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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在战争前线-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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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望着孩子们好奇的眼神，我灵机一动，心生一计。“Hello，look（来看看）！”我一边拍摄，一边招呼孩子们欣赏我数码相机中他们的“光辉形象”。这一招果然令他们兴奋，一个个围着我，伸着脖子、瞪大眼睛看个没完。可我也被自己设下的圈套牢牢套住。一二十个孩子不停地拉出中国功夫的架势让我拍照，然后一窝蜂地冲上来抢扯着相机要看照片。我俨然成了他们的“公共”摄影师，既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又要左右躲闪，以免他们的乱冲乱撞弄坏器材。猛然间，我右侧的太阳穴被一个孩子的胳膊重重地撞击了一下，直撞得我眼冒金花，捂着太阳穴懵了好一会儿。有些气急败坏的我抡起拳头朝着他挥过去，吓得那孩子抱头跑去。我不敢再和孩子们“套近乎”，绷起脸连哄带吓总算摆脱了孩子们的纠缠， 躲到远处，换上长镜头改成远距离抓拍。这时，正值夕阳西下时分，几位阿富汗妇女头顶水罐穿过树林，慢慢走向破旧的帐篷；老人和妇女坐在杂草丛生的地上生火煮饭，袅袅炊烟从帐篷间缕缕升 60 / 185 起；荒凉的草地上，一个孤独的小男孩久久地注视着缓缓西下的夕阳。洒满落日余晖的山路上，一名失去双腿的父亲安详地坐在轮椅上，旁边满脸稚气的儿子推着车向我走来。突然，推车的孩子伸出双臂，做出一副准备飞翔的姿势，我立刻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个令人难忘的父与子、战争与和平的珍贵瞬间。后来，我拍摄的包括这张名为《父与子》在内的新闻图片被多家报纸和杂志采用。曾经有过在非洲战乱中冒险采访经历的同事王继雨和我开玩笑说：“你的照片已经超过美联社了！” 晚上，我们重新回到以前住过的小旅馆。管理员法努克（Farook）用普什图族亲戚朋友见面行拥抱、吻腮礼的方式，抱着我们亲热了好半天。深夜10 点多钟，我们在网吧发完稿，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旅馆。猛抬头，只见一轮明月挂在空中。“今天可是中秋，咱哥俩也该过过节吧？”孙浩像刚醒过盹来似的对我说。我俩一拍即合，立即分头准备。我从箱子里翻出一盒从香港带来的沙丁鱼罐头， 孙浩从外面买来两瓶汽水，旅馆伙计给我们做了咖喱牛肉、洋葱沙拉和几张馕（类似中国北方的大烙饼），这点儿东西竟把我屋里的破旧茶几堆得满满的。我们正忙着准备，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旅馆的小伙计端来一个精致的奶油蛋糕。看到我俩满脸疑惑的样子，小伙计乐呵呵地说，是有心的法努克专门定做的， 祝中国朋友“节日快乐”。“来，干杯！”我俩举起汽水瓶碰了一下，相互笑了笑，似乎想说点儿什么， 可话到嘴边又没说出来。借助房子昏暗的灯光，我俩闷头吃起来。“总该祝点儿什么吧？”孙浩忍不住问我。我想了想深沉地说：“就祝我俩平平安安吧！” 难民营历险 61 / 185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难民营应该是个苦难深重但又平静安全的地方，似乎这里除了贫困就是悲惨。其实，这只是对难民营生活一个侧面的简单描述。在苦难的背后，难民营还是一个五脏俱全的特殊社会。这里有柴米油盐的生活、诡秘多变的社会关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爱、有恨，也有多种情感的宣泄。来之前，也许是做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地记者的弦绷得太紧，总以为硝烟弥漫的战场应是我聚焦的中心。然而，愿望美好现实无情。与枪林弹雨式的传统战争几乎完全不同的现代高科技战争，虽然模糊了战争前方、后方的界限，却无情地把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为采访战争而来的记者拒之中心战场之外。急得已经踩在战争门沿儿上的我，竖起耳朵，四处打探消息。其实早在9 月21 日，我们到达白沙瓦的第三天，我就不小心撞上了难民营，而且第一次采访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遭遇战”。那天下午，我和孙浩开着车出城寻找新闻。在城西不远的地方，一座土黄色围城闯进我们的视线，成百上千间低矮破旧的土坯房连成一片，十分扎眼。我们猜这可能是座难民营。没什么说的，急停车。我抱起相机冲出去，准备寻找目标拍摄。谁料，正在四处玩耍劳作的孩子大人像是发现外星人一样，呼啦一下围过来二三十个，将我俩分割包围团团围住。孩子们唧唧喳喳地挥舞着手臂，上蹿下跳，喊叫着我们根本听不懂的话，有的好像让我拍照，有的好像让我滚蛋。在推推搡搡的混乱之中，我一边抓紧时间拍摄，一边躲闪着护住相机，情况很是被动。