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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何堪哀-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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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拥拿恕Ｔ缭谛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到“农会”的“文化运动”时，毛泽东就写道：“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这里关于“文化”的看法，不能不说与他小时候读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脉相承。做于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体现毛泽东文艺和文化观念的经典文本之一，从中，也能看出小时读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对他的影响。例如，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现身说法：“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过去的文艺作品中之所以没有“劳动人民”做主角，那是因为这些作品都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要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成为文艺作品所颂扬的对象，就必须首先让“劳动人民”成为文艺作品的创造者。然而，让那些“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人创作出诗歌、小说、戏剧，又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劳动人民”出身的文艺创作者队伍成长起来之前，还得依赖现有的文艺创作者。然而，现有的文艺创作者都无一例外地是非“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出身于地主家庭、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受的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育，要让他们在作品中将“劳动人民”作为主人公来描写和歌颂，就得对他们的“思想感情”进行“改造”，就得使他们“工农化”，就得让他们的手也变黑、脚也沾上牛屎进而具有“劳动人民”的心灵和大脑。必须对现有的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必须对他们“脱裤子、割尾巴”，必须使他们脱胎换骨，是毛泽东一贯的思路。如果说在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那在1949后，毛泽东就更感到“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和胡适、批胡风、反右、“文革”，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与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思路有着直接的关系。毛泽东之所以在1949后更感到“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政治和军事上，中共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但在文化上，却还远未取得根本性胜利，因为文化的创造者和许多文化的掌管者，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还不具有充分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而文化上如果不取得最终的胜利，那政治和军事的胜利就很不牢靠，已经夺取的政权就随时可能丧失，“资本主义”就随时可能“复辟”；而要在文化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必须加大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力度，就必须通过一场接一场的运动让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彻底转变过来。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2）
说毛泽东的这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战略应完全归因于小时读中国古代小说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和“醒悟”，或许言过其实；但说这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战略发源于小时读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大概不无道理。事实上，对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何种阶级身份，毛泽东一直很敏感。1944年1月9日夜，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当夜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了这封著名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当毛泽在信中对“旧文学旧艺术”严厉指责时，小时读旧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定又在脑中闪过。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上海开展大讲革命故事活动的情况汇报上，给其时的北京市委彭真和刘仁写了这样一封信：“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这就是毛泽东在正式发动“文革”前对文学艺术做出的两个著名批示中的第一个。所谓“‘死人’统治着”，也是指主人公仍是过去时代的人物，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这种情况也的确以戏剧为甚。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还“收效甚微”；而这里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指对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改造”。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现有作家，毛泽东对他们有很大的保留。他认为他们主要接受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又与工人农民的生活脱节。他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经过种种办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把作家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解决文艺新方向的关键问题提出。即使如此，毛泽东对他们能否胜任这一任务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把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特别是从工人、农民中发现、培养作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他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鼓舞他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4）喝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狼奶”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感情”能否最终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毛泽东是深为怀疑的。要建立为新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化，只有靠从娘胎里就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根正苗红”的“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和“战士作家”。我在课堂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那个时代的“作家”中，有人是在文化水平还处于半文盲的状态下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的，有许多字不会写，有时就画个符号代替，学生听了满脸疑惑，很难相信这是实情。后来，我找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再版的高玉宝的《高玉宝》。此书也算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名著”，其中的《半夜鸡叫》曾长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我上中学时就学过，可谓曾家喻户晓。《高玉宝》初版于1955年，1972年出版的是修改本，作者在《再版后记》中写道：“首长不仅鼓励我为革命而写作，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并且具体地指导我怎样写作。为了克服文化低的困难，许多同志都主动帮助我认字学文化。从此，我就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抓紧时间学文化、写书。不会写的字，我就画符号代替。”我把这段话念给学生听，学生才相信“竟有此事”，但对为什么会有此种现象发生，仍然难以理解。
