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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曲直-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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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团结，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国焘兄对弟等有何意见，弟等均愿郑重考虑。”并表示，“以布尔什维克精神开展自我批评”。
这是陕北第一次给张国焘以许诺和安慰。
张国焘接电后，立即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去电陕北林、张、周、毛及二方面军贺、任等，这封电报仍坚持西进主张，认为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与苏联联系更为有利，因此占领甘北更为重要；同时认为四方面军占领甘北，可将胡宗南北引，更有利于一、二方面军合力占领宁夏。张国焘的意思很明白，他要自己到新疆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当然，这封电报在政治上也有了重大转折，那就是张国焘承认陕北中央的领导地位：
关于统一领导问题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的艰苦奋斗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张闻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
从此，陕北开始以中央的名义指导全党。
张国焘虽然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种高姿态，一反前一段“只同陕北发生横的关系”的态度，承认中央的领导地位，但他仍顽固地执行他的西进计划。也就在同一天，他又给毛、周、彭去电说：
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此计划实施。
于是，入甘后的西进与北进之争已最后摊牌了。
党内政治斗争又一次通过军事行动上的分歧而白热化。这是张国焘以辞职相威胁压制了四方面军内部分歧后，必然要采取的行动步骤。
也许读者对张国焘一面承认陕北中央的领导地位，一面仍与中央对抗感到不可理解。实际上，张国焘承认陕北中央，是为自己闯到新疆与苏联接通而留下的一条后路。因为他想，不能给共产国际留下一个是因为他与中央对抗而跑到这里来与苏联接通关系的印象。他是要以此把自己的企图隐蔽起来，等到与苏联接通关系后再视情况制定自己的政治战略。从目前的情况看，他只有单独与苏联接通关系，才能谈得上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否则，他的政治图谋只能胎死腹中。
这一天，陕北中央又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采取说服、让步与命令并用的办法，力促张国焘北上。先是以毛、周、彭名义电朱、张、徐、陈及贺、任、刘：
（甲）迭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褊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琰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丙）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区，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随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逼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9月18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
从这封电报里可以看出，陕北已经放弃了要四方面军在西兰大道阻胡宗南的要求，退让一步：北上同一方面军一起进攻宁夏。同时，陕北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张国焘北上。这是自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以来的第一次对张国焘下达的命令。随后，又以毛、周、彭的名义再次给朱、张、徐、陈去电，商谈一方面军与之配合北上的有关事宜。
这样，四方面军不得不再次开会研究行动计划。就在这时，四方面军西进的部队已经遇到很大的困难。徐向前所率三十军的先头部队已到洮州，但据当地居民说，黄河对岸已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同时四方面军部队中纷纷传说入青海后又要走雪山草地，这对于曾三次过雪山草地的四方面军官兵，不免心惊胆颤，士气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不少高级干部也产生了抵触情绪。有的发牢骚说：“张主席总让部队朝太阳落的地方走。”这些情况，不得不使张国焘放弃西进计划。
树欲静风不止（7）
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复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29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张国焘的单独西进与苏联接通的计划至此宣告破产，不得不挥师北上，直奔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
但由于张国焘拉着部队向西移动，进行静、会战役的机会已经失去，敌3个军南下渭河，齐向二方面军压来，险些使二方面军全军覆没，如果不是张学良悄悄让出一条路，那结果便不堪设想。
这次红二方面军向北转移，是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经历的最危险、损失最大的一次。贺龙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张国焘违背中革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四方面军一撤走，敌人就围过来了。急行军，掉了几千人。”“部队搞得稀烂，后勤都搞完了。”“张国焘整了我们一手，损失相当大。”
贺龙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带着二方面军向会宁奔袭。
红军的三大主力会师在即，毛泽东与张国焘将如何见面？
温柔的斡旋
张国焘取消西进计划，率部东出会宁，他见到了一位老战友——徐海东。
徐海东过去在鄂豫皖时期是张国焘的老部下，此次相会，自然也有相会的欢乐。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写到他们相会的情景：
1936年9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筑物内，我和朱德等会见了徐海东，这位四年不见的老战友，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一看见我，欢喜得拥抱着我……
徐海东在陕北迎来了毛泽东以后，得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非常气愤，指责张国焘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却对他说：“海东，你和张国焘有一段交情，你要多做团结的工作，如果你把他说服了，可就立了一大功啦！”
