡敌军已退走，川皖之间尚有安全的陆路可通，我就还乡了。翌年汤恩伯打败仗，河南陷敌，我又得机入「安徽学院」作讲师，中大便没再复学。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学；四九年大陆政权易手，回忆沙坪师友，就如同隔世了。
谁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发自台湾的国际邮笺，字迹好熟悉。一看原来是郭廷以老师寄来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说即将访问纽约，并写出班机时刻，盼我能接机，余事面详。我接书真十分兴奋。届时乃开了我那百元老爷车赶往「荒怠机场」（Idewild Airport，后改名甘乃迪国际机场）接机。那时荒怠机场名副其实，还是一片荒野。四周芦苇高过人头。汽车自芦苇夹道中，缓缓开入机场。但是地虽荒僻而接机者仍是人头济济。我站在鐡栏之外，见百码之外的机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机人群均摇手欢迎。郭老师刚出机门，还在梯上时，我就认出了。——那倒不因为他是中国旅客的缘故，而是因为他那熟悉的体形和动作，虽然他已不用手杖；蓝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装。我虽然举手大摇，我想他是不会认识我的。他有学生千百人，相别十余年。他何能认出我呢？当他走近了，我正预备自报姓名时，老师竟抢先破容一笑说：「德刚，你来啦。」我接过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拥抱），师生都高舆无比！
那是郭老师第一次访问美国。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随员，他的秘书，他的代表，他的翻译，和他的司机。到处奔走洽谈，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时正忙著组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五〇年代的台湾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经济上也一穷二白。郭师美国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会，申请补助，第二是想舆美东诸名大学挂钩。——那时美国的「名」大学，都还在美东呢！
天下事最难的是伸手向人要钱！次难的是订立不平等条约。人家荣华富贵，你一穷二白，攀起亲来，门不当、户不对嘛！纵使贵人好见，而贵人之下的与你说相同语言的「二爷」、「马弁」等人的脸色有时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师原本是一位寡言鲜笑的严肃学者，为著中国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顾的假学者、烂政客，强作笑容，低声下氧，我这位老师的道童、随员、小和尚、汽车夫、樊哙……每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为之恻然。——然郭老师有传教士精神，为著「近史所」这个baby，他任劳任怨，筚路蓝缕，一锹一铲地为它奠基，真令人感动，也令人悲伤。——这是他第一次的美东之行。
其后郭老师又数度访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随员李念萱兄同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近史所已逐渐成型。当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图书馆时，郭师曾看中了我馆珍贵的「复本书」（duplicates）。我也签请哥大备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为他承担运费。郭师如获至宝，连说：「这样我们图书馆就有基础了。」那时书市不大，基本参考书和政府档案如北京政府公报，都早已绝迹也。
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围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
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
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
师生遇合有绿，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原载于台北《中外杂志》五十九卷第一期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十一、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先母属马（一八九四）。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使我对他老人家「执礼甚恭」。
袁氏是位谦谦君子。虽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长辈，但他向不以长辈自居；对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同行），他一视同仁，以朋友相处，所以也可说是「忘年之交」。但是从我的立场看他，则永远是「亦师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许多目录学著作，都是我长置案头、随手翻查的重要参考书，至今未废。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对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后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据我的口述报告。
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这则短篇里，我不愿多提他传记上的细节——因为袁氏已有几篇颇为详尽的小传，如：吴光清的《袁守和先生传略》，李书华的《追忆袁守和先生》，和秦贤次为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所写的更详细的〈袁同礼（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传记。在英文著作里，则哥伦比亚大学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第四册（Biographical Dici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4），那就兼顾中西，更为翔实了。——所以在拙篇里我只想谈谈守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史」中，所发生的作用、他的贡献，和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先谈谈「转型」
在不同的拙著里，个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当然包括画蛇添足的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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