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斯的故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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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正在审理中。”　　　　
　　　　　　在罗森鲍姆做出裁决前三天，洛伊斯就在报摊看到这份杂志，当时她并没太在意。但这篇文章长达二十二页的复印件却在工厂到处粘贴，还有人在上面乱写乱画。有人在其中一页上写着“胡说！”在“是所有女矿工的代表”上面写着“一个洞能背负性骚扰的罪名吗？”在另一页上，有人在洛伊斯的漫画上画了角和胡子。不管洛伊斯什么时候撕下这些复印件，她总会发现新的又贴上去。还有两天就要过圣诞节时，洛伊斯走进餐厅，那时一群男矿工，包括她工作队里的一些同事，正传阅那篇文章的复印件。他们一看到洛伊斯就都安静下来，并且都瞪着她，直到她走出餐厅。那天晚上，她把贴在宣传栏上的复印件撕下来，但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前夕，她在上班后却又发现宣传栏上新贴了一份被放大过的。她一直担心的报复终于开始了。　　　　
　　　　　　1992年的第一缕曙光来临的时候，自1984年史蒂夫事件以来就一直遭受忧虑和沮丧折磨的洛伊斯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上班的路上，洛伊斯在车里总是不停祈祷，不停背诵那些能鼓舞斗志的诗，或者干脆就放声大哭。“早晨起来时，我有时会觉得非常不舒服，我就打电话请两个小时的假，这样我就会舒服一些，因为我不用再为必须去上班而担心。”为了缓解压力，她每天晚上都要听着自我减压的磁带才能入睡。　　　　
　　　　　　她经常头晕，经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有时还会想不起来该如何处理手头的工作。一次，她被分配去照管磨粉机，事实上，这是她第数百次被分配做这份工作，但她却想不起来该做什么；每次拿着水管去冲洗机器时，她必须坐在一个桶上，因为她的腿会发软；有时她会忘记如何开自己的车；她的睡眠也非常不好，经常梦到那个绞刑架以及工作时被人取笑；她会没来由地哭上几个小时。不管是上班时还是下了班，她都不再和人交往。　　　　
　　　　　　1992年1月24日，洛伊斯到克莱尔·贝尔那里接受了一个半小时的治疗，贝尔惊讶于洛伊斯居然会这样完全失去控制。洛伊斯离开后，贝尔记下了几个要点：不能控制的哭泣———害怕———失望：这么努力的斗争，到底是为什么？没有改变，得到了什么？不敢去上班，孤立、过于敏感、妄想———工作之前又觉得不舒服———恐惧———觉得孤立无助———独处———回忆———典型的PTSD症状。　　　　
　　　　　　1980年，专门治疗身体或精神上受到各种伤害的病人的精神病医师和治疗遭受“弹震症”的越南老兵的军队里的精神病医师交换了意见，一起创造了精神病领域里一个全新的术语，即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用来指某种类型的忧虑症。“这种病最重要的特征是由于某种不寻常的经历使病人的心理遭到打击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症状，”美国精神医学会这样解释。二十年来，贝尔的办公室已经接待了许多越南兵及性骚扰的受害者，洛伊斯和他们的症状相同———回忆、眩晕、不能控制的哭泣、愤怒，孤立和妄想。洛伊斯也得了“弹震症”。　　　　
　　　　　　贝尔告诉洛伊斯说那天，甚至那个星期她都不能再去上班。“这就是，这就是结果，”她说，她建议洛伊斯休假或认真考虑辞职。但洛伊斯拒绝了：“如果我不回去上班，那公司就赢了，他们一开始就想把我踢开。”这使贝尔知道，洛伊斯总是首先考虑他人的需要，贝尔还认为洛伊斯是一个“不能认清或正视个人极限的他人利益的维护者。”如果多年前她就辞掉在埃弗莱斯矿的工作，及时挽救她的精神健康，“洛伊斯的状态应该完全不同，”贝尔说。　　　　
　　　　　　贝尔认为洛伊斯需要药物治疗，于是她拿起听筒给在希宾的兰德尔·拉考斯基打了电话。拉考斯基是铁矿山惟一一位能开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的执业医生，他非常忙，每周都接待一百个病人。贝尔替洛伊斯约好请他下周为洛伊斯治疗。　　　　
　　　　洛伊斯不顾贝尔的提醒，那天下午还是回去上班了，她回去的路上停下来吃了午饭，来到奶制品柜台时，她突然非常兴奋，有把身边一位妇女撞倒的冲动。“我不认识她，但那种愿望太强烈了，于是我跑出了商店。”这使洛伊斯改变主意，听从贝尔医生的建议而不再不去上班。　　　　
　　　　1月25日，请病假1月26日，请病假1月27日，请病假1月28日，打电话给克拉斯加要病假、事假申请表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3）　　

　　　　　　　　
　　　　　　洛伊斯先是休完了她的假期。然后她又填了鲍勃·克拉斯加给她送来的病假、事假申请表，这样她仍然能领到救济工资。“我不停地哭，脖子、头都很疼。我比以前更加恐惧。”休完假期后，洛伊斯的身体仍然没有恢复正常，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不能回去工作了。从二月份起，洛伊斯开始吃治疗抑郁的去甲替林和氯硝西泮，这使她安静了很多。四月份，她从邮箱里第一次领到每月九百九十七美元的救济金，这是她平常薪水的一半，也差不多是她每月药品开支的一半。洛伊斯也不能要求退休金，因为斯普伦格尔和博勒不想使退休前必需的体检成为将来可能为法庭认可的证据。　　　　
