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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晚清45年-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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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配备了满足400学生使用的设施设备。外籍教师使用的宿舍楼也建成了。还成立了由三名外国人、两名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校的管理。在学校走上正轨之前，我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根据委员会的决议，我还负责从英国招聘教师的工作。学校的建筑群成了租界区的一大风景。现在，它成了上海最著名的学校之一。6 访问日本⑴河野公爵1903年5月，我对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目的是为山西大学寻找合适的教材，并聘请日本和中国学者进行翻译。访日期间，我拜会了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男爵、帝国大学校长、教材部负责人和教育界的其他一些首脑人物，他们对我都表现得很殷勤。我见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人是河野，时任众议院的议长。也许可以把他比作日本的俾斯麦。他在波恩大学接受的教育，当时还是该校学生的德皇威廉二世曾对他将来的政策作过预言，这条材料被学校按照其传统谨慎地保存着。作为黄色人种的领导者，在世界上实现对亚洲的统治，这是河野所坚持的信念。日本政府把他派往中国后，他建议两国建立同盟，其目的是制定亚洲的政策，反抗西方侵略。他的方案得到了外务部的肯定。外务部建议他同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商讨。听完这个方案后，张之洞总督兴奋非常，因为他早就渴望为西方在历次战争中强加于中国的耻辱报仇雪恨。河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的结果是东亚同盟的建立——其规则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万国公报》上。这是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开始，也是今天日本对华政策的启钥。在同河野会谈时，我提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到国际联盟成立的目的、仅仅作为维持世界秩序之后盾的武力的使用，等等。他说，各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要达到这一步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这些话清清楚楚地透露出了他的思想倾向。⑵王子载振参观贵族女校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我特意参观了东京的贵族女校。巧的是，那天清朝庆亲王的王子载振也去该校视察，他是由政府派来日本履行一项使命的。随他来日本的还有大臣那桐和大约十名中国官员。王子和那同热情地问候我，在北京时我同他们两人都打过交道。吃过茶点后，主人领着我们在校内参观。我们观摩了高年级学生的体操课，她们在跳一种类似于“乡巴佬舞”的舞蹈；也参观了她们的宿舍和画室，并听了学生们的阅读课。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种软体体操， 。学校的校长是下田女士，一个富有魅力、能力出众、举止优雅的美丽女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视察临近尾声之时，她把我们领进花园，摘了一朵白色和一朵粉色的玫瑰，她把这两朵花绑在一起，送给了那位满洲王子。他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接受这份馈赠是否合适。可是，她执意把花递在他面前，这位王子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拘谨与她的超乎常人的娴雅大度形成了强烈对比。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人的野心
（3）日本人的野心在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有十一个日本教授，他们应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前往武昌。我问其中的一位――一个化学教授，他们要去中国做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将要去教中国人弄明白欧洲的确切位置。“他们的位置在这里，在我们的脚下，”他跺着甲板，大声狂笑着说。后来，他在晚上为自己的失态向我道歉，说自己喝了太多的葡萄酒，说的都是胡话。然而，我却相信他所透露的恰恰是他的很多同胞的真实情感。也许那正是实际生活中的黄祸。 7．丧妻之痛1903年3月，受癌症折磨的理查德夫人，到上海的护理医院去动手术。我们希望这次的手术能够延长她的寿命。但是，她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了。7月10号那天，她离去了，去接受上帝给予的崇高褒赏。没有一个传教士曾有比她还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在太原府她那所拥有六十个孤儿的学校和其它几所乡村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在《杰出基督徒传记》的翻译工作中，她表现出了永不疲倦的旺盛精力。对在北京时所教的日本学生——其中三个成了基督徒，对她教过的曾纪泽的家人，她都留下来深远的影响。在天津，她教过一个妇女读经班，经过她一个冬天尽心尽意的培训，其中有两个学员各自把一百名向教者带进了教堂。在我们回家休假期间，作为国外传教士代表她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她的文学能力对广学会是富有价值的奉献。在艾约瑟博士休假期间，是她协助我从事广学会的秘书工作和《教会新报》的编辑工作；同芬驰女士一起，她是《远东妇女》的两编辑之一；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还在编辑英文的《远东》杂志。在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开办的西门街学校中，她也曾协助工作；她还是1898年由改革派开办的上海高级女子中学被推举的校长和唯一的外籍董事；在患病的后期，她还在多个政府高官的家里教授英语。她完成的工作量使人震惊，“是大多数妇女的十倍”。朋友们，不论亲疏远近，都对她的去世表示惋惜。有人写道：“她是这个世界上极少见的女性之一：她的才能、她的虔诚和她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文字作品作为她对中国人所怀有的爱的见证，将传之久远；比她的书更重要的，是她留在所接触过的千千万万人心中的不朽的风范和永远的怀念”。8 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尽管交战的双方是日本和沙俄，战争发生地满洲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却最为深重。