这次相会，徐海东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嘱托，他向张国焘介绍了他本人对毛泽东的印象。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以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徐海东专挑张国焘喜欢听的讲，“而戴季英、聂鸿钧却搞起肃反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关起来，做得太过火了。把在陕北很有影响的刘志丹也关了起来。毛泽东一到陕北，听说刘志丹被关着，就急呼刀下留人……”徐海东就这样向张国焘介绍着，给张国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徐海东对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都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徐海东还说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展的情形，对党内团结有所帮助。……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这样，会使前方士气为之大振。
徐海东向张国焘交谈的这番话，意在告诉张国焘，毛泽东已经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领袖人物了，你不能再与他争高低。同时还策略地劝他与毛泽东握手言欢。这无疑打动了张国焘的心，他当时的心情也在《我的回忆》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徐海东这个朴实的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我同样觉得戴聂的整肃工作是做得过分了，毛泽东等出面纠正是适当的。我除了对徐海东表示这一点看法以外，也说到我正努力于党内团结。
看来，张国焘真有点回心转意了。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再行他的分裂阴谋也是不可能的事了，他只得顺其自然。当然，此时张国焘放弃他的分裂念头，应该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在保安的毛泽东正在与过去不共戴天的张学良商讨携手共同抗日的大计，那么与张国焘还有什么恩怨不能暂时搁置起来呢？还有什么分歧不能解决呢？
毛泽东正在以他那博大的心胸在等待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一直在等待张国焘与他握手，只是等得太久，许多人都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毛泽东没有同意，目的就是能等他回来，回到党中央的怀抱里来。并且预言一年之后张国焘肯定会来与他握手。但张国焘却没有感受到毛泽东的那种热切的等待，一直把毛泽东作为他的政治对手来对待。就凭这一点，张国焘与毛泽东相比，他已经显得十分的渺小。这也决定了他不能做也没有资格做党的领袖。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率部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以后，即电告张国焘，已决定派周恩来到宁夏的洪德迎接他。
此时，张国焘已无话可说，即率部奔东，向洪德移动。
11月20日这一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自毛儿盖与张国焘分手之后，大家都没有想到会在宁夏的一个叫河连湾的集镇握手言欢。
树欲静风不止（8）
在这个集镇的一个大路口上，张国焘同朱德一起与周恩来相会。
“你们辛苦了！”周恩来上前一下抓住他们两人的手，动情地说道。
朱德望着周恩来，眼泪禁不住流淌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使劲儿地摇着周恩来的手。这一年来，他所经历的一切，周恩来是无法想象的，好在张国焘保全了他一条生命，才有今天的重逢。
张国焘则是随着朱德那摇动的手也跟着摇动。此时，他心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一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如何向周恩来交待？如何向他表露自己的心迹？
其实，周恩来不需要他们说什么，一切都在理解和意料之中。
“国焘兄只是脸黑了些，朱老总也有点瘦了。”周恩来仔细端详着他们两人。
“革命嘛，那有不吃点苦的？”朱德说道。
“有劳你大驾迎接，吾兄颇感不安啦！”张国焘拉着周恩来的手往前走。
他们三人边走边继续寒暄，一起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坐下后，周恩来即向他们介绍全国目前的形势和他与张学良接触的情况。他说：“我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当我提出要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时，他当即表示赞同。张学良的这种抗日决心，是日本侵略行径和蒋介石逼出来的。他那个著名的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以后，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他本人也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介石却歧视他，要让他的东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
周恩来稍作停顿，喝了一口水，继续说：“这些年来，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能反过来联俄联共抗日，一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所以抗日怒涛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借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因此，我们不能用老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张学良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而现在他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抗日的号手。”
周恩来还向他们介绍了很多情况，使他们耳目一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我自从1931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绝，已达五年之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极少，所告诉人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然而，周恩来向张国焘传达这些消息，不只是让他开开眼界，更重要的是让他领悟到，目前中央的抗日方针已经确定，并在贯彻这一方针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证明了中央当初确定的北上抗日是正确的。这一点，你张国焘是无法取代的。周恩来还要让张国焘领悟的是，全国人民都要团结一致抗日，过去党内的一切分歧都必须搁置起来，不能再闹分裂了。
实际上，张国焘已经理解了周恩来那话里的意思，所以他表示“须急起学习”。
但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却使他自身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因为现在的一切都告诉他，中央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正确的，而他自己却一切都错了，他从内心里感到自己的分裂行为是一种罪过，但他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也无法面对未来。他甚至希望由毛泽东等人主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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