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静静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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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有一次，方涛问他：
“许师傅，你这么大年岁了，你怎么不学学那师傅的样，设法将家小的户口迁京呢？”
许师傅伸出两手十个指头，冷冷地反问道：
“你有这个吗？”
“怎么没有？”方涛伸出自己的手指。
许师傅哈哈笑起来：
“书生，我指的是钱！”
“钱？”
“对！这个数目的钱。”
“十元？”
“做梦！”
“一百？”
“天真！”
“一千？”
“嗯，这还差不多。当然，这还不算临时增加出来的费用。”
方涛惊呆了：一千元，这相当于许师傅两年多的工资哪！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许师傅却又哈哈笑起来，边笑边说：
“你呀，真是个十足的书生。你不是搞什么调查研究工作的吗？怎么对世情一窍不通。你常去市场吗？知道老百姓是怎么买东西的？菜，挑最便宜的；布，挑削价处理的；就是买一盒火柴，也要掂掂硬币的分量。可是，买烟酒呢？什么好烟名酒一上柜台，马上就是几里长的队。大家拥着、挤着、骂着，唯恐买不到。是老百姓忽然之间钱多了起来，要吸好的、喝好的？当然不是。还不是为了送礼。如今小百姓想办点事，不送礼、不动钱，等于是白日作梦。而好烟名酒又算得了什么？那只能办点小事。这迁户口的事，一点子烟酒怎么行？我一个月四十来元工资，养家糊口都困难，能拿了去送权贵吗？”
许师傅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脸色涨得紫红，额上青筋暴突。方涛听说他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不宜冲动，急忙把话题引开。
但许师傅还是悻悻然不能平息，过了老半天，才淡淡一笑说：
“当然，也不都靠钱。各有各的神通，你看你们室里的那个新生力量……。”
许师傅指的是方涛室里那个新提拔的副室长莫灵。不久前，莫灵依靠他的关系网，把老婆孩子从外地调了来。
郑叶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农村技术员。当年，他怀着很大的抱负，告别妻儿来北京寻找施展才能的机会。但一连串的政治行动荒疏了他的业务，打破了他的梦想，留着他的只是与家人两地分居的日子。他的妻子乡村女教师，结婚十多年了，身体不大好。有一阵，北京因缺少教师从外地调人。一些妻子在外地当教师而本人又有点门路的人，一个个把家小接来了。有些门路大的，即使妻子是做其它工作的，也象孙悟空般说变就变，一夜之间成了教师进了京。消息传到老实人郑叶耳朵里，他还将信将疑，四处打听是否真有其事。等到他弄明情况，老老实实给研究所的领导写申请、找路子时，接纳外来教员之风停刮了。
郑叶的希望迅速化为泡影。
郑叶提起这件事，就情绪低落。方涛也感到胸中郁闷，预感到家人迁京的希望是何等地渺茫。柳霞还是不时地给他来信，但三言二语，不大提家庭和她个人的困难。她原来那一手清秀好字，已变得越来越粗大。从一个个歪歪钭钭的字体里，方涛感觉得到艰难的生活对她的折磨。
宿舍里，心情松快些的，唯有小陈。他还没有成家，女朋友在南方水乡的一个生产队里当会计。俩人的关系看来很不错，每星期，他都要寄走两封信，收到两封信。
这年春节，方涛本想让柳霞带孩子到北京来探亲。按规定，柳霞的车票可以报销。但柳霞不同意。她说，她和孩子来了，母亲怎么办？她劝方涛还是回家休假，同时看看年老的母亲。
探亲对于方涛，已经不是什么愉快事。一想起那数不清的无力克服的烦恼事，他有时想，还不如待在外头，眼不见为净。小小的家庭里，唯一能为他解忧、给他欢欣、象磁石一样吸引他的，也就是他的孩子海亮。
海亮已经三岁了。方涛同事的孩子也正是这个年纪。星期天到同事家走走，总看到他们的孩子一个个穿戴得干干净净，伏在小桌上看书呵，画画呵，垒积木呵，神情专注。客人一到，父母一句话，马上又“叔叔、阿姨”叫着，端凳请客人坐，显得热情又礼貌。有时候，他们还争着给客人表演节目，朗诵呀，唱歌呀，跳舞呀，样样都行。看着同事们的孩子可爱的模样，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海亮，恨不得一步跨回家，抱抱他、亲亲他，听听他亲亲热热叫一声声爹爹。他想，海亮也是那么聪明、伶俐，他一定不会比这些孩子差……。
但想不到这次回家，出现在方涛面前的海亮，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他的脸上、手上，全是泥桨斑。头发灰蒙蒙的简直象从面粉缸里爬出来的一样。一件蓝棉短大衣，上面沾满油腻。裤腿的两个膝盖处虽几经补缀，还是露着两个新磨破的窟窿。原来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变得红红的。
