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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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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刘少奇对运动执行不力很不满，尤其认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
8月1日，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
刘少奇强烈要求负责干部要亲自到农村去蹲点，取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直接经验，“我们的‘四清’、‘五反’，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大革命，是比过去的土改、合作化还要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如果负责干部不去蹲点，“就不能领导今后的工作，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除开有病的、年老体弱的以外，凡是能够下去的，都应该去参加这个大革命，搞两个典型”。
刘少奇说：
过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绩的，主要我看是起了煞住歪风的作用，也起了推动生产的好的影响。但是，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据我的估计，“四清”、“五反”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没有搞开，没有入门。……过去一年多，我们在这个革命斗争中间打了败仗，不是打胜仗。
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的。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
刘少奇把这种对运动贯彻执行不力，认为是党内的右倾思想所致。
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后十条》修改由刘少奇负责。同时，会议根据陈伯达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此后，刘少奇就转向了领导“四清”、“五反”运动。
首先要做的，就是主持修改《后十条》。
8月5日当天，刘少奇带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赴广州修改《后十条》。行前，田家英请示毛泽东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何意见。
毛泽东说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
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田家英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刘少奇。
抵达广州后，8月11日，刘少奇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再次强调说：“现在党内严重右倾相当普遍。我过去怕讲右倾，有顾虑。回去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后来在北京作了一次报告，不戴右倾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的。”
但是，刘少奇接着就说：“但是要掌握火候，掌握火候者，就是防‘左’。”
自8月11日至20日，刘少奇在广州10天，主要修改《后十条》。《后十条》由田家英执笔，刘少奇最后修改定稿。修改时，刘少奇加写了一些十分尖锐的语言。
16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汇报了湖北、湖南、广东视察的情况和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一些全局性的意见。
刘少奇在信中说：中南各省准备每一个县搞一个区或一个相当于区的公社，这样分散进行能否搞深搞透是难于保证的。我已向湖北、湖南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也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方法，把工作队集中起来。同时，“中央各机关也抽出人来组织工作队，在北京进行初步训练和准备，然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
18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8月16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同。今天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意见，统一党内思想。……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这实际上把“四清”运动的规模更加扩大了。中央工业、交通战线的16个部、局共抽出3901人，占干部总数的26％，其中正副部长、司局长分别抽出34％、31％。
据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掌握的数字：全国下去搞“四清”、“五反”运动的，共有150万到160万人。
的确够得上“声势浩大”。
19日，刘少奇委托田家英将《后十条》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并写了一封信：“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上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27日，毛泽东将修改稿批发给正在北京参加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成员：“此件请印发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实际上，这已经表示了毛泽东的态度：对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不满意。
此后，刘少奇到广西、云南视察，8月26日回京。29日至9月1日，连续4天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后十条》修改稿。
9月18日，刘少奇签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第二个《后十条》。
第二个《后十条》，较之前一个《后十条》，对形势估计的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这个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猖狂进攻，“他们拉拢腐蚀干部，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要把团结95％的群众作为团结95％的干部的基础；改变过去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办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如此，就使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方面扩大了规模，使群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另一方面扩大了打击面，撇开了广大干部，使广大干部成为了怀疑和打击的对象。
这恐怕不仅仅是“声势浩大”的问题了，更是一种“暴风骤雨”式的席卷，好像是一场十二级台风，刮向了广大农村、城市。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左”，向“左”……
8月19日，刘少奇就为批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致信毛泽东，要批转这个报告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桃园经验”。
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介绍了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主要是：先搞“扎根串联”，再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等等。这个报告就是后来被广泛流传的“桃园经验”。
当时许多工作队成员也不知道怎么搞，因此王光美的经验很受大家欢迎，很多人请她去作报告。陈伯达还特地找到刘少奇，积极提议把王光美的报告印发给各地党委和“四清”工作队作参考。
为此，刘少奇慎重考虑后，同意把“桃园经验”转发各地参考。8月19日，他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此事：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2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此次到会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转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9月1日，王光美的这一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全国。自此，“桃园经验”成为了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个样板。
但是，这份报告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强调采取“扎根串联”的秘密工作方式。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作了报告后，在随同刘少奇视察时，先后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同样的报告，还有不少地方听了录音。
“桃园经验”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地纷纷效仿。
2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
天津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陈伯达主持搞的。8月4日，陈伯达给中共中央写信，送上了小站地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网，并附有三个“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一份。8月12日，中央转发了这封信及所附材料。9月25日，天津市委写出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认为：小站地区的政权是“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们长期“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真理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我们的”。“三个反革命集团”“上面的根子就在区委。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就是他们的保护人”。
中共中央决定转发这个报告。刘少奇在指示中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之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顿时，本已出现的“夺权”风潮，不仅仅把广大的基层干部一脚踢开，而且作为了斗争对象，使“夺权”运动再起新高。
可见，在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向“左”的方向发展，尤其批发了“桃园经验”和“小站夺权斗争经验”两个报告并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毛泽东向“左”滑的同时，刘少奇也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向“左”滑。
但是，紧接着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就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而且明朗化、公开化。
刘少奇更没有料到，不久他就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但会议中期，出现了变化，使这次会议成为了长达一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
15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主要发言，传达会议的议程，并提出了前一阶段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交换一下意见，交换一下经验”。16日至19日，连续4天召开了全体会议，对刘少奇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在农村中如何划分阶级、如何进行整党、领导干部如何下去蹲点、工厂干部的民主选举等。会议决定，由陈伯达主持起草一个会议纪要，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的指导文件。
但是，接下来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
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刘少奇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
毛泽东很不满：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20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刘少奇认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但却在谈话中明显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会议一开始，刘少奇就说：要讨论一下主要矛盾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
刘少奇说：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
陶铸表示赞成。
毛泽东却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仍然坚持：“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马上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同时，毛泽东对刘少奇强调的秘密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不依靠干部等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
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此后，刘少奇就没有再公开坚持自己的意见。
23日，陈伯达写出会议纪要第一稿，共16条，后又修改为17条。2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毛泽东批示：“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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