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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晚清45年-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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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禧太后面前认罪服输。然而，当北京的高官们联合起来，搁置他的弹劾折子时，他拒绝继续为政府服务，一度回到上海安享天伦之乐。1913年，孙中山和黄兴发动叛乱，反对袁世凯总统。岑春煊在他人撺掇下，站在叛党一边，反对共和政府。叛乱被平定后，他同叛乱分子一起消失，从此默默无闻。14 其他几位山西巡抚接替岑春煊担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是汉军正蓝旗人。山西大学西学部的总教习敦崇礼先生发现，赵尔丰对有关大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后来，在他担任武昌总督 时，我拜访了他，那正是他转赴四川任四川总督的前一天晚上。谈话中间，我表示很遗憾中国当前没有真正的总督，也没有真正的巡抚，这使得中国处于极为危险的无政府状态。我表达看法的这种方式使他十分吃惊，要求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于是，我指出，总督和巡抚的调任过于频繁，经常几个月就换人，不论一个人的才能多么突出，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弄清他所管辖的省里的情况，也没有时间采取改革措施，因而总的效果就是各个省里都没有管理者。山西的另一位巡抚是个满洲人，叫恩寿。他对山西大学的态度不错，曾授意山西布政使拨出1万两银子，为大学增购器材。我任山大名义校长期间的最后一任巡抚是丁宝铨。他是历任巡抚中对山西大学最友好的。除了对山大的悉心关照外，他还费了很大的力气建设师范学校，为整个山西省培养师资。如果把我与那些跟山西大学有关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概括，那可以这么说：对我的管理工作，他们从来不加干涉。在每年5万两银子的办学专款到期之日，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予以支付。当我把办学合同交还给山西政府时，那种普遍的快乐和感激之情超乎我的预料。还有，为了表达对敦崇礼先生卓越的奉献的感激，他们在山西大学校园里边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颂扬他的诗句。
15 革命对大学的影响 在1911年爆发的革命运动中，丁宝铨的继任者被刺杀，城区大部分遭到破坏。但革命派却没有触动学校的建筑。学校的财物总监，一位姓高的基督徒，以前曾是我妻子的写作助手，在每不同教室的所有门上、在学校的所有建筑物的门上，都贴上了外籍教授的名片。叛乱者不敢触动外国人的任何财产。在革命运动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局势一直非常混乱，经费也接济不上，教授和学生们零落四方。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
1 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就如同败于日本的屈辱导致了1895－1898年的改革运动，1900年中国遭受的耻辱也唤起了改革派全新的激情。上海的学生成立了自己的协会；北京和其它一些城市成立了各种教育和文学社团。一种新的动力被灌注到了上海的教育当中——在广州人和宁波人开办的西式学校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对教育改革的期待和渴望。在政府里，这种倾向也很明显。1901年8月，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命令改革考试制度，以现代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法学、宪法等，作为策论的内容；那些古老技能的遗留——射箭、举重等等，原来是获得武举的必要条件，从此永远被清除了。9月份，又颁发了另一道上谕，命令全国的所有书院都教授西学的现代学校，并且在每个省的首府都要建一所大学。此后不久，又颁布了第三道上谕，规定所有督抚都要以刘坤一和张之洞为榜样，派遣有才能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各种专门知识。这些诏令原来是由光绪帝在1898年首先颁布的。光绪帝颁发的另一道诏令是劝谕满族亲王们到国外旅行。这条诏令下达时在朝廷上曾引起巨大的恐慌，现在却被付诸实践。即使满洲贵族们，迫于形势，也不得不然。光绪帝的哥哥醇亲王（皇帝和太后死后，为摄政王）被派往德国，就1900年两名德国牧师被杀事件向德皇道歉。因为此前从没有哪个满族亲王被允许到远离京城四十里的地方旅行，或者在城外过夜，这可算得上是一个大事件，尽管他的使命只是道歉。第二年，庆亲王的儿子载振被派往英格兰，出席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此后，相继有满族亲王被派往日本、欧洲、美国执行特殊使命，或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州举办的商品展览会。1902年，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告诫中国人废弃妇女缠足的、害人不浅的习俗。这使“反缠足会”大受鼓舞。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中国北方