一年不见，可爱的小海亮已经变成了这么一副模样。
方涛的心凉了半截，问他：
“会写字吗？”
孩子摇摇头。
“认得字吧？”
孩子又摇摇头，带着迷茫的目光望着方涛，似乎对他的问题很感惊讶。
“会唱歌吗？”
“会！”这回孩子高兴了，马上“哗啦哗啦”喊起来。
这哪里是唱歌，简直是瞎嚷嚷。方涛烦躁地制住他，挥挥手让他走。
但孩子却对爸爸异乎寻常地亲热，缠着他不愿离开。
“爹爹，打弹子来哇？”
海亮凑一方涛眼前，小手伸进棉短大衣口袋，摸出两粒已经砸出了不少小棱角的红心玻璃球。
“不。”方涛冷冷回答。
海亮失望地把玻璃球放回衣袋，呆呆地想了一会，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一个木头疙瘩：
“爹爹，看手枪。我会玩打仗呢，玩打仗来哇？”
“不来！”方涛没有好气地回答。
海亮又失望地把木头疙瘩塞进衣袋。他低头想了半天，两手吃力地撩起棉衣，用右手托住，抽出左手伸进裤子口袋，好久好久，又摸出了一叠沾满泥尘的纸折牌片。他将牌片在手里一张张来回捏着，偷偷观察着方涛，过了好一会，才又鼓起勇气说：
“爹爹，地上刮牌片来哇？我会刮牌片。”
“不来！”方涛的回答里已经含有恼怒，“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学，尽知道玩！”
海亮傻呆了，委屈地把纸牌塞进棉衣口袋，两颗又圆又大的泪珠，在眼边滚落下来。
天知道方涛当时的心肠怎么会那样硬。他连一句安慰的话的也没有。他仿佛忘记了海亮的存在，眼前浮现出他在同事家中看到的一个个清洁、能干的孩子。
“爹爹！”少亮带点沙哑的声音又唤醒了方涛。孩子眼睫上的泪珠已经滚落，嘴唇边慢慢出现一丝天真的笑容。
“爹爹，”孩子说，“我会折牌片呢，我会折牌片呢。”
“嗯。”孩子的天真使方涛的怒气消去了一些，他的声音也放轻柔了些。
孩子受到了鼓励。他快步跑到写到写字桌那边，踮起脚尖，拿起一个本子，“哗啦”撕下一页来，又快步跑回来说：
“爹爹，我折牌片给你看。”
方涛夺过他撕下的那页纸一看，正是他刚刚买来的一个记事本的首页。他不禁怒从心起，伸手在孩子的手背上打了一下。
孩子“哇哇”大哭起来。柳霞闻声过来，抱起孩子，拍着、哄着、盘问着，听完了孩子的哭诉，眼睫上也闪出了几滴泪珠。
“你呀－－”她转向方涛，低声埋怨说，“你真是个铁心人。孩子多爱你，一年多不见，恨不得把学的东西都告诉你。可你，……就那么心疼那么张纸？”
“学会什么了？歌不会唱，字不会写，尽学这些？”
“你，你以为这里是大城市？是机关？是幼儿园？”柳霞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显然有些不高兴。但她很快收住话，轻轻叹口气，在小屋里走了两圈，才又低声说，“要怪，也该怪我。我没有教育好孩子，是我的责任。你要说，就说我；要骂，就骂我。孩子有什么责任？犯不着对他生这么大气。”
柳霞说着说着，泪珠儿也掉了下来。方涛只感到胸中闷闷的，好象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
“这也怨不得柳霞，”母亲在一旁说，“她一个病弱身子，白天累得半死，回来，又要种自留地，又要洗衣、打水、缝补……，那么多家务，哪顾得上教孩子这个那个？说到头，其实是我的错。孩子小，脚头不硬，我老担心他到后河边乱跑，就老哄着他在屋里玩这些。你知道，那后河本来说要挖宽一倍，但挖了一半，上头又改变了主意，停下不挖了。现在，河岸高低不平，土又松，河面上的洗衣石板也在一点点向外倾钭，真不敢放孩子去。我手脚不灵了，整天就想着怎么哄住孩子别往外闯，哪顾得上他念书学写字呵。再说，我是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老人，也教不了啊。”
方涛知道错怪了孩子，伤了柳霞和妈妈的心。他懊恢莫及，默默地从柳霞手中接过孩子，紧紧搂着他。
孩子还是不停地哭，哭声象利箭直插方涛的心。
“亮亮，别哭，别哭！爹爹不打你了，再不打你了……。来，听话，让爹爹亲亲你。”
孩子果真乖乖地把小脸蛋贴向方涛。他的身子仍在微微抖动，但看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制止抽泣。
过了半天，孩子睡着了。屋里静悄悄的，只听得门外传来断断续续的锯木声。
母亲告诉方涛，那是隔壁朱洪队长家的大儿子在家里锯盖房用的木板。谁也弄不清他家哪来的神通，一般人做梦也梦不到的好砖好瓦好木材，堆满了他家屋前屋后。他大儿子与柳霞一样，是高中毕业生，但是，当年他进了县里举办的教师训练班，目前在公社中心小学当教员。自从他家准备盖新房后，就常常泡病假在家里干活。
朱洪和方涛家是合墙邻居，因此，母亲担心地跟方涛说：
“他家的旧房子一拆，我们的破屋失去依傍，就更不结实了。”