从文盲和半文盲的工人、农民、士兵中培养作家，技术上的问题即便有办法解决，也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这些原本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出身于工农家庭的人，一旦成为“作家”、尤其是成为“著名作家”后，就有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蜕化变质”的危险，就有抛弃“无产阶级思想感情”而“变修”的危险。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整风”，就是随时把这些原本“根正苗红”的人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扼杀在萌芽状态。毛泽东之所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也是原因之一。
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是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目前还远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全部的回答。一定要从思想上追根溯源的话，我觉得小时候在韶山冲读中国古代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革”的一种思想根源。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3）
二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对毛泽东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产生了最深刻影响的，还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许多关于毛泽东生平和读书生活的读物，都强调了他对这两部小说的分外重视。例如，《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毛泽东一生最爱读的小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喜爱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第989——990）；“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的关注，可以说，贯串了他的一生。从少年时代起，他特别喜爱读喜爱讲的故事就是‘水浒’。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传》是他急于要找的一部书，以致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常引用‘水浒’故事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晚年关于《水浒》的谈话所引起的‘政治风波’，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们说，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水浒》情结’，当不为过。”（第1037页）。这个警卫员把《水浒》听成“水壶”的故事，更是见于多种关于毛泽东的书中。
王学泰所著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某种意义上对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的通俗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中的“游民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有重点的揭示。历史上的许多通俗文艺作品，都很集中很强烈地表现了社会生活中的“游民意识”；而这些受众面很广的通俗文艺作品，又反过来催生和滋养着社会生活中的“游民文化”。而在这些通俗文艺作品中，又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最为典型。这两部书，一来其中的“游民意识”最充盈饱满，二来对后世“游民文化”的影响也最大。王学泰书中说：“《水浒传》是集‘朴刀杆棒’故事于大成的长篇小说，它真实地反映了游民的奋斗与生活，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了游民的意识和理想，成为游民反抗主流社会的百科全书。与《水浒传》差不多同时成书的《三国演义》，也有着浓重的《水浒传》的影子。在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政治理想等方面，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说两部小说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游民意识的载体，在游民生活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5）又说：“《水浒传》给游民的反社会的骚乱和农民的反抗朝庭的武装斗争以道义的力量。可以说一般人都有这样的自律：不要流为‘盗匪’。可是《水浒传》中却‘以作贼为无伤’，‘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这些故事最易破坏人们的心理障碍，使人们觉得像梁山好汉一样‘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是英雄好汉之所为。这种影响是逐渐的、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许多反抗者们模仿着梁山英雄好汉们的样子谱写自己的史诗。可见，《水浒传》已经成为造反者们反抗现存秩序和进行非法行为的‘宝典’。暂时还没有卷入武装反抗斗争的游民们，当他们要结合在一起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时，也会向《水浒传》以及英雄传奇等通俗文艺作品汲取精神力量。”（第344——345页）。《水浒传》赋予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巧取豪夺、滥杀无辜、逼良为匪等反社会的行为以正义性，这一点给后来的许多造反者以深刻的影响，也从少年时代起即对毛泽东精神世界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从毛泽东晚年的著名言论“造反有理”中，人们仍不难嗅出“水浒气”，仍然不难窥见他心中的“《水浒》情结”。当然，《水浒传》对毛泽东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这一点。“梁山好汉”们的人生态度、行为方式等，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当年读了毛泽东诗词后，曾做了这样一个评语：有“山大王”气概。鲁迅据以评价的，当是毛泽东率部“上山”后的《西江月·井冈山》一类作品，其时毛泽东已成了“山大王”，且也以“山大王”自称，诗作中有“山大王气”毫不奇怪。事实上，远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大王”之前，毛泽东诗作中就开始喷发出强烈的“山大王气”了。1988年4月10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曾披露过毛泽东的一首题为《咏蛙》的少作：“独坐池塘如虎距（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首诗作于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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