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中华帝国-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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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死亡人口大大
增加的重要原因。
因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
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
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
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农村极度缺粮的困难，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
以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1959、1960、1961年下降的比例为12。9％、26。5％、24。4％，自然灾害的粮食减产，只占其中一部
分。其余的，应该说是决策错误所致。
二、决策错误的因素
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
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
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
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
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
、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
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
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
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
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
，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
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
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
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
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一、“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
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
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
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
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
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
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
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
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
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
，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
，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
，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
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这些都造成
因灾减产之后，粮食中仍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
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
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
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
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
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
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
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
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
）。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
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1548页）。
这样，一调出二吃光，本来就难以为继，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
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法”。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的1959年1月，
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
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78年的情况则不同，粉碎“四人帮”不久，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
进口粮食的政策。
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
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
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还规定国家对农村实行免税或低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些政策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时期的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
和进口。第二个时期，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和大量进口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
有水平相差甚大。这种差别反映在吃商品粮有基本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身上，尚不算悬殊，而对于农民，影响甚大。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50年代，国家财政力量十分有限，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
口粮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总政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不仅是政策的考虑不同，也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
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着眼点看，但50年代末期的浮夸风，是个严重失误。
二、“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
的需要，因此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进行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仍属非常低下程
度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
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是在全县规模上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
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
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他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
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209页）。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
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
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影响，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持续三年之久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
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