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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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灾民。其间的差价由官府承担。这期间，我拜会了青州知府，建议他奏请北京的中央政府组织从朝鲜和日本进口各种谷物，并免除进口税，以降低价格。在鹿皋（）一带，有一个姓丘的人。六十年代，太平天国的叛乱即将结束时，他被推选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抵抗太平军。这些村子现在又希望丘带头起来造反，因为群众由于没有食物快活不下去了。他拒绝了，逃进了青州城。乡民为他的行动所激怒，冲进他的家，杀死了他的六个家属。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妇女来到城里，怀里抱着一个大约四个月大的婴儿。她整天坐在府衙的门前。孩子的身边有一束麦秸，表示将要出卖。我那时的日记特别提到了下面的例子：六月二十七日：今天早上，据说又有一位妇女差一点亲手结果自己的孩子。在渡河来城里的时候，她曾想倘若把孩子扔进河里，她自己有可能活下来，但她的母性本能还是占了上风。她带着孩子进了城，现在就坐在街道边上，期待着有人会怜悯她们娘俩。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来拜访我，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力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七月初二，礼拜天：民间传言说，一位测字先生死而复生，预言在今年，三分之一的人将要死去。如果这种流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用多久，整个北方的民众都会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危险。我利用了这种谣传，用那种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约拿对尼尼微的态度展开传教，劝说人们忏悔他们的罪过，转向上帝，以便求得上帝的怜悯。清朝的高官们没有认识到，由于他们的无知而使人民濒于毁灭，这本身就是罪过。一个站在我的门前妇女，怀里抱着孩子，一直盯着我的房东，突然疲惫地坐在了地上，请房东为她从旁边的树上捋了一把叶子。房东照做了，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说：“现在感到好受些了”。看到这些因为饥饿而面色苍白的病人不声不响地坐以待毙，你会深感同情。眼见这么多不幸发生，我却无力帮助，只能分送点什么帮他们苟延时日。5　分发救济金的方法找到一条合适的办法，把救济金发放到所有人手里，同时又能确保已领过的不回来冒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到的方法之一是，我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做一个不易被涂掉的标记。有些人利用充足的时间跑到巷子的另一端重新排队，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已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另一个人尝试了另一种方式：把硬币从城墙上撒向墙外的贫民。其结果不用考虑是乱作一团的拚抢。在当时记的日记中，我还发现了这样两句话：“知府——他的治下有十一个县，向皇帝奏报说，有七个县遭受了饥荒”。“王先生，是青州府学教授，用了两天时间向城隍庙的土地神求雨”。七月初，有报道说，在与临朐县相邻的沂源县，有一个拥有五百亩土地的地主，愿意卖掉地产，换取粮食，然而，买主的出价最高不超过每亩两元半，尽管他的土地的价值在每亩五十至一百元之间。如此低的价格使他非常绝望，于是他在全家吃的饭里放上砒霜，以全家同归于尽了结了他们的烦恼。我知道，我既不能为保全自己离开这里，也不能持有任何财富，当可怜的民众正在忍受饥饿——正是为了他们，上帝才派遣我来到这里。然而，任何个人从事救助都困难重重。比如说，有一次，一个粮店老板决定散发他所拥有的全部谷子。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结果在为维持美好的生命而发生的拥挤中，一个小女孩死于非命，人们相互践踏，许多人的骨头折断，逃离现场。自此而后，知县发布告示，禁止私人举行救济活动。饥饿的民众绝望地流荡在大街小巷。七月三日：在进行早祷时，我看到了一则我的房东向饥民施粥的消息。他让饥民们坐在地上。这真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一下子领会了它的妙处：坐着的人群是不会发生拥挤的。我喊了十多个人，让他们去将饥民们招呼到我的住处对面的一处空旷的打谷场上，成排成行地坐在地上。男人以及怀里抱着孩子的妇女们都坐好后，我出现了，告诉他们我有一点点钱，如果大家能安安静静地坐着，我很愿意把所有的积蓄都分给大家。第一次我将分发一小部分，然后再发第二次、第三次。人们都得到了救济金，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坐的地方。他们是那样安静，就像在参加一场宗教仪式。街道对面就是县府的衙门，很快，衙门里的一些差役还有一位或两位师爷就看到了这不可思议的安宁场景，感到非常惊奇。最后一枚铜币、最后一点施舍物发放完毕后，我对他们说，我已经没有了，即便是朝廷也不能拯救他们，除非降下一场甘霖。为此，我们必须向上帝祈祷。我叫他们跪下来，说我将祈求上帝，请他眷顾下界垂怜众生。这样，数千遭受饥饿之苦的贫民满怀感激地接受了给与他们的小小捐助，并且从此以后，只要知道有祈祷上帝的活动，他们都会参加。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再次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七月三日晚上，从青州东面大约八英里的一个叫凤凰台（）的地方来了一个人，他对我说，那儿的人民在准备起义，希望我能跟他回去，做他们者的领导。我的回答是，这种事情我不予考虑。他继续劝说我，这种危险的谈话使我惴惴不安。这时一个马车夫走了进来。此前，我从他那儿预定了马车，准备第二天去济南。于是，我对来访的客人说：“到济南后，我将去拜访巡抚，努力劝说他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人还未离开，我的儿子走了进来，告诉我说，很多人等在外面，等候这个人带我出来，跟他们去凤凰台。那人起身告辞，并说，等我从济南回来后，再登门拜访。我送给他一张很大的海报——那天下午已在城里广泛张贴，上面写的是《主祷文》中的解说和劝诫。因为经常有一些小小的捐助，我得以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发放一点救济。第二天早上，有些妇女就拿我的态度和政府官员的态度想对比，说当官的对穷人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意识到倘若这样的话继续传播，政府官员会相信关于我鼓动叛乱的谣言。我决定立即离开青州。离开之前，我预付了房东三个月的房租。每月房租不超过五块墨西哥银元。离开青州大约五十里左右时，我发现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孩子坐在我的马车的后面。他的父亲是青州城里的一个裁缝，他有一个哥哥，也是裁缝，在济南府。他打算到哥哥那儿去。由于担心会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散布谣言，说我诱拐儿童，我委托一位大人把他带回给他的父亲。