广角镜头中，孩子们的脸和手变得粗大而奇怪，只有眼神中流露的还是那种只属于童年的天真。“别拍了，赶紧走！”同样身处困境的孙浩一面大声招呼我，一面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猛然间，他发现离我们二三十米远的公路上有个值勤的交通警，便使 62 / 185 劲地向他挥手求救。老巴交警随手捡起一根木棍跑过来，一边大声吆喝着驱散人群，一边命令我们：“Go，Go！”我们顾不上说声谢谢，飞也似地钻进车逃回城里。“让你走，你还不走，没有警察，我们就麻烦了！”有过在难民营采访经历的孙浩气喘吁吁地埋怨我。我定定神，嘟囔道：“这和我以前听说过的难民营一点儿都不一样。” 后来我们才知道， 这座阿富汗难民营名叫卡查· 伽瑞（KachaGarhi），已有近20 年的历史。阿富汗难民问题早已令国际社会备感头疼。1979 年苏军入侵阿富汗，10 年的战争曾让占人口1/4 的近500 万阿富汗人逃离家乡，沦为难民。苏军撤出后，阿富汗内乱连连，多灾多难的阿富汗人在战火硝烟和饥饿贫寒的痛苦中，无奈地踏上流亡之路。“9·11”后，人们认定美国会对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发动无情打击，于是，巴基斯坦政府下令关闭了巴阿边境。但两国边界长达2500 公里的边境线并非铜墙铁壁，横亘在巴阿边境的兴都库什山脉再高也无法挡住阿富汗人逃生的脚步。据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驻白沙瓦机构统计，战争爆发后前两个月，每天都有上千名阿富汗难民想方设法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巴基斯坦。其中绝大部分的难民逃到了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等地。随着美国对阿富汗军事打击的临近，巴政府宣布关闭了大部分的难民营，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准进入。这下子可急坏了包括我在内的外国记者。我和孙浩商量， 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进入难民营采访。经多方打听，我们将目标最先瞄准了白沙瓦附近的纳扎尔·巴（NasarBagh） 难民营。10 月初的一天，我们在先前认识的阿富汗朋友哈菲斯（Hafiz）的带领下，冒着犯法的危险，闯进纳扎尔·巴难民营。经过岗哨警察的严格盘查后，我们的车逐渐驶入了一座土黄色的难民营部 63 / 185 落。从远处望去，高高低低破旧的土坯房，像一个个鸽子笼，紧紧地排列在一起。据哈菲斯介绍，这座难民营已有20 年的历史，大部分的难民都是为了躲避当年苏联侵阿战争逃到此地的。如今，有些难民已搬迁到其他地方，有些返回家乡， 目前这里的难民人数约有十多万。后来听另外一个朋友、曾经在这里住过的纳扎尔介绍，最初，难民们主要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连食品、饮用水都没有， 后来在国际社会和当地政府以及亲朋好友的帮助下，部分难民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才逐步使生活稳定下来，大部分家庭垒起了土坯房，过上“填饱肚子”的生活。在路边，我们不时见到衣衫褴褛的老人和孩子，或抱胸呆坐，或担柴拾粪， 忙碌劳作。孙浩一边向远处的人们打招呼，一边兴奋地说：“都说这里危险，我看人家挺友好。”朋友告诉我们，其实，就在几天前，曾有外国记者来这里被人们用石块打跑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仍采用“游击战”的方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边开车，一边拍摄，以免目标太大招惹麻烦。车开到一处相对僻静的小河边，我们发现周围人少，就停下车寻找目标拍照。在我的镜头中，出现衣衫破烂的儿童在土地上互相追逐玩耍、光着脚的小姑娘呆呆地坐在土坡上托腮冥想、摇摇欲坠土房前的爷孙俩愣愣地盯住我的镜头……不知不觉中，一大群人又从四面八方飞奔着围拢过来。正当我拍得起劲儿、准备拍摄远处几位抱着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女孩子时，她们却惊恐地抱起孩子撒腿就跑，旁边一个扛着锄头的青年气愤地冲着我跑过来，向我大叫“No、No”，另一边有个少年拣起石头向我扔来。我慌忙退回车旁。此时，孙浩和哈菲斯正被数十名大人、小孩团团围攻。挥着锄头的青年呵斥哈菲斯，哈菲斯吓得低着头直出汗。当时的场景中，连八九岁 64 / 185 的小男孩也亮出刀子向我们比划着刺杀动作。我们不敢迟疑，连忙钻进汽车。可能因为紧张的缘故，孙浩的汽车打了几次火才发动起来。许多难民借机扒在车窗上，又喊又叫，又拍又打，一直到我们的车开出很远。那一刻，我的心里又紧张、又生气。紧张的是真担心难民们一时失去理智，错伤了我们这些“好人”，而生气的是，这些人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坐在车上，平日不吸烟的哈菲斯一边喘着气向我要烟抽，一边情绪紧张地说： “那人训斥我，赶快带外国人离开这里，否则，你们就没命啦！”