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战争前线-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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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个好身体的前提，是必须有个好胃口。第十四章：我们的塔利班雇员10　月中旬，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打击进入第二周。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神，一时间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搅得白沙瓦整日不得安宁。有消息说，美国的特种部队突袭了塔利班的老巢坎大哈，可很快又被塔利班吓跑了。美国五角大楼说，空袭取得了预期目的，基本摧毁了塔利班的防空力量。而塔利班称，曾击落了美军的飞机。我随时关注着战争的变化，但更焦虑自己下一步的任务。是继续留守白沙106　/　185　瓦？还是进军阿富汗？我始终在等待着上级的指令。有一天，突然听到一位当地记者说，塔利班驻伊斯兰堡使馆正准备组织一批外国记者赴阿富汗境内采访。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孙浩临时决定立即返回伊斯兰堡。我们连夜赶回伊斯兰堡。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询问有关塔利班组织记者赴阿采访的事情，并向前方报道组力陈争取这个机会的重要性。分社首席告诉我们，　曾请示过有关部门，并看过相关文件，考虑到安全没有保障，上级指示我们暂时不参加这种采访。我和孙浩顿时大眼瞪小眼。上级已经定了“戒规”，我们还能说什么，只得眼睁睁地与机会失之交臂。后来回到北京，总社副社长马胜荣找我谈话表扬我时，我仍然有些耿耿于怀，　一股脑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塔利班组织的采访最安全、最方便，是我们进入阿富汗采访的最佳时机。丧失这样的机会，对报道是个损失。”听完我的话，马社长微微点点头，然后告诉我，当时不让我们进阿富汗采访，主要还是担心安全问题。如果再出现像上次科索沃战争中中国记者遇难的事情，不仅自己的家人接受不了，还可能因此给国家带来各种难以预料的影响。他又举例说，美国空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包括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在内的3　名中国记者遇难，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许多地方纷纷举行各种抗议活动……　听了社长的话，我明白了许多。原来这里面还有许多需要“讲政治”的问题。可当时，我确实想不通，一连几天都气哼哼的。后来，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外国记者从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发回的新闻和图片，我心里更是酸溜溜的。战争爆发后，伊斯兰堡街头的气氛明显紧张起来。许多重要的政府机构和公107　/　185　共场所都加强了戒备，一些主要的路口搭建了临时防御工事和掩体，增派士兵把守。那时间，在伊斯兰堡当兵的似乎和老百姓一样多。10　月中旬的一天，我出外采访。走到总统府附近，我诧异地发现堂堂正正的总统府前，竟然也有一处用麻袋垒起的掩体，士兵在里面站岗。我用长镜头抓拍几张之后，走近隔在掩体外的铁丝网拍摄。这时一位大个子士兵走过来，冲我连连摇手。我连忙说是来采访，大个子点点头不再管我。一看对方不管，我想干脆到掩体里面去拍，便一猫腰准备从铁丝网中间的缝隙往里钻。“站住！”那位士兵猛然转过身，大声冲我喊道。一看事情不妙，我连忙缩回身。士兵冲到我跟前，满脸愤怒地抬手向远处一甩，命令我：“走开！”　走至10　多层高的沙迪大厦（SaudiPKTower）时，我发现不仅地上有不少警察站岗戒备，就连楼顶上也晃动着巡视的哨兵。这里是联合国等驻巴机构的大楼，　在伊斯兰堡算是比较高的建筑。我过去探问得知今天要有抗议活动，警察们提前过来戒备。我边寻找新的拍摄目标，边等着游行队伍的到来。等了近一个小时，示威者也没露面。其间，几个警察闲来无事，坐在地上打起牌。看着戒备状态中闲散的警察，　我举起相机刚拍了一张，就被一位表情严肃的老警察制止住。我想，他大概是怕我把照片登出去，让上司看见后会臭骂他们一顿。这时走过来遇到一位据说是到过北京的什么警察局的局长，他硬拉着我给他拍照，还给我留下地址，让我把照片寄过去。在伊斯兰堡等了两天，我开始感觉有些无事可做。街上的那些新闻，都已经让我拍得差不多了。此外，分社的位置相对偏僻，信息来源不多，有些时候还要108　/　185　坐等新闻。比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10　月16　日访问伊斯兰堡时，我急得火上房，　到处联系想去采访，竟被告知：“只能在分社等着人家发邀请。”结果老鲍上午开了记者会，下午就走了。等到最后，“邀请”也没来，我们什么也没采访到。一时抓不到大新闻，我就每天坐着出租车满街转。