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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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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支左,必须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这一教导,来看党内所有叛徒、反党集团,他们也是首先在教育方面特别是造舆论,所以同志们的岗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 
第二件事是反革命要反我们,他们一是抓舆论,另一方面是抓机要,要抓我们的核心机密,刘邓叛徒集团利用杨尚昆、罗瑞卿等人,完全掌握我们的核心机要部门,主要在中央办公厅、公安系统、调查系统。他们叫杨尚昆抓,他们要搞阴谋,就必须把这些掌握在他们手里。 
第三件事:从斗争中看,反革命进行阴谋活动,掩盖他们的面目,一定是要抓档案的,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反革命事实,投降、叛变材料和阴谋活动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行为,首先从各方面抓档案,这件事刘少奇、安子文在全国一解放,首先抓敌伪档案,他们从北京图书馆查出叛变材料、自首启事,他们从报纸上全部挖掉,刘少奇、安子文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南京、上海、苏州、武汉查这些单位的敌伪档案,销毁他们的罪证,但他们没有想到,全国的报纸是挖不完的,怎么能够挖掉呢?(江青插话:连报纸都是销毁,报纸是烧不完的。)(总理:全国那么多报纸,他们知道哪个登?哪个不登?)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刘少奇、王、关、戚,他们有共同的手段。我们搞专案的同志,要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关于“五·一六”问题,不是 5 月 16 日的问题,刚才总理讲“五·一六”这个问题,不仅是 67 年 5 月 16 日通知发表,在这以前,从各方面情况看,说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五·一六”专案的主要问题,大概是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末旬开始作准备工作的。大家记得这时正是十月工作会议开完后,刘邓面目一揭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没有传达,他们的问题是在林付主席讲话后公开的,还有刘邓很不象样的检讨,刘少奇司令部垮台了,王、关、戚想代替这个司令部。他们的口号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权”字。“王八七”讲话,王道明可以当外交部长(江青:主席看过的文件,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三个揪军内一小撮。)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说:现在二十四级的干部可以做部长,意思说,老家伙都不成,就是他们这些人掌权,来上台了,军队也不成了,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戚本禹这一段完全是同主席、中央方针针锋相对的,他们想把无产阶级的人都赶下去,他们上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六六年十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第二方面讲这些部门不能串联,要不两串联,不就把机密串掉了吗?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七年一月五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二十八天,夺权以后怎么办?他们一方面联络北京的外交部、联络部、冶金部、交通部、调查部一齐夺权。另一方面,当时全国机要人员大多数都来到北京串联,特别是武汉所谓造反派一千多人,就住在中央机要局,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江青:电台已经夺了权。)同志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是有党以来,有机要工作以来第一次。第二方面叫反革命夺了我们的机要权,抵消了总理关于机要人员不许串联的指示,他们夺权后,就向全国、全世界发电报,真是反革命。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调查部夺了权,就可以自己派人到柬埔寨使馆,把蒋匪气象击毁(?)。到处调查我们的核心机要密码,调查后进行扩散,完全帮助了敌人,还有冲军事机要处,他们联合冲机要局,富治算了一下,有几次我算了一下,有 13 次,最大约三、四次,每次 300 - 400 人。再一个来抢档案,交通部有个头头叫黄辉,砸了保卫处,档案有的到现在还没收回,据说有的弄到外国去了,我有本大事记 1 - 8 月份都记全了,在六七年一月一日,冶金部反动头子刘金洪,还有马金权和钢院的张建旗联系,共同收集材料,反对总理,反对汪东兴,实际上反对毛主席。五月 26 日冶金部准备成立“五·一六”兵团。总理要机要部门保守机密,他们针对总理的指示,外交部成立“大喊大叫”兵团,甚至讲恩来同志执行主席路线是动摇的。(总理插话:主席在六七年七月去武汉事件后,我去营救王力是对的,因为他当时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与此同时王力抓电台,关锋抓军委三部,搞军内情报(江青同志:他们偷剪了我给陈锡联、黄永胜同志的信。)有的是有教训的,军管会的意见不一致,交通部的军管会支持黄辉抢档案的这一派,在机要局部门也是一分为二的,地质部两个机要人员,为了保卫机要档案,挨了打,打伤了,这样的同志,全国到处都有,坏人是少数的,一部分后台是王、关、戚主要的。 
江青同志讲话 
总理刚才讲了一个大体的伦廓,康老着重讲了一个问题的面,我就是补充一下点,供同志们了解一下。今天来的我也不熟,比较熟悉的五团、北影等,八一厂也不太熟,八一厂来了没有?不重复,有的需要补充一点。 
要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挂不上钩。当时我们分化王、关、分不开,就把戚分开了。但是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我那儿成了罗马大会了,摸到了我的生活规律,对这件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都有个认识过程,同志们就更长了。今天总理、康老讲的这些话对同志们有很大的帮助,要好好学习。追其根,还是刘少奇的黑秀才、武将军,“文曲星”、“武曲星”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是一案,最早是从七分钟的闪电开始的,当时对他们不了解。 