　　　　　　洛伊斯的经济状况日益糟糕，她再也无力支付位于吉尔伯特的房屋的租金。五月，在哥哥杜安——现住于明尼阿波利斯——及格雷格——今年二十四岁、在内华达州埃尔科县金矿工作——的帮助下，洛伊斯搬到铁山附近专门提供给老人和残疾人等低收入人群的房子里。洛伊斯的父母退休后也搬到内华达州，她那与格雷格同在埃尔科县金矿工作的哥哥，利兰的家也在那里。只有姐姐玛丽琳的家距离洛伊斯最近。洛伊斯似乎自己不能做饭、熨衣服了，她会把食物一直放在炉子上烤，也会让熨斗一直通着电，还会把一个星期内用过的盘子都放在她窄小的厨房的水池里，而自己根本没力气洗。长期的压力使洛伊斯在短短的五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为一个废人。　　　　
　　　　　　更糟糕的是，洛伊斯搬到铁山一个月后，男朋友乔·比约格就和她分手了。他们一直分居两地，这种维持了四年的关系从去年起开始紧张起来，空间距离和洛伊斯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他们的关系日益疏远。但他们依然经常通话，洛伊斯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安慰。一天晚上，她打电话给他说爱他，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洛伊斯哀求道：“我需要你的回答。”当他们于六月份再见面时，洛伊斯从他口中听到的是：“药物已经把你改变，我想我们应该分手了。”　　　　
　　　　　　并不只是洛伊斯的健康状况变得如此糟糕。集团诉讼资格听证会过后，凯西·安德森的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1991年12月底，也就是裁决下来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她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一次，当她在狭小的破碎机室用棍子撬动大石头时，两块大石头从五十米高的通道上掉下来。如果不是凯西的工友看到这两块石头并把她推开，它们就会砸到她头上。那么石头的降落是出于偶然还是由于谁的故意？凯西确信有人试图杀她——这是她一直担心的。她也患了妄想症，只得休假回家。一回到家，她就倒在沙发上整整睡了十二个小时。她不再洗澡，却开始大吃大喝。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患了精神病，在医院住了五天。1992年2月中旬，拉考斯加医生诊断凯西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并给她开了镇静剂。“我必须依赖很多药物，我在众人面前几乎抬不起头来。”她回忆说。凯西申请了社会保障残障福利金，从此再没去上过班。　　　　
　　　　　　5月13日，因洛伊斯和凯西日益恶化的处境而深感不安的马茜·斯蒂尔，首先提出和解建议，她知道其他妇女很快也会改变对洛伊斯、凯西及整个案件的看法。她希望能为双方开辟对话途径。她刚好有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于是就以请大家观赏珠宝为名，把大家召集起来举办了一个珠宝聚会，受到邀请的有洛伊斯、凯西、琼·亨霍尔兹、戴比·塞莎、黛安·霍奇和简·弗兰德。琼和戴比曾在法庭上作过对洛伊斯不利的证言，黛安虽未曾去法庭作证但却为公司录过口供，她们三个都在抗议书上签过字，而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也都没有跟洛伊斯和凯西讲过话。　　　　
　　　　　　妇女们在马茜那间舒适的、用蓝白墙纸装饰的厨房里相聚。头一个小时里，她们互相开一些玩笑，试戴各种手镯、耳环和项链，然后话题转到洛伊斯和凯西的诉讼上。黛安解释说斯坦·丹尼尔斯曾于一年前承诺成立性骚扰委员会并颁布性骚扰政策，但直到现在还没兑现；琼·亨霍尔兹说斯坦不回她的电话。“我们逐渐知道自己被利用了，”马茜承认，“尽管我们没有参加这次诉讼，但他们对我们仍然不好。”　　　　
　　　　　　她们各自谈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挫折，一直到很晚。　　　　
　　　　集团诉讼听证会上，她们只是在轮到自己作证时才到法庭，因此相互都不了解其他人的故事。“每个人都讲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黛安回忆说，“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事其实非常普遍。每个人的想法都和我差不多，认为自己的倒霉根源于自己的性格。在我们坐在一起互相倾诉之前，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　　　　