伊斯兰堡的出租车一般分黑色和黄色两种，大都属于那种“超期服役”的车辆，跑起来晃晃悠悠，声音很大。别看车不好，出租司机还不错，常向我提供一些信息。老巴司机都喜欢我这种乘客——没什么目标，满街跑。秋天到了。路边宽阔的草地和成片的树林，在阵阵秋风中显得格外寂静。远处的群山在阳光的映照下连绵起伏，清晰可见。可眼下，美景是别人的，我根本无暇欣赏。如果可能的话，等战争结束了，我再来专门观赏这异国的美景吧。那些天，我陷入难以自拔的郁闷之中。要么躺在分社的地铺上，望着天花板发愁；要么站在院子里，仰望着天空发呆。去不成喀布尔，也找不到提气的突发事件，我心里真着急。退而求其次，我遵照总社的指示精神，寻找些和战争有关系的内容采访。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来到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采访拍摄些反映市民生活的内容。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费萨尔清真寺在远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壮观。我对它并不感陌生。1995　年我随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第一次访问伊斯兰堡时，曾到这里参观。这是巴基斯坦最大的一座清真寺。清真寺前是一处宽阔的草地。不时有三五成群的学生从草地上走过，他们都是来这里参观或是秋游的。不远处，有两位青年男女坐在浓密的树阴下倾心交谈；　一位年轻母亲怀抱婴儿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身边的一对儿女快乐地奔跑着、享受秋日的阳光。眼前的和平景象，让我烦躁的情绪得到了暂时的舒缓。109　/　185　我将眼前的画面一一摄入镜头，以“战争中的人们更渴望寻回平静的生活”　为题，将稿件发回总社。尽管发回的稿件被统统“枪毙”，但那些镜头代表着我希望战争早些结束的心声。我没有泄气，继续按照后方指示，去拍些反映当地民俗风情的图片。我终于在一个市场里拍到一个趴在桌上绣花的小伙子。据周围人说，他绣花的技术在这附近很出名。我将小伙子专心绣花的照片发回了总社，心里却很别扭。要知道，那是当时新华社惟一战斗在巴阿前线的摄影记者，憋得没办法竟然跑去拍男人绣花的结果。三进白沙瓦憋了几天，实在受不了。这不是我的风格，也不应是战地记者的工作状态。10　月20　日，我和孙浩决定第三次奔赴白沙瓦。当时天气已开始变凉，我似乎感到先前的斗志随着窗外的风渐渐冷却下来。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我担心当初心中那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情怀已开始消退。战争爆发初期，在报纸和电视上还很少看到外国媒体直接发自阿富汗战场的消息和图片。可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扩大，一些大的新闻机构，如AP（美联社）、AFP（法新社）、Rueter（路透社）等发自阿富汗境内的新闻和图片越来越多。从专业记者角度看来，其中多数照片显得非常业余。天天看着别人的照片充斥当地报纸的版面，我心里的感受可想而知。作为一个举了10　多年照相机的摄影记者，我要在战争时期维护新华社的荣誉。这种荣誉感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始终压在我的心上。110　/　185　“外国通讯社有的东西，我们新华社也要有！”我一直憋着这口气。去白沙瓦之前，我心里早就盘算，即使暂时进不了战争的中心，也要想办法带回一些有关阿富汗境内战场情况的最新图片。于是乎，与外国记者打交道时，　我特别注意打听他们采访报道的一些“招数”。原来，他们当时发出的许多消息和图片，都是通过雇佣当地阿富汗或巴基斯坦雇员才得到的。法新社的伽卡德曾直言不讳地对我讲：“光靠记者自己到处跑，累死也没用！”　伽卡德的话让我茅塞顿开。悬赏新闻一到白沙瓦，我就开始四处联络、打探消息，并向周围人发出这样的信息—　—只要能给新华社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或图片，我们就给报酬。就连旅馆的白发司机知道这一消息后，也在四处张罗，希望借此捞点“外汇”。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大张旗鼓地四处“悬赏新闻”时，旅馆的管理员法努克给了我“当头一棒”。一天晚上，我和法努克又聊起想要买新闻和照片之事，老先生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我赶紧重申：“弄到有价值的新闻和图片，我可给钱啊！”法努克眯起眼睛笑了笑没有回答。我突然想起法努克曾给日本人当过雇员的事儿，马上问：“你给日本人当雇员的费用是多少？”“大概一天100　美元到150　美元吧。”法努克终于开口了。他这一开口，弄得我不敢再说话。我知道，一天100　美元～150　美元（约合6000　卢比～9000　卢比）相当于我们分社过去给“临时雇员”一个月的工资。如此大的差距，自然使法努克对我的“悬赏”不感兴趣。因为战事的原因，当时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雇员佣金价格飞涨，西方和日本记者雇用当地雇员平均每天付费约100　美元～200　美元。