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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秘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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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现的杨宪（3）
表面上，中书省的几个办事大臣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系，因为李善长罢黜了杨希圣，更因为杨宪在朱元璋面前诋毁李善长，他自然被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胡惟庸就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如果杨宪当了丞相，我们这些淮人都不能当大官了。”他把杨宪划到了刘基的浙东派，若是杨宪当了丞相，他的后台刘基自然大权在握，那么一贯打压浙东派的淮西人士就别想再出头了。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明确转向浙东派时抢先下手赶走杨宪。
正好杨宪借着不孝顺的由头打击汪广洋，短短一个月内，把汪广洋赶出中书省还不够，竟然还要赶到天涯海角去，难保下一步是不是在流放路上直接处死……这样的人留不得！于是在淮西派大臣的集体威压之下，杨宪被朱元璋处以极刑。
上述虽然都是猜测，但在情理之中。然而历史总是存在多个侧面的，就刘基这方面来看，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容不下杨宪，刘基对杨宪也是一样的。站在淮西派的对立面并不一定就是浙东派的支持者——敌人的敌人可不一定是朋友。杨宪的后台不是刘基，而是朱元璋。他进入中书，自以为得到了朱元璋的全部信任，以总揽中书大权为目标。不光李善长是他的目标，曾和皇帝论相的刘基也一样。在杨宪心里，他只是排在刘基之后的第二顺位，那么只要刘基在朝中，说不定哪天朱元璋就想起他的才能来替换下了自己呢？不把刘基扳倒，杨宪心里同样不会安稳。
对于杨宪之死，史书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向皇帝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另一种说法是刘基向朱元璋报告了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才使朱元璋最终下了处死杨宪的决心。唆使侍御史陷害朝廷大臣，虽然是大罪，其实罪不至死，然而不管是李善长、胡惟庸还是刘基，他们都不希望杨宪活着。
这些功臣们都知道杨宪是检校出身，他们不会允许朱元璋把整个大明朝变成一个用特务手段控制的国家，因此在杨宪之死上，他们才能够抛弃以往的成见，联手出击，一定要置杨宪于死地吧。
而朱元璋此时显然还念着和功臣们出生入死的种种情谊，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为了一个小小的杨宪，让功臣们和他离心离德，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他借题发挥，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么完蛋了。
于是乎，皆大欢喜。
当然，杨宪之死只是个开始，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反而使他警惕——他总要知道朝臣的真实行动和事情，但大明朝那么大，每天送到龙案上的奏章却那么少，有多少事情没有让他这个皇帝知道，中书省就单独处理了呢？检校必须存在，只有他们才能给他最真实的朝廷动向报告，才能使他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既然朝臣们都讨厌检校这样的特工人员，那么我就跟你们玩更阴的。
杨宪死后四个月，也就是洪武三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公、侯、伯等功臣家里都赐卫队一百二十人，由一个百户统领——这一百二十个人里，没人知道有几个检校存在。
且说杨宪死后，李善长老病在家，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中书右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实在运气不好，前回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把他赶出中书省，这回辅佐他的胡惟庸对他也没表示多少尊敬之心，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做了决定，根本就不知会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而经过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大概也看开了，他抱定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默默无所可否”——你胡惟庸不是仗着会迎逢皇帝，韩国公李善长又是你的后台，就大权独揽吗？我也不和你争，也不跟你摆左丞或者右丞相的架子，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只要老老实实地保命就好，绝不掺和。反正咱们大明朝做事要讲究资格辈分，你再折腾，只要我不死，我资格比你老，论起宰相人选来，我总是要排在你前头的。
昙花一现的杨宪（4）
胡惟庸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汪广洋越是懦弱不争，他越是步步紧逼。
到了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离开了朝廷。然而这两个老家伙同样的退身避祸之举，最终却都没能如愿以偿。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从此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
而检校组织，不光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在文人墨客那里还有些风雅之事流传下来，也算是锦衣卫和它的前身少有的几处不带血腥和杀戮的逸闻了。
话说明朝初建，朱元璋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征集了一大批元末的儒士来南京编纂经典。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七老八十了被朱元璋征调到朝廷参与编纂《孟子节文》，老人家觉得工作辛苦，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想着工作起早贪黑，不禁满腹牢骚。他本是个诗人，郁闷间诗兴大发，口占一绝：“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天还没亮就爬起来穿衣服，就这样到了午门还觉得我们来晚了，什么时候能回老家享受田园之乐啊，我一定一觉睡到天大亮，早饭不熟都不起来……
老头子诗做成了，牢骚也就发了，回到家啥事没有，一觉睡到四更天，继续起早去上班。没想到朱元璋和颜悦色地问他：“先生昨天做的好诗啊，‘午门朝见尚嫌迟’，嗯，这个‘嫌’字不太好，朕给你改成‘忧’字，你看如何？”
钱宰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立马跪下磕头谢罪，亏得他老虽老，身体还不错，至少没有当场吓出心脏病来——皇上明鉴啊，老臣绝对不是不愿意为大明朝干活啊，绝对绝对没有嫌弃工作的意思啊……您可千万不要杀我啊。
