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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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4　J。　B。　帕顿博士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　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一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一次称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一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一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潮。2　浸礼会世界大会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一，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一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一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3　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一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一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一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4　J。　B。　帕顿博士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爱丁堡大会

9　穆德博士　　　　1901年11月，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这就是穆德（）博士。他召集了一次会议，邀请二十名各差会的负责人——来于中国北方的、南方的、中部的还有西部的——到南京与他见面。从一开始，他就亮出了一个宏大的工作规划。在同他乘坐同一艘轮船旅行时，我和他交谈过多次，告诉他我所确立的最成功的传教方式，已在各省府经由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得到了贯彻。我敦促他派遣工作人员，在文字工作方面与广学会进行合作，但他并不同意这样做。在南京的会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上面写着很多他提前准备的关于传教工作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依次向每位传教士发问，以期收集正确的信息。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很专断的人，是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又有自己别出心裁的一套工作计划，要求、希望其它差会帮助他付诸实施。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极致，而那种才智倘若用在他可能从事的任何经营领域，都会使他出人头地。基督教青年会所奠基于其上的那些基本工作原理与美国最成功的商业经营体制是一脉相通的。穆德也取得了对英美两国学生志愿者运动的主要控制权。由此，他接触到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得以从中挑出上帝认定的男女选民为他工作。凭着强有力的、富有蛊惑性的演讲以及磁石一样的人格，他令人惊异地打动了欧美学子的心。我在太原时实行的讲座方法，怀特赖特（）先生先在青州、后在济南在他开办的那无与伦比的博物馆和研究院中也采用过。在去南京的途中，我把这种方法向穆德先生作了详细介绍。现在，在基督教青年会中，赖于罗伯森（）教授卓越的经营和管理，这种方法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成功地组织实施。穆德博士最突出的成就与1910年爱丁堡大会和1912年成立的永久委员会联系在一起。10　爱丁堡大会在中国和印度的传教士团体远在国内教会之前，表达了联合行动的愿望。但在英美两国，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分别在纽约和利物浦召开的全世界基督教大会，就是要表明在基督教各派别的合作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在所有这一类联合大会中，穆德博士担任主席的爱丁堡大会组织得最精心，举行得最成功。因为代表很多，不可能让他们长篇大论。因而，不论他们是主教还是地位不那么重要的人，每人只给七分钟发言时间。我在发言中——自然，讲的还是中国对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需求——指出，我们的力量之链已暴露出了它最薄弱的环节，而我们在中国的教务合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缺乏有价值的基督教作品。11　爱丁堡大会的永久委员会爱丁堡大会闭幕时，大家都认识到，传教士的全球合作事实上刚刚迈出第一步。只能说刚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经大会决定，成立了一个永久委员会。穆德先生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控制者。在担任主席期间，他访问了印度，在那儿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大会；随后又到了中国，召集了五次地方会议和一次全国性大会。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穆德博士提到，我在好多年之前就曾申请二十名工作人员从事基督教文字工作；他很为我惋惜，因为教会协会没有作出回应，他们忽略了应做的本职工作。在永久委员会的会议上，我特别就两点作过发言。第一，我请求改善传教基金的发放办法，因为迄今为止，分配在福音传播、教育和医药等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却相对较少；第二，我建议传教士协会坚持他们原来的角色，每年就出版的书籍和它们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提交年度报告，以便发现哪些种类的书籍效果最好。从永久委员会最近的工作中，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文字工作方面，他们在将来打算做的比以前曾经做过的要多得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研究佛教

1　研究佛教在上海接受广学会的任命不久以后，我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仅改变某个省的人口的信仰，而是改变数量达好几亿的全中国人的信仰。那时，一个很小的传教士团体，经常聚会展开讨论，渴望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大家要求我写一篇文章，解释一下佛教在中国是如何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追随者、以至于修建了如此众多的壮丽辉煌的寺庙。为了搜集论文材料，我研究并翻译了一本佛教书籍，书名叫《入佛指南》。这本书虽然很有趣，但我从中并没有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然而，从早在1884年我偶然碰到的一本很出色书里，我弄明白了佛教影响力的秘密。这是篇专题论文，名字叫《大乘起信论》。一位原来是儒生的虔诚佛教徒，也是一位佛教哲学权威，答应在我抽出空来时帮我把它翻译成英语。1891年，在他帮助下，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但一直没有出版发行，直到由铃木大拙翻译的另一个译本面世。这本书的作者Ashvagosha是大乘佛教学派的创立者。大伔鸾淌枪�元1世纪末出现于印度北方的一个新的佛教派别，是作为小乘佛教即原始佛教的反对者兴起的。这个新教派的主要信条有：三世十方有佛无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普度众生、对佛的信仰在修证正果中的重要性、建立佛国净土、舍己救人等。2　洛宜德教授这部佛教典籍的教义中包涵的那种基督教性质深深地打动了我。发现其中相似之处的不光我一个人。在1907年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关于日本佛教的书。书中，佛陀（佛教的神）被描述为像上帝一样的神明。作者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叫亚瑟·洛宜德（），曾经是教会差会的传教士。对佛教相似的兴趣使我们通信不断的朋友。第二年，即1908年，我去东京拜访了他。一天，他邀请了一些都很有意思的人共进午餐。一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因故未能出席，其他参加者有希腊正教的大主教尼考莱（）、圣公会的主教奥德瑞（）、美国圣公会的主教麦肯（）、美以美会的主教哈利斯（）、驻横滨的英国总领事卡雷·豪尔（）、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斯布雷格（）、还有驻横滨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主教尼考莱一来到便坐到挨着我的沙发上，对我说：“八十年代，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份报纸。现在，我有两份了。”我问他，他的工作对象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非常谦虚地答道：“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截然不同。他们在政府官员、领袖和学生中间展开工作，而我实在无知的穷人之间。”然而，我了解到经他一人引导而转变信仰的人，等于另外大多数传教士所转化的人数的总和。午饭过后，洛宜德教授带我们去了他的研究室。在研究室，他请我就我所感兴趣的日本问题提问。我告诉这位朋友，当我发现基督教在远东取得的进展相比之下太过缓慢时，感到非常震惊，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总领事是个实证主义者，他发表高论说，作为外行，他发现了一个使他感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传教士和商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极为不同，前者是肯定的，后者则持否定态度。但在他看来，如果传教士们更少一点神学色彩，更切合实际，对社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影响力会更大、更广泛。斯布雷格博士于是说道，他认为传教士继续留在日本是个错误；他们应当开路，像圣保罗那样，不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离开后，日本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传播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在日本就会发展得更快。洛宜德教授的观点是，基督教之所以发展缓慢，从传教士这方面来说，完全缘于他们对当地宗教和教派状况的无知。其他大多数朋友还不准备承认基督教在日本发展缓慢，他们的讲话或多或少都有自我辩解的成份，也不是很有个性。然而，在聚会结束时，奥德瑞主教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