更有甚者，据美国《时111　/　185　代周刊》报道，财大气粗的CNN　和BBC　给雇员的薪水有时高达500　美元一天。在这里，“花钱买新闻”早已成为国外新闻媒体通行的做法。难怪有记者感慨地说：“现在的新闻竞争就看谁有钱，有钱才能获得独家新闻。”其实，我在采访中早就注意到，美国、日本记者的身后，总有一大堆穿白袍子的当地人跑前跑后、四处忙碌。他们，就是新闻雇员。其实，雇用当地雇员从事采访报道，早已是许多新闻媒体通常的运作方式。据了解，美联社东京分社共有75　人，其中仅6　个美国人，当地及其他西方国家雇员有69　名；在路透社香港分社的400　人中，只有10　人来自欧美国家，其余全部是本地雇员；而路透社印度分社200　人当中，仅新德里分社首席来自伦敦，　加上英国和美国各有一人，其余均为当地人。比较而言，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内地媒体还没有完全接受这种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一般新闻媒体在国外的分社或记者站，多半是从北京等后方编辑部调派过去的。前线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前方几个有限的记者东奔西杀、孤军奋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些记者只好退守在编辑部，采用收集信息、编发稿件的方式从事前方报道工作。这样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新闻报道与外国大通讯社相比，形成了很大差距。纯粹花钱买新闻不是我们的新闻理念，同时对于我们也有较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只得“实事求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先交朋友、后找雇员的方式，　力争“物美价廉”地获取新闻。我自豪地认为，这种“朋友加雇员”的工作思路，　更符合“中国特色”。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抵达白沙瓦的当天晚上，和纳扎尔吃饭时偶然得知，　纳扎尔的舅舅曾经在阿富汗的一个地区当过官，现在还有许多亲戚在那边。我们112　/　185　试探着问纳扎尔，能否请他舅舅帮忙，从阿富汗搞到些新闻和照片。纳扎尔只是答应我们试试看。教阿富汗人照相两天后，纳扎尔打来电话，说他舅舅同意“见面谈谈”，地点就在纳扎尔·巴难民营附近、他舅舅的家里。10　月22　日晚，我们驱车来到郊外纳扎尔·巴难民营附近的纳扎尔的舅舅家。外国人深夜来访，搅得他家几乎所有的男人，包括大人小孩全出来迎接，女人们则躲在后院扒着墙头或透过门缝偷看我们。纳扎尔的舅舅一家有几十口人，住在前后两个土院中，男眷主要住前院，女眷主要住后院。后院院子里种着蔬菜和石榴树。看得出来，他们虽然住在难民营，但以前有些家底，生活条件比一般难民家庭要好些。我们被邀请进屋，盘腿坐在了属于“上座”的地毯上。屋子里已有10　多人，　有亲戚有朋友。由于语言不通，纳扎尔和他舅舅的儿子给我们充当临时翻译。纳扎尔的舅舅面孔长而瘦削，谈话间很少笑，眼睛不大却很有精神，像普什图族男士一样喜欢穿一件坎肩，头上戴着一顶“塔利班式”毡帽。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想要有关美国轰炸塔利班最新情况的新闻和图片。“你们要这些干什么？”舅舅盘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在我和孙浩身上来回打量。“这很危险。”说这话时，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我们通过纳扎尔向他解释，我们中国的报社要这些照片纯粹用于新闻报道。为防止招惹麻烦，我们没有说出自己单位的名字。屋子里出奇地安静，人们的表情都很严肃。纳扎尔挪到舅舅身边，与他窃窃私语一番，然后又神秘地把我们叫到屋外问113　/　185　道：“你们能付多少费用？”我们终于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赶紧问他舅舅的意思。“每人每天1000　卢比，行吗？”纳扎尔显然是用商量的口吻问我们。看得出来，这个价码对于他来讲也不低，因为他辛辛苦苦一个月也不过只挣几千卢比。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价格。每人每天1000　卢比，用他们两个人三天，　一共6000　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不到800　元）。我和孙浩商量后，先给了纳扎尔舅舅5000　卢比，并说好等雇员拿回照片后，我们再补1000　卢比。费用问题谈妥了，下一步我们开始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对于他们如何行动，　我们充满好奇。舅舅指着坐在旁边的一个五短身材满脸大胡子的人说：“他们在塔利班干过，　有办法。”　“塔利班士兵？”我们差点叫出声。我说什么也没想到，自己准备雇佣雇员竟然雇到了“塔利班”的头上。看到我们惊诧的表情，纳扎尔赶紧解释说，这没什么奇怪，白沙瓦有不少阿富汗人都曾在塔利班做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