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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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的思考。
当然，毕竟没有管理和治理国家的经历，中共领导人对新中国的思考有其偏颇是在所难免的。
米高扬从这次会谈中看出了这一问题，并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必须指出，我与之交谈过的政治局委员都很在行，他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上都很有信心，而在经济问题上素养很差。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如他们没有任何有关在同国民党作战之后所没收的日本财产的材料。不知道在中国有哪些重要外国企业，它们属于哪些国家。也没有关于外国银行在中国活动情况的材料。他们还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他们要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其中有多少在被解放了的地区，处于什么状态。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甚至对于在解放区内由他们支配的计划也未加以具体化。他们身居农村，脱离实际。在会谈过程中得知，他们对于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
的确，中国共产党人此时还没有对新中国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构想，仅仅是大模样、大框架，至于具体的东西，就没有了“具体的计划”。这也正是刘少奇为什么秘密访苏的主要原因：借鉴苏联经验，开国建国，细致地描绘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蓝图。因此，毛泽东向米高扬提出，中共领导打算过一段时间向莫斯科派出一个专门的代表团。
在中共中央确定刘少奇秘密访苏之后，刘少奇就积极地为此作准备，并起草了一个提纲，主要是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刘少奇在提纲中再次强化了1948年9月会议以来中共领导层对新民主主义蓝图的规划，绝大部分内容在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时都谈过。刘少奇明确说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是个生手，“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
刘少奇接着谈到，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即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其中，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合作社经济可以很快发展起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去组织。国营经济在接收官僚资本后及将来收回若干大企业后，“是一个可观的但还是很小的成分”，但它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
刘少奇分析说，这些经济成分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与趋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这一矛盾和斗争，将决定中国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共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所需时间要比东欧、中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长得多。
很显然，新中国的前途已经确定无疑：社会主义。这是大方向，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但是，中国的现状要求走一段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且是长期的。这实际上就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充分的条件。而这也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因为小商品经济占绝对优势，而这一经济成分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引导小商品经济走合作化之路是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举措，而这也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刘少奇所提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仍然是大框架，仍然是一个总体的设计规划，没有更为具体的、完备的政策和方针。因此，在提纲中，刘少奇列举了一些需要向苏联方面吸取经验并需要苏联方面指导的、中共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备的经济方针和经济计划；干部学习并管理经济；全国性的统一领导经济建设的机关等等一系列问题。
秘密访苏出发前，中共中央已从香山移驻中南海——新中国的政治中心。
出发头一天晚上，毛泽东又同刘少奇彻夜长谈。
谈话的内容，迄今没有任何的材料透露，世人也不得而知。
但是，不外是自1948年9月会议以来中共对新中国一系列问题的规划和构想。
同时，双方如何处理两党、两国的关系？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后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中苏间战略性的亲密无间的兄弟友邦关系，奠定了基础，作了开路先锋。
而这一切，都需要向斯大林及苏共中央汇报并取得意见和建议，甚至“指示”。
“学生”向“先生”请教，“兄弟”向“老大哥”取经，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必须的，是必要的。
1949年6月下旬，一架当时的王牌道格拉斯飞机在朝鲜万米高空时高时低地飞行。
飞机上，乘坐的是中共中央代表团，担负着赴苏联进行秘密访问的任务。
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兼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另外还有邓力群、师哲、戈宝权、徐介藩。
同机的是陪同中共代表团的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柯瓦廖夫、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6月21日，刘少奇、王稼祥从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出发北上，抵达沈阳后同高岗会合，然后抵达大连，从大连乘机前往苏联。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为防不测，飞机绕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空飞往苏联。6月26日，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入住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卡亚大街8号公寓。
这是一座沙皇时代的建筑，是当时的一位大资本家为著名的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宅，十月革命后成为苏共中央的招待所。在这里，只接待中国、朝鲜党的高级领导人。
为迎接中共代表团，苏共方面也是煞费苦心，由于是秘密访问，一切都还暂时不能公开。因此，代表团的住处、生活、参观游览、会见、会谈，及其他的一些活动，都由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安排，而代表团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同国内的通讯联络，均由苏联方面的军事情报部门负责。因为，刘少奇一行虽然是中共代表团，实际上是履行毛泽东未能成行的访问苏联的任务，是作为斯大林的客人来的，所以只有斯大林一人才有权力同中共代表团谈实质性的问题，甚至一些具有影响性的问题，其他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都不能插手，也不敢过问。
身份的特殊性，访问的特殊性，会谈内容的特殊性，构成了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的特点。
依然是红场，依然是克里姆林宫，风物依然，人已变。当真是“物是人非”。
真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少奇这是第三次到苏联了。1921年到苏联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在这里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带领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苏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因坚持正确主张而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现在，刘少奇再次来到莫斯科，却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中央就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磋商，征求斯大林及苏共中央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新中国找一条道路。
同样是找道路：28年前找的是革命道路，是“破坏旧世界”的道路；现在找的是建设道路，是“建设新世界”的道路。
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刘少奇；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斯大林。
名副其实的“学生”与“先生”的关系。
27日夜间，刘少奇一行驱车前往孔策沃别墅。从车里出来，刘少奇就看到了“先生”——斯大林。宾主互致寒暄后，进入大厅。
这次会谈，表面上看来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因为一切都是在宴会中进行的。斯大林设了国宴来招待中国革命的胜利者们。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非常随意。但在会谈中，也涉及一些重大的问题。
代表团首先提出了贷款问题。斯大林表示，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说，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两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这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平均每年6千万美元，为期5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
关于专家问题，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并已经准备好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的报酬问题，斯大林说，中国应当按照中国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将由苏联政府向专家们补足。
刘少奇强调说，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斯大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刘少奇提出，希望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希望在三四天后进行，以便中共代表团有所准备。
刘少奇进一步提出，要求在苏联学习其国家机构的设置、工业及其他东西，以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
斯大林很爽快，答应代表团的这一要求，并表示，苏联准备在学习国家机构、工业和中共代表团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帮助。
由于没有同苏共中央会谈的经验，代表团对这次会谈没有进行详细的记录。到公寓后，刘少奇召集代表团成员一起回忆会谈的情况，并拟出下一次会谈的提纲。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的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能够有所依循，使会谈更有条理，更为系统，既使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对中国问题有个透彻的了解，也使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及苏共中央通报中国情况，提出问题和征求意见。
3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和要求。
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的名义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
刘少奇的报告送到斯大林那里后，斯大林在报告上作了诸多的批注，能够反映出斯大林的一些真实想法和认识。
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在中国革命已基本上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今后中国的任务，是争取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新政府中，设立军事委员会，内阁之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并设立各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内阁总理，刘少奇和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形式相近于苏维埃制，是人民代表会议制，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刘少奇提出，中国不能过早地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斯大林在旁批注说：“对！”
刘少奇还提出：“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因此，要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同时，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在后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就此表示同意，说，劳资矛盾暂时不要加紧、扩大，工人斗争不破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订劳资合同，避免破坏此合作。要使资本家变为友朋，使合作能长远。
关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刘少奇在分析了各种情况后，提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据以下几项原则：（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提出，“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刘少奇提出，束缚条件是不能答应的，但可以采取积极的办法，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