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2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3）见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5）转引自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见《瞿秋白研究》第四辑。　
（6）见《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1）　　　
一　
公开出版的韦君宜《思痛录》（1）之十《当代人的悲剧》，是韦君宜为丈夫杨述写的悼文，其中说道：“他（杨述）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对中国的青年运动颇有点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但是就这一点看法，应该说是学术见解吧，因为不符合党一贯发布的宣传方针，他就只是零星透露，从没有系统发表过，也不写一篇像样的文章。直到临死前半年，才在脑子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在共青团举办的青运史研究会上作了一次远远没有说透的发言。”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革命史”上，知识分子其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这场“革命”要取得最终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毋庸多言的原因，在1949后的中共“革命史”叙述中，是没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地位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杨述虽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但却不敢大胆地说出历史的真实和自己的想法。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作为中共宣传部门高级干部的杨述，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能不与“正统”的理论保持一致。　
如果知识分子在中共“革命史”上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说法能够成立，那就能逻辑地引申出这样的结论：那一代代投身于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这场“革命”负有重要的责任。　
这场“革命”，其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而投身于这场“革命”的知识分子，命运也大多坎坷乖蹇。于是，就有了投身“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而这种对自身人生道路的反思，又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对当初的政治理想的反思，成为对这场“革命”本身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弥足珍贵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共历史上最早做出有价值的反思者是瞿秋白，他那篇《多余的话》实在是有深度的反思“革命”之作。瞿秋白之后，特别值得注意的反思，是陈独秀做出的。陈独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表达的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是对自己以往政治观念的清算，更是对包括苏联“革命”在内的已有“共产革命”的冷峻反思。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第一代中共党人，且分别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领袖。他们的反思如果能及时地为“革命者”所聆听、所领悟，那此后的中国将会少许多腥风血雨，此后的历史将会避免许多曲折和灾难。万分遗憾的是，这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领袖对“革命”的反思，却长期被遮蔽、被误解、被批判，同时代和后来的“革命者”，非但不能在他们的反思上磨砺眼光，从他们的反思中获取智慧和教训，相反，却把他们的反思视作他们的“罪证”，却让他们的反思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大污点”。　
由于性情气质和做出反思时生活处境的不同，瞿、陈二人的反思也表现为不尽相同的方式。瞿秋白的反思主要是基于自身投身“革命”后的感受，并且始终不离这种感受，未对“革命”本身的方式、目的进行纯理论性的追问，这可姑称之为“感受型反思”。陈独秀则主要是对“革命”本身做一种理论性的思考，是对原有的“革命”理念进行究诘，这不妨称之为“理念型反思”。　
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投身了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对“革命”本身进行反思，是异常艰难的。瞿秋白和陈独秀，都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除却了一切利害与荣辱的考虑之后，才迈入这种反思之境的。正因为这种反思的艰难，正因为这种反思需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所以，尽管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为数众多，但深刻的反思者却并没有大量出现。不过，瞿秋白和陈独秀这两个第一代中共党人的反思，也并没有成为绝唱。在他们的下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中，也有继承了他们的反思精神和反思路向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韦君宜和顾准。韦君宜1936年加入中共，顾准1935年加入中共，在中共的代际上，可算第二代人。韦君宜的反思也更多地是萌生于自身的“革命经历”，是叙写自身对“革命”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可说韦君宜接通了瞿秋白的反思方式。顾准则是对“革命”进行一种十分具有学理性和思辨性的反思了，在这个意义上，则可说顾准延续了陈独秀的反思路向。本文先论说从瞿秋白到韦君宜的“感受型反思”，从陈独秀到顾准的“理念型反思”将另文论说。　
二　
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促使瞿秋白和韦君宜这类知识分子对“革命”进行反思的直接原因。怀着满腔热忱和忠贞投身“革命”，却被怀疑、被歧视、被残酷地凌辱和无情地打击，最终使他们不由得生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悔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队逮捕，1935年6月18日被杀害。5月17日，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的瞿秋白，开始写《多余的话》，5月22日完成。“文革”期间，瞿秋白因为这篇《多余的话》而被认定为“叛徒”，自己的墓和常州母亲的墓都被砸。“文革”后，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了“名誉”，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视作“叛徒的自白书”者，似乎已没有了，但对《多余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却仍难有一致的看法。林勃的《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2），对“文革”后关于《多余的话》的不同看法做了评介。从林文中可知，对《多余的话》大体有以下几种理解。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2）　　　