一切都是老样子，方涛一回到家，睁眼就是烦恼、烦恼……
这次回家探亲，方涛能够记得的唯一一件高兴事，也就是全家出动看电影了。
那是一个北风料峭的夜晚，县里的流动放映队在谢家村放映电影“闪闪的红星”。方涛已经在北京时看过，本不想去。但柳霞说：“你从来没有陪我看过一场电影，还不陪孩子看一场？你在外头看电影容易，可这里，一年半载也不一定有一场呵。”母亲也说：“你不在家，就是有电影，我和柳霞身体不好，也不一定带孩子去。这次你也在家，可真是个难逢的好机会。”海亮则抱着方涛的大腿，甜甜地一声声叫着“爹爹”，一定要方涛带他去。当方涛终于答应时，孩子是多么高兴呵！他连声叫着“好爹爹”，催促全家上路。他象一只欢乐的小免子，跳着、蹦着，坚持在前面带路，不让大人抱他。河岸的小路坎坷不平，他一脚踏空，摔倒了。柳霞急忙抱起他，海亮却挣扎着，坚持要自己走。他连声说：“不疼，不疼，别抱我，我自己走，我认得路，我要给爹爹带路。”
一家人赶到谢家村电影已经开场，黑压压的人群，哪里挤得进去。方涛和柳霞轮流举着海亮，让他断断续续看上些镜头。但孩子还是那第兴奋，那么全神贯注，眼睛睁得圆圆的，半天也不眨一眨。回家的路上，他还唠唠叨叨向家人讲述电影里小主人公杀坏人的故事。到了家，方涛和柳霞才发现，孩子的左腿上有不少血斑，他早在去谢家村的路上就摔伤了。孩子忙于给爸爸带路，竟一声也没有吭。方涛和柳霞抚摸着孩子的伤口，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但孩子仍不叫一声疼，去屋角拿了根竹竿当作红缨枪，“冲呀！杀呀！”满屋里穿来穿去。
“呵孩子，你依然是那么可爱……”方涛的眼睛模糊了。
第四章
　　　　为了孩子，为了柳霞和母亲，方涛打算回京后找有关领导直接谈谈，请求他们帮助解决他和家属的两地分居问题。
但一回到单位，方涛看到，同屋郑叶的情况比他严重得多。郑叶的那位乡村女教师得了精神分裂症。
郑叶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大好。在这读书无用的岁月，当教师可不容易。而郑叶的妻子偏又是个工作责任心很强的教师，一心想把孩子们教好。每天放学后，她都要留在学校里给孩子们细心批改作业。一天，她改作文本直到晚上，一个人摸黑回家，半路上遇到两个二流子拦路耍流氓。她受不了这么大的剌激，病倒了。
郑叶因为年初孩子生病提前探过亲，接到妻子得病的消息，只得又自费回去。一星期后，他又自费将妻子和孩子带到了北京。但是，那时候，在北京没有户口的人，住下去谈何容易。病人，医院不收。孩子，幼儿园不接纳。想买点猪肉、鸡蛋、豆腐给妻子、孩子添点营养，没有购货本。郑叶无法可想，把病人、孩子托给同事照管，到处到有关官员反映困难，请求他们设法将他的家人调来北京。但是，他每次回来时都脸色阴沉。他对方涛说，接待他的人非但不帮他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大发议论，要他不要老是考虑个人的小事，应把精力放到学习无产阶级理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上。
郑叶垂头丧气，在同事们的帮助、接济下，勉强熬过了半个来月，从研究所医务室买了些药，又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去了。
郑叶这一走，两个月也没有回来。听说，在老家，一些好心人告诉他，有个在他家乡插队的青年，是北京一个颇有神通的大官的儿子。病急乱投医。郑叶动用了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备了不少名烟、好酒、土特产，一头扎进了这个青年的住处。但不久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大官的儿子原来是冒牌货。财、望两空，研究所里又连续发电报催促他回来参加政治运动，他不得不灰溜溜地回来了。郑叶什么困难也没有解决，反而背上了超假不归和走后门谋私利的恶名声，成了大反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中的一个批判对象。
从此，郑叶的脸色更阴沉了，话更少了。一些好心的同志问问他妻子的病况，他总是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问这干什么？我对她有何用？她与我又有什么相干？我早把她忘了，忘了！”而晚上，不过十二点他决不回宿舍睡觉。
宿舍里睡不着觉的，又岂止郑叶一人。方涛总是眼巴巴地躺在床上直到郑叶回来。柳霞来信很少，写的话也不多，但母亲却开始不时地偷偷托人来信，诉说家里的种种困难。方涛已经神经衰弱，几乎夜夜失眠。许师傅睡着了，但他吃过安眠药。可能是药物的功劳，他睡得很香，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