对自己的城市他们毫无发言权，只能听凭两国军队的蹂躏。得知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中国道台，沈敦和（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曾提供过帮助。）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的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沈先生任中方秘书，我任外方秘书。不同省份的中国官员以各种形式提供了捐助。可是，当我们首次尝试向中国难民提供帮助时，俄国和日本的公使都表示拒绝，尽管北京的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请求。他们说，他们各自的红十字会能够应对各种危急情况。这使我们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手头有大笔款项，却缺乏必要的权威进行散发。于是我给我的一个朋友、满洲苏格兰长老会的韦伯斯特（）先生写信，说明中国政府没能取得日、俄两国的同意，使我们协会前往满洲救助中国难民，如果他能想出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将非常高兴。于是韦伯斯特先生私下里拜会了俄方将军——他们有点私交，请求说，如果不能向中国人提供救助，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俄方将军允许他在俄军占领区内的中国人发放救济。然后，韦伯斯特先生又写信给日方将军，说既然俄方已经同意国际红十字协会对中国人开展救助工作，他（韦伯斯特先生）感到在怜悯可怜的中国难民方面，日本不应该表现得比俄国更差。日方将军立即表示同意。这样，北京的政府部门无法做到的，韦伯斯特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了。他立即申请电汇救济金。很快，钱就打进了他在牛庄的帐户里。不久，他又发来电报，要求在两个礼拜之内输送10，000套棉衣。我回电报说，“10，000套棉衣将按时送达”。从开始到结束，中国人向红十字协会捐助的资金总共达451，483两（相当于56，000英镑），慈禧太后一人就捐助了100，000两（约等于12，500英镑）。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北京
9 访问北京1904年5月，我对北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拜访了庆亲王、兼任外务部和户部尚书的那桐、孙家鼐，以及其他一些人（详情将在下面关于“和平运动”的一章中叙述）。当时伦敦会派往中国的代表（梅斯·寇森和伯尔顿）也在北京。想到伦敦会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工作，我决定提醒中国政府的官员，对它和其它差会对中国的伟大奉献，应给予充分重视。为此，我给外务部写了一封信。10 在山东召开的宗教大会下面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在山东青州召开的宗教大会。大会开得很成功。仲斯先生和我都认为，邀请中国各宗教派别的领袖前来参会、并一起商讨在中国的各种宗教的竞争方式的时机，真正到来了。巡抚周馥从济南派出了前山东学政——那人是孔子的七十三世孙、一位知府和另外三位官员作为他的代表。超过三十位政府官员身着官服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满洲驻军的一位鞑靼将军。除基督徒外，参会的还有大约一百位宗教领袖。大会共开了四天，晚上聚餐，并有社交聚会。很多非基督徒参与了讨论。其中一人建议，以传播宗教为主旨的传教士应当编撰一些宗教课本，供政府开办的学校使用。11 周馥的建议大会闭幕后没几天，我去了趟济南，目的是拜访周馥。他对我极尽宾主之谊。不仅派一位官员陪同我浏览首府的风景，还提供轿子，抬着我的四个女儿逛大明湖，并且到那儿之后，早已准备好了游船和丰盛的茶点。然后，他举行宴会，邀请省里的高级官员们参加，欢迎新教传教士的到来。宴会中间谈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宗教。周馥一开始谈的是当年在天津时，他是如何开通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的；并且他提到，那时传递信息必须架设线路，但听说现在已经有了无线电报。然后，他评论说，中国需要一本书来解释上帝以及上帝与各种自然力之间的关系，那将是一本伟大的书的伟大主题。另一件有趣的事是为庆祝慈禧太后生日在帝宫剧院（）举行的晚宴。我的座位在正对舞台的一个包厢里，坐在巡抚身边。我们西边的包厢里坐着藩台（布政使）、臬台（提刑按察使）、粮道、以及其他官员；而东边的包厢里则是新建的大学里的官员和教授，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和他的助手靠近我坐着。宴会中间暂停时，当演戏的锣鼓声压过了谈话的声音，巡抚就把我带进后面一座安静的院子里，单独同我交谈。就是在这样一次没有吵扰的间隙里，他提出了两条富有价值的建议：⑴我以他的名义给山东的所有新教传教士写信，希望他们选出三名代表，同他一起协商处理山东的教务问题；⑵我购进一些《新约圣经》，由他亲自发送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能重视此书，认真阅读。回到上海后，我拜访了圣书会在上海的代理。他给了我二百套精装的《新约圣经》。我作为礼物送给了周馥，让他分发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旨能有更好的理解。不久以后，周馥被升迁为两江总督，随后又转任两广总督。在所有中国政府官员中，他是最令人感到亲切的一个。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 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一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一次称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一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一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潮。2 浸礼会世界大会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一，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一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一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3 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一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一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一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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