朱元璋虽然经常有微服出宫的行为，但他前一天晚上并没有亲自跟踪钱宰，更不曾亲耳听到钱宰吟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钱宰做了这么一首诗的呢？当然就是无孔不入的检校告诉他的了。
这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检校成员，可能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青书生，可能是在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针对一颗白菜讨价还价的小厮，也可能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他可能是钱宰下班路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
而且这些检校的工作效率实在非常高，听到钱宰的诗，当天晚上就能抄录一份送到宫里，送到朱元璋的手上。显然，在皇宫里也有专人负责接收检校们的报告，而朱元璋也会每天审看这些报告，如此才能在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对老头子实行突然袭击。
说来朱元璋对于老头子还是挺回护的，“午门朝见尚嫌迟”一句，“嫌”改成“忧”，变成“午门朝见尚忧迟”，不但没了发牢骚的意思，反而还能读出几分争着为国效力的感觉来呢。老实说，钱宰的牢骚诗，放到清朝，绝对够得上文字狱的级别，少说也得灭他个三族五族的，但搁朱元璋这里，也就是戏弄一下酸儒而已，反正钱宰没有因为写这首诗受到什么处罚，还是好好地回衙门编他的《孟子节文》去了。
如此完备的检校报告制度，不会一日而成，他们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手下就有这么一批由他亲自领导、负责情报工作的家伙。当时天下群雄四起，反元斗争形势复杂多变，朱元璋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定鼎天下，情报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古以来，情报工作就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往你那里派间谍，你往我这里派细作，其间的阴谋血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作为情报人员的检校，在朱元璋建立明朝过程中一定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并没有解散这些检校，反而赋予了他们新的工作内容——监察朝廷上下的一举一动，详细汇报。这朝廷上下可不光是指在职官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甚至已经退休的官员，全部都在监视范围之内。
朝廷的官员们，尤其是一些和朱元璋走得比较近的功臣们，包括徐达和李善长，他们都知道朱元璋手下有这么一批专门从事监察工作的人。对于这些人，功臣们可谓是心理复杂，一方面，当日出于斗争形势需要，后方的文官、前方的武将都需要情报，检校的存在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明朝建立以后，在朝堂上论起功劳来却很少有他们的那一份。另一方面，检校组织一向由朱元璋自己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这些功臣们也不知道自己身边谁是检校，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在什么地方做的什么私密事情第二天就有可能被朱元璋问起……谁没个七情六欲贪嗔痴狂啊，总不可能时时端着架子做样板。于是乎，朝廷之上人人自危。
第一个目标：胡惟庸！（1）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论述中国官制的汗牛充栋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顶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细数起来，其实也蛮可怜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他在反元建明斗争中没有留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从清水衙门进入政务中枢，胡惟庸的飞跃速度简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而带他飞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乡李善长。
洪武三年过半的时候，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且还是检校的成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长也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事情，在痛恨刘基的同时，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乡淮西人，于是李善长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可谓是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某原本中书左丞的职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简直就是“尸位素餐”这个成语的最好体现。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叫你压制杨宪，你反而被赶出京师，叫你主持政务，你把活儿都推给胡惟庸，我还用你干什么？——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这么懦弱的人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结为了夫妻，这样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旧部来如臂使指，顺手顺心。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是一点也不可肯沾，就这样，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第一个目标：胡惟庸！（2）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了亲家，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对话，本来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举朝皆知的地步——日后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检校故意传出的消息——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对头，单只这次论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对刘基深恶痛绝了。
刘基自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养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检校无处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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