2 访问中国北方⑴周馥1902年春夏之间，我在中国北方待了四个月，其中大部分是在太原度过的，因为要操持筹建山西大学事宜。在回上海途中，我去保定拜访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的是得到他的帮助，为教材的翻译筹集一些资金。他手下的省布政使是周馥。义和团事变之后，他在处理直隶省的对外事务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技巧，作为奖赏，很快被提升为山东巡抚。他不仅是引进电报和铁路的先驱者，也是现代中国对基督教表现出深厚兴趣的第一个高官。我去拜访的时候，他正打算赴山东担任新的职位。对传教士出版发行的书籍，他一直不满意，因为它们没有针对官员的心理把观点表达清楚。他告诉我，他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基督教书籍和小册子，把它们装进了一个箱子里。前不久，他手下一个非常有才学的官员，父母同时去世了，守丧期间不能从事政务。周馥认为他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研究一下这整箱子的基督教书籍。于是，他把箱子送给了那位官员，请他在读完其中的内容后，就基督教写一篇适合官员阅读的论文。我再一次在北京见到周馥时，那位官员已经把论文写完了。周巡抚请我把论文通读一遍，看看是否适合发表。我发现，由于受了中国政府的煽动，作者加入了许多涉及当地基督徒的诉讼案件，这些案件当然不会增加教会的声誉。我对周馥指出，写一本解释基督教基本原理的书，却引用许多涉及当地基督徒的案例来反对它，这就像在写一本介绍儒教的书时，却引用儒生犯在衙门里的案件一样荒唐。理所当然，这本书没能出版。⑵拜会荣禄这时，荣禄派人来传话，让我去跟他见个面。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期间就很多重要事情，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在能力方面，与我所遇到过的其它中国人相比，他更像李鸿章：头脑清晰，思维敏锐。会谈结束时，他问我是否愿意见见鹿传霖。我猜想，他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鹿传霖以最排外的内阁大员而闻名。我回答说，如果他真的愿意见我，我可以登门拜访。于是荣禄说：“明天五点，他将在他家里恭候你”。⑶会见鹿传霖鹿传霖是直隶人。在荣禄安排的那次同他的会见中，我问他，在他看来，中国的状况与六十年前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别问我这样的问题”，他回答：“比以前差多了，并且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坏。”这是我故意给他设的陷阱，他很轻易地就陷进去了。于是我说：“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那些使中国陷入灾难的陈规陋习，才是聪明的做法？”看到自己落进了圈套，他很老道地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怎么做？”这给了我一个我所期待的机会。我列举了几项我认为必不可少的改革措施。临分手时，他就通货问题征求我的看法。我回答说，他应该向银行家们征询意见，因为他们是专家。但他坚持询问我的观点，于是我说：“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金本位，中国继续行用白银，毫无疑问受害的将是中国；而倘若中国像其它国家那样采用金本位制，就会得到同样的利益”。几年以后，我又一次见到他。时间是1910年，我正在北京。他来拜访我，告诉我说，在他任户部尚书时，他开始安排向金本位过渡，但在他完成谈判之前，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了。这种延误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鹿传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固执的绅士，以一种巨大的热情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正如他的一个同乡，偏见误导了他，使他无法对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⑷肃亲王这期间，我遇到的另一位有趣的政府高官是肃亲王。他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他的宫邸是如何为逃难的基督徒所用的。在义和团围攻北京期间，不同国家的外国人都将他们的大本营设在英国公使馆周围。正对着公使馆，隔着一条河和一道街，是肃亲王宫邸。当基督徒的教堂和其它建筑都被焚毁后，詹姆斯先生（一开始是浸礼会的传教士，后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去找肃亲王，说如果亲王和他的家人搬到别处去，把他的王府腾出来让中国的基督徒暂住，那就是无量功德。因为害怕义和团，肃亲王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基督徒从前门进来，他的家人将从后门逃走，做出他们是被驱赶出去的样子，这样可以免于遭受谴责。就照他的意见做了。将基督徒安排在王府里后，在返回的路上，詹姆斯先生落到义和团手里，后来就被杀死了。肃亲王负责京城的治安防卫，开始着手清理和修整街道。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改革者。