　　　　　　快到凌晨一点钟时，黛安·霍奇说：“各位，你们能说矿上没有性骚扰吗？你们能说自己没有遭遇过性骚扰吗？”房间立刻安静下来。“你们现在能对洛伊斯说，‘不，我们不能和你一起去法庭吗？’”当这些妇女们从马茜家走出来，融入繁星满天的夜空，将汽车发动时，“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加入到诉讼中。”马茜说。　　　　
　　　　　　洛伊斯的PTSD病的症状之一就是不再有感情，但她非常感谢那天晚上她们对她的友情。在被孤立这么久之后，她终于重新走进她们的生活，她很喜欢这种感觉，但她仍然体验不到兴奋或喜悦，她已经混乱不清的大脑仿佛要保护她再受因失望带来的伤害。那天晚上她们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第二天没有人给“斯普伦格尔＆兰”打电话，这是件好事。　　　　
　　　　除了雷·埃里克森询问证人的手段卑鄙不说，保罗·斯普伦格尔还认为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奥格勒比·诺顿肯定会搞定这一切。毕竟，在取得集团诉讼资格之后，很多事也就随之确定。这一资格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原告不再是因被收买而可以轻易改变其主张的三个人，公司现在必须面对的是自1983年以来在矿厂工作过的所有按小时拿薪水的女矿工，公司也不清楚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花费及将来判决下来之后，还要赔付多少钱。　　　　
　　　　　　罗森鲍姆的裁决下来之后不久，德卢斯一位叫帕特里克·麦克纳尔蒂的联邦地方法官就退休了，雷·埃里克森接替了他的位置，斯普伦格尔和博勒马上就会看到，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在集团诉讼资格问题上，埃里克森没有为公司赢得胜利，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他被公司解雇或处于被解雇的边缘，但无论如何，当埃里克森成为联邦地方法官时，公司却拒绝继续接受他位于德卢斯的律所的服务，而改为让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更著名、历史更悠久的“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代理。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4）　　

　　　　　　　　
　　　　　　“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共有三百多名律师，是明尼苏达州第二大律所。该所成立于1886年，拥有骄人的历史，其合伙人均为双城最杰出的市民，其客户均是最大的银行和企业。律所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商业中心，那是一栋高耸、钢筋和玻璃结构的摩天大厦，而这种建筑正是斯普伦格尔曾努力逃离的地方。如果谈到该所最突出的特征，那一定是其无情的职业道德。1982年感恩节，一场大火席卷了律所的办公室，所有员工———从合伙人到一般职员———把感恩节的那个周末全部用来抢救卷宗和材料，并准备于下周一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重新开张。　　　　
　　　　　　洛伊斯·詹森一案被分配给合伙人玛丽·斯图默，这是一个很正统的女人：发型刻板，进行诉讼时也按部就班。作为公司的代理人，斯图默很受人尊敬，她几乎每年在全美最佳律师评选中都榜上有名。她擅长为公司做不存在雇佣歧视的辩护，还擅长反驳原告方提供的专家证词。在该案中，担任她助手的是一位很有野心的年轻律师，戴维戈尔茨坦，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他正在为成为律所的合伙人做最后的拼搏。　　　　
　　　　　　尽管斯普伦格尔了解“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他却从来都没听说过斯图默。1992年2月，当她接手这个案件时，曾打电话给斯普伦格尔要求给她一段时间来熟悉案件。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斯普伦格尔同意将案件暂放两个月。他非常自信的认为，一旦她看过卷宗、读过罗森鲍姆的裁决，她就会要求谈判。　　　　
　　　　　　对博勒来说，案件进程的减缓来的正是时候。一月份，她刚生下女儿罗西，要休三个月的产假，但她有时仍然去律所处理与这个案件有关的事务。　　　　
　　　　　　1992年4月，斯图默给在华盛顿的斯普伦格尔打电话说要和他见面，那时，斯普伦格尔正在处理一起对波托马克电力公司（PEPCO），华盛顿地区最大的电力供应商，提起的集团诉讼。他原本打算在华盛顿再多呆几天，但因急于知道斯图默要说什么，他还是立刻飞往明尼阿波利斯。　　　　
　　　　　　来到斯图默的办公室后，斯普伦格尔向她陈述了原告的要求，他说原告要求制定一个性骚扰政策以及大约一百三十万美元的赔偿，其中包括律师费用和律师花费，那时，这个数额已超过八十万美元。斯普伦格尔说完后，等待斯图默提出不同意见。但她却出乎他意料地回答说因为客户没有授权，她无权擅自做出决定。斯普伦格尔被激怒了，她让他飞到明尼阿波利斯的目的竟仅仅是谈谈他的解决意见，而自己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