他们一是串通,二是演习,想到中南海陷害毛主席、总理,也到过林副主席家里,还围攻我。他们很早就勾结,又是黑秀才,我们不知道,怎么接见他们的,一九六六年初,对王力这个人我从来不知道,关锋写的文章我从来没看过,戚本禹写了一个“忠王不忠”我看了。我对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报告主席、党中央。”这样才搞出来。六六年初春,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革文件起草成员,在上海我和他们有两个斗争。第一个是王、关、戚要求把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拉进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不了解,没经过中央不能来。春桥、文元同志知道,总理也知道。第二个事情,戚本禹有个政治资本,后来知道是狗咬狗,所谓“八司马”。到四月十六日快起草了,北京搞了真包庇,假批判,他到上海去。他说:“八司马”是主席知道了的,有问题也要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温情,坏了要保留,我就打电话给汪东兴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南海工作,后来不知道,他已到了西楼。“八司马”坏了,他就坏了,后来发现把他弄到记者站,才发现的。 
我对杨成武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但我和他斗了几次。一次是他假借抓大的,搞饶漱石专案,利用合法专案,搞了我那么多所谓黑材料,这个专案组并没有戚本禹,他呈阅时也写上戚本禹,我把戚本禹用黑笔画了。(问吴法宪是不是?)(吴法宪答:是)后来是我要戚本禹到上海取材料,当时只有我和叶群知道,我说没有,你再搞就是香港,就是台湾了,他就说:我不就成反革命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去吧。戚本禹也利用合法手段,搞了我的专案,就是“北图事件”,从图书馆、报纸、杂志什么都搞。中央批了,这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信是法宪送来的,我一看又是“北图”,我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是什么东西,老子不在乎!”这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当时七、八、九三个月主席外出巡视,林副主席八月也出去了,只有总理、康老在,他们一下子要端掉我们三个常委,允许不允许呀?(答:不允许。)他们要破坏军队,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就这三条,决定把他们捉起来,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报告了主席,先抓了两个,戚本禹没捉,差点把我害死。所以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今天无论如何替同志讲话的,特别是从去年八月份以后,还扭不(过)来就不妥当了。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六六年下半年,我感到他们不对头,他们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累了,身体不好,不要去了。”举个例子,捉萧华时,戚本禹说不要去了,后来突然来电话,指定要江青来,我当时觉得有预兆,我说非去不可。他们把萧华的党、政、军文件的钥匙,萧华秘书交给一个吹小号的。那里的档案是军队的机密。我说,谁要抢,我就要捉人,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我命令他们把钥匙交出来,后来吹小号的才把钥匙交出来。还有一次抢中央负责同志一类档案,我实在压不住,告诉了总理。他们抢档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假借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封,实际是偷,一种是利用群众抢,这是非常恶劣的。六六年下半年出我们几个人的丑。把我们几个人的象画在一起,出我们和主席的丑,我提了抗议,后来又出了我一个人的画本,这是破坏我们党,出我们的丑。我说你们不销毁,我要立即采取行动。六六年下半年要从工业、农业,到消费等方面调查一下,王力只是哼了哼,就这样没办法。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在六六年底,六七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把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讲话和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我们的讲话的录音放给同志们听。六、七、八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林副主席出去了,主席出去到那巡视,他们就搞,他们想一箭双雕。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作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给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一时挂不上钩,对冲派也挂不上钩,他们把邱会作同志的头都打破了,主席、林副主席说不能这样子,邱会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杨成武这样的人怎么敢怀疑?“红小鬼”、“老红军“,从来没有怀疑。但是作了斗争,大树特树,我和他们斗了两次。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这样搞。后来抢档案时,杨、余、傅给了他们解放军的衣服,他们到中央档案馆去偷查档案。我的有一个批件烧了,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七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付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这是一群非常凶恶的敌人,我在十二月发高烧时,他们串联很多人,在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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