7　向巡抚进献预防灾荒的建议济南府的统治者　叫丁宝桢，贵州人。七月七日，我到达他所统治的这座城市，会见了他。他体格魁梧，作为太平天国叛乱的主要平定者之一而闻名。当丁宝桢率领所部镇压太平天国、并阻止了天国军队对北京的进攻时，叛军已经占领了全国十三个省中的八个。我向他建议采取措施从朝鲜、日本和满洲进口谷物、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以便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他认真聆听我的建议，深表赞许，并说，他建议立即进行改革。对山东来说很不幸的是，他不久就升任四川总督，没有机会为山东谋利益了。他的儿子名叫丁惕昌（），后来在山西曾遇到他，那时他任当地的道台。因为我曾认识他父亲，这位做儿子的在太原府对我一直很友善，后来他被提升为广东行省的主要大员之一。刚刚回到青州，我就听到了一些心地邪恶的人散布的谣言，说我把一个儿童强行带到了济南府。我马上去找那位裁缝——那个小孩的父亲，让他和我一起去衙门说清楚。当着知县门上（秘书）　和衙门内其他职员——那些低级勤杂人员还不算——的面，他证实说，他的孩子是曾跟着我的车离家出走，但我当时托人把他送回来了，他们夫妇非常感激我所做的一切，而他的孩子现在就在家里。8　来自烟台的捐助六月十一日，我代表正在遭受灾荒的民众，接收了我在烟台的朋友卡米吉尔（）博士募集的一小笔捐款。我把它送给了知县，让知县发放，并说希望他不要因为这礼物菲薄而不屑一顾。知县看起来非常高兴，说他一定会告诉民众这笔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告诉他说，这倒无所谓，我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些穷人会因此减少一些饥饿的威胁。那些日子，我这样写道：“土地的价格减少到了以前的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买主。人们以原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卖他们的铜制和锌制器皿。当铺在春天当五百文的衣物，很快就减到四百文、三百文，眼下同样的东西只能当一百文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此类典当品，只是政府官员不允许他们拒当。正因如此，这些东西能当到的钱少得可怜。“今天晚上，有两个人被砍头，一个人被锁进木笼里”。　　　　　　　　　　　　　　　　　　　　　　　　　9　对上帝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引导人们转向上帝祈祷求雨的不仅仅有微不足道的海报，还有影响更深更广的宣传基督教的印刷小册子。它们不断地把大批的虔诚的信徒带到青州府，向我咨询宗教方面的事情。我向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我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书讲给自己邻居听。这样，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问询的人。最后，每个中心成为一个教堂的核心。当这些小头目能够记下来教义问答和赞美诗时，他们会向我索要更多的印刷品。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至此，我译完了泰罗的部分《神圣人生》。它的第一部分研究的是如何“面对上帝”的修道实践，引导读者直接转向上帝，求助于上帝的启示和指导，而不是依赖外国传教士的指教和劝告。我还为能背诵下来的那些领导者编了旧约中的赞美诗和新约的选集，以使他们领先与其追随者。为了使他们能学会祷告，我订购了一些英格兰教堂的祈祷书，暂时用来指导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如何运用。问询者的数量激增，而我又是唯一的外国传教士，于是，我邀请远近不同村庄的领导者，有的来自四十里地之外，在固定的时间到青州府来，背诵他们手中的经文，聆听进一步的讲解。新约中某些部分对问询者的影响，记录下来非常有趣。那些背诵《以弗所书》的成为加尔文派的忠实信徒，坚信自己是为给上帝做伟大之事而来到人间。而那些背诵约翰福音的呢，则成为可爱的神秘主义者。来青州府聚会的信徒首领，最多的一次达六十余人，他们在我这儿一待就是几天。我给他们提供一所空房子居住，他们自带行李和干粮。除了男首领的聚会外，我还组织过女首领的聚会。我指导她们学习，指定背诵的经文内容。在每一个中心，都会自发地成立周日学校，由基督徒给前来探询的人上课，听他们背诵《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在那儿，他们也一起举行礼拜活动。这样，一年之内，就有超过两千名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者在数十个中心定期举行礼拜，遍及青州的东、南、西、北。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倪维思博士采用我的传教策略

倪维思博士是美国长老会驻烟台的牧师，他每年都要到山东内地举行两次漫长的传道旅行，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季。距离烟台八百里的青州府是他到达的最远地点。通常，他和我在那里待一两天，一起就我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展开讨论。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的传播和教育方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的组织是自给自治的。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人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诉诸他们的良知——比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崇高的事物。当我给尼维思博士讲起这件事时，我已经着手这项工作，并且有几个本地人自愿加入到宣传基督教的行列。他同我一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看看我这种方法的成效。看后，他非常吃惊，决定将此作为他的传教新政策的核心。他在我的房间里写了若干小册子和规则，对这种方法加以发展，并用我的胶版誊写版进行复制。此后的几年里，他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以此为主题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首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随后又印成了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英美差遣会主席团的某些人中流传，以“倪维思方式”而闻名。这种方式是以土著人带头传教而不是外国传教士。当我们自己的传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寄给我时，却不知道我早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只是到了后来，支持着它的基本原则被人们忽略之后，这种方式才不那么行之有效了。11　救灾中的插曲向当地行政官员声明我拥有充足的基金，可以对遭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