他的第三和第五个妹妹都在女学中教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3 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这时，外务部正在与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樊国梁（）商讨，以期制定一套条规，在中国政府和天主教差会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早在1899年3月，帝国政府就以政令的形式，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政治身份作了规定。当我在政界的朋友把这些规定的主题告诉我时，我指出，新教传教士也应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并且我再一次提起了1896年由六位新教传教士起草、我和沃瑞博士进京呈递的教会请愿书。外务部征询我的意见，问我能不能代表新教差会，就有关教会的条规的制定进行协商。我回答说，有一个由传教士大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新教各差会。同时我表示，我们很乐意一起行动，制定一套合适的教会条规。然而，7月3日，朝廷颁布上谕如下：谕外务部奏西人传教，分天主耶稣两门，现在总理耶稣教事务李提摩太来京，请旨办理一折：李提摩太学识优长，宅心公正，深堪嘉尚。著将现拟民教相安条规一并与之商议，以期中外辑和，百姓亲睦。有厚望焉。不久，外务部的官员通知我，说慈禧太后希望在我离京前召见我。我的答复是，如果太后陛下把她允诺的那些纸上的改革方案付诸行动，我将第一个来向他表示祝贺。然后我又加上一句：明天我要回上海。我希望这样的回答与一次在我看来无所谓的会见相比，对改革能产生更好的刺激作用。4 樊国梁主教7月14日，在周馥陪同下，我拜访了樊国梁主教。在同外务部交涉之前，他就把自己草拟的传教规章呈交教皇，请求批准。我建议说，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先要达成和解，然后起草一个联合规章。他对这个意见表示赞同。在我们会见时，他的助手、驻章通（）府主教、驻奉天的主教、新任命的山西教区主教，也在场。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讨论，樊国梁主教就去世了。后来，就民教相安问题，我草拟了七条规定。这些规定得到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周馥的肯定。1905年我回英国休假时，以个人名人把它呈交给罗马天主教的威斯敏斯特枢机主教。七条如下：⑴任何传教士，倘若散发了轻渎中国宗教的文字，即予撤职；⑵中国的任何官员，倘若怂恿诋毁基督教的书籍报刊的传播，即行解职；⑶任何传教士，倘若干涉中国臣民的诉讼案件，即行撤职；⑷任何中国官员，倘若不能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视同仁，即行撤职；⑸各差会的负责人，应每年向所在省份的巡抚提交报告，说明教堂、学校、专业学院和医院的数量，以及他的差会所从事的文字和慈善事业的情况；⑹巡抚应每年邀请其辖区内差会的三名传教士领袖进行协商，讨论如何使教会的工作更有益于社会；⑺各省巡抚和总督应每三年向中央政府汇报一次辖区内教会的情况，以便朝廷能获得正确的信息，而免于被那些无知和用心不良的人所提供的有问题的报告所误导。听完我所建议的这七条规定，枢机主教说：“如果这些条规早就被遵守了，我们就用不着为被杀害的传教士哀悼了。如果你愿意给我留下一份复件，我将亲自呈递教皇，并建议将来在中国执行”。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5 为中国人建立公学回到上海后，在广学会的日常工作之外的事务中，占用我精力最多的是在国际租界内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公立学校。1899年，租界市政委员会的干事J·O·P·布兰德（）先生向我表示，如果拟定一份针对租界内中国人的教育计划，并上报市政委员会，他相信委员们会批准的。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刚刚着手，随着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蔓延，有关排外的骚乱的谣言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办学计划自然寝而不行。等义和团事变在当地社会治安中引起的骚动平息之后，这件事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学会的三位成员一起草拟了一个方案，呈交市政委员会批准。这三个人是卜舫济（）博士、弗古山博士，还有我。我们接到了回信，委员们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如果中国人自己能筹集到三万两，委员会就会给我们地皮并每年资助一千两银子。1901年，我邀请上海的三个华商领袖楚先生、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经理陈梵廷（）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公司的买办童克荪（）先生来与我的两个合作者见面，我们把市政委员会的建议和条件告诉了他们。告辞之前，三位中国绅士宣称，他们三人将负责筹集办学需要的三万两。在买地的过程中遇到些困难，但是到1902底，市政委员会划拨的做校址的土地到位了。第二年，漂亮的校舍就伫立起来，配备了满足400学生使用的设施设备。外籍教师使用的宿舍楼也建成了。还成立了由三名外国人、两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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