一、从勇于自我解剖的角度，基本肯定《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是一个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做出的严酷的反省和批判，因而也表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这种观点也将《多余的话》视作反思之作，但反思的对象是作者自身。最早表达这种理解的是陈铁健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上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陈文指出：“《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陈文是首先对《多余的话》做出基本肯定者。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茅盾、丁玲等人的共鸣。丁玲在完稿于1980年1月2日的长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比较公正。”又说：“他（瞿秋白）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地、尽心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　
二、从“正统”的“革命立场”出发，基本否定《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地认定《多余的话》为“叛徒的自白书”，但却强调《多余的话》是过于消沉灰暗的、是并不值得肯定的，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以这样的文字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很不应该的。这种观点最初是在反驳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一文时出现。例如，王亚朴发表于《上海师院学报》1979年第二期的《怎样看待〈多余的话〉》指出：“《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同志在特殊情况下给自己勾划了这样一幅政治形象，过去的历史：‘一场误会，一场噩梦’；现在的状况：‘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将来的打算：‘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既不是自我解剖画像，也没有‘令人夺目的光辉’，假若硬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说这是自我解剖，那真是‘罕见’的了。”再如，刘炼发表于《历史教学》1980年第一期的《瞿秋白评述》一文，也认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作了“许多过火的不实事求是的‘自我批判’，把自己革命一生全部否定了。”“在敌人狱中作这样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指出，对陈铁健文章最鲜明完整的反对意见，是王维礼、杜文君两位论者发表的。他们针对陈文“光辉是主要的”、“自我解剖”等观点，先后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吉林日报》（1979年11月17日）等报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是错误的，是瞿秋白历史上一大污点，是不足为训的。”虽“不是投降变节的自白书”，但却是“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同志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瞿秋白同志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与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因为时势的不同，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认定《多余的话》意味着瞿秋白对“革命”的“背叛”，但从他们的某些论断中，却不难逻辑地得出瞿秋白最终“背叛”了“革命”的结论。　
三、从政治反思的角度，高度肯定和称颂《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其实有着显性和隐性两个文本。显性文本表现出的是瞿秋白严厉的自我清算、自我谴责、自我批判，而隐性文本则表现的是对王明路线的憎恶、反思和声讨。换言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那口口声声对自己的责骂，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实际上他要责骂的是王明一伙的罪恶，是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的作者林勃，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引述了瞿秋白的这些话后，指出：“这里，‘十足的市侩’、‘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等严厉谴责都出现了；而内容则更显蹊跷、重大。十分清楚，‘厌倦政治’的秋白同志正是在谈王明路线，正是在谈当时党内最大的政治：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正是米夫——王明篡权上台的时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正是王明中央；‘政治思想’、‘政治问题’、‘理论政策’、‘不同政见’——统而言之，正是王明的政治路线！”而瞿秋白的这些关于自己的话“固然是自我谴责，但是，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否定对自己的否定，实际就是对自己重新肯定，这自然同样意味着反对王明路线和王明中央”“所以，揭露王明路线这一点就集中了这所有自我谴责的主要含义。”林勃的结论是：“揭露王明路线——这是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主旨。”“《多余的话》实质是瞿秋白同志在敌人狱中采用曲折形式和暗示手法，写给自己同志和我们后人的总结当时革命经验教训、揭露王明路线的最后遗言，是他的最后斗争。”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3）　　　
我读到的最新的一篇关于瞿秋白的文章，是吴小龙发表于《随笔》2002年第四期上的《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这篇长文表达了与林勃所代表的观点相近的看法，并把问题思考得更深入，对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时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自称“叛徒”。吴文指出，瞿秋白在如此自称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真的以这个称呼来侮辱他的那些人们永远不可能理解的一种悲怆”。如果“叛徒”意味着向敌人告密求饶，意味着出卖组织和“同志”，那瞿秋白决不是这样的“叛徒”。然而，“他又确实在内心里与作为国民党杀他的理由的那个‘事业’拉开了距离，他所经历的这个运动中的许多事，确实使他感到了某种真诚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对这种‘政治’的情感上的疏远和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