“他们为什么这样，我们可是中国记者？”我有些气鼓鼓地问。“他们把你们当成美国一伙的了！” 哈菲斯大声回答。他解释说，由于美国对阿富汗实施的军事打击，这些背井离乡、生活窘迫的难民视眼前的美国人如同当年的苏联人一样，都是侵略者、杀人犯。而绝大部分难民从小就生活在相对封闭的难民营，没有受过教育，过着寄人篱下的“劣等人” 的日子。在他们的眼里，当地人从来就看不起他们，周围的世界早已抛弃了他们。强烈的自卑唤起强烈的愤恨。他们根本不明白所谓“反恐战争”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美国人又在侵略他们早已破败的家园，凌辱他们本已可怜的兄弟姐妹。为此他们痛恨美国人，同时也对周围的世界有一种本能的敌意。逃出纳扎尔·巴难民营的路上，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同样有过短暂难民经历的哈菲斯曾气哼哼回头骂了一句：“一群愚蠢的东西！”他的话让我理解为：哀同胞不幸，怒世道不公。一心想出国哈菲斯是我们到白沙瓦后在一次采访途中“捡来”的朋友，也是我们到白沙瓦后认识最早的一位阿富汗朋友。 65 / 185 9 月底的一天，我和孙浩开车去城里采访，正着急找不到路，发现路边站着一位身穿白汗衫的英俊小伙，我们停下车向他问路。听说是中国记者，小伙子用较为纯正的英语为我们指示方向。可由于路不熟，还是听得我们一头雾水。看到我俩着急而又为难的样子，小伙子痛快地说他可以给带路。我们喜出望外，以为遇到了“活雷锋”，赶紧请他坐到车子的前座，帮着指引前进的方向。其实，我们在以后的采访中，经常能遇到这样的好人，只要我们说出自己是“Chinese（中国人）”。每到此时，我们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害怕塔利班吗？”我随口问哈菲斯。“不喜欢，塔利班早该下台！”哈菲斯干脆的回答吓了我一跳。要知道，在当地普什图人普遍同情和支持塔利班的时候， 哈菲斯应该属于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他的话如果让那些极端人士听见，弄不好会招致一通暴打。谈话中，我发现22 岁的哈菲斯是那种典型的开放式青年，他并不在乎如今失业待在家里，只希望日子过得轻松自在。他说，他有不少漂亮的女朋友，经常在一起幽会。他还说有机会要让我们见见他最漂亮的女友，她是一个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按孙浩的话说，哈菲斯是个典型的阿富汗“公子哥”。据哈菲斯介绍，他家原来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父亲曾在塔利班一家医院当医生，生活绝对属于“小康水平”。后来塔利班掌权后，采取了许多“不近人情”的做法。比如，塔利班士兵经常没有任何理由，就随意闯进市民家里没收人家的私人财产；对经商实行严格地限制，导致许多店铺纷纷关门。塔利班在医院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弄得医院乱七八糟。他父亲在忍无可忍之下，两年前带着家人逃到了白沙瓦。后来我们和哈菲斯混熟了，他还特意带我们到他家做客。他家住在城东一处 66 / 185 阿富汗人聚居区。见到有外国人来访，邻里们都跑出来看热闹。一大堆孩子围着我俩像观赏大熊猫一样，从头到脚看个遍。富有爱心的孙浩对其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欣赏不已，硬逼着我承认那位大眼睛、长睫毛的小姑娘像中国女孩。哈菲斯说，这里的人家都是近年来为躲避战乱灾荒逃到白沙瓦的，虽然他们的生活较为艰苦，但毕竟还能过上平静的日子。问及以后的打算，如今失业在家的哈菲斯毫不犹豫地说：“出国。”他说，他的一些亲戚都在国外，姐姐已在德国定居，哈菲斯准备去德国让姐姐帮助找工作。后来我发现，在阿富汗，像哈菲斯这样想出国的青年人很多，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尽快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从而实现自己的某种理想。按照哈菲斯的话说：“无力改变阿富汗，只好一走了之。” 当被问到如果出国之后、是否还想回阿富汗时，哈菲斯无奈地摇摇头说：“那里天天闹打仗，回去干什么？等以后和平了再说吧。” 难民营里有塔利班战士10 月6 日，战争爆发前一天，也是我抵达巴阿边境采访的第18 天。这些天，我几乎每天都与后方通电话，希望得到较为“明确的指令”，比如“设法或立即进入阿富汗采访”之类。但得到的除了领导和同事们关切的慰问， 就是“千万别擅自行动！”的告诫。对此，我虽然心中焦急，可又没办法。无奈中，我只好将注意力集中到反映难民的生活上。当时，被逼无奈地蹲守在白沙瓦的数百名记者，也大多将采访的焦点转向阿富汗难民营。但是，巴政府却不允许采访难民营，急得很多记者哇哇直叫。“为什么不让记者采访难民营？”我们曾经愤愤不平地追问过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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