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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智慧-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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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语重心长地说：我记得你是1919 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有时还那么“气
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讲，
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一席话说得有情有理，其中包蕴着丰富的策略思想，这件事情处理得非
常圆满。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推动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1 年9 月，在旧金山召开的和会公然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片
面的对日和约。当时的日本政府违背人民意愿，采用错误的对华政策，同台
湾当局建立与保持“邦交”，致使中日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此背景和形势之下，要打开两国关系的僵局，只能先从民间做起，运
用人民友好的伟大力量，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进而推动官方关系前进，即
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作了精辟的论
述：从展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
间团体协商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只要人民互相来往通商、友好合作，日本
人民的大多数就会认识到中日之间恢复邦交首先对日本人民有益，对中国人
民也有益，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他还指出：尽管中日两国还没有恢
复正常关系，而且按照国际法还存在着战争状态，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两国
人民的友好活动和签订民间协议。这样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
始，把两国关系大大地发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
正常关系了。稍后，他又满怀信心地预言：“照国民外交方式搞下去，日本
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
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针对人民友好运动中的一些认识问题，
他反复强调“两个区分”的思想，即“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
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以此增强我
国干部和广大群众从事人民外交的自觉性，消除日本人士中的某些疑虑。这
就使双方的民间友好往来有了比较牢固的思想基础而逐步开展起来。
1952 年5 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
和宫腰喜助绕道欧洲来华访问，签署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此后，在两国
人民共同努力下，第二、三、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又相继产生（第四次民间协
定后来遭到日本政府阻挠，未能执行）。从1953 年起，中国方面本着人道主
义精神分7 批护送近4 万名日侨回国。1955 年，中日之间签订了民间渔业协
定，使大批日本渔民和中小渔业企业能来我国东海、黄海捕鱼，得以维持生
计。1956、1957 年，中方又先后宽大处理并释放了1062 名日本战犯。在此
期间，双方民间代表团来往频繁，人数日增，交流面涉及经贸、文化、体育
及工、青、妇等众多领域。所有这一切大大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感
情联系，尤其在日本涌现了一批致力于重建日中关系的志士仁人，形成了一
支包括各阶层人士的极其广泛的对华友好力量。这些民间活动、民间力量总
是同官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而也对官方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
恩来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人民外交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我们这样的做法在国际关系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我们是抱着这样愉快的有希
望的心情来进行国民外交的。”
在大力开展国民外交的同时，周恩来也十分重视与日本官方的联系及对
他们的争取工作，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50 年代初，他就明确宣告：
“我们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在我
们民间代表团访日或双方谈判、签署民间贸易协定时，周恩来都曾指示，要
贯彻“民间来往，官方挂钩”的方针。他说：“因为谈判民间贸易已经触及
互设贸易代表处乃至政府贸易协定等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保证是不可能
的。归根到底，解决两国关系问题还是要由政府来办。”按照周恩来的指示，
我赴日谈判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的代表团成员都在名片上写明官方和民间双
重身份，而且把官方头衔摆在前面。代表团在日期间会见了鸠山内阁的大臣
和执政党的负责人，主动邀请政府人士参加我招待会，从而开创了官方接触
的先例。
在主动争取官方的过程中，周恩来反复强调，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对中
日都是有利的，应请双方来做，而不应该只看作一方面的事情，以此敦促日
方采取行动。1954 年12 月，他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政
府一贯主张在遵守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
家建立正常关系。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
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
关系正常化。”1956 年1 月，他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报告中进一步建议两国
政府就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报告提到，我国政府曾两次通过外交
途径向日方表示，“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时
机已经成熟”，“如日本政府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
径是可以找到的”，“中国政府欢日本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就促进中日两国
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遗憾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中国方面的一再
呼吁并未作出响应。
在争取官方的过程中，周恩来坚持对日本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及行为进
行针锋相对而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认为这是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
必要手段。1958 年，我一赴日展览会展厅的国旗破日本暴徒撕毁，我国尊严
遭到损害。此即后来所称的“长崎国旗事件”。日本官方处理此事时轻描淡
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为此，陈毅外长受周恩来之命迅即代表中
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岸信介内阎的错误态度，并宣布采取一系列必要的反
击措施。其中包括废除中日之间关于钢铁贸易等长期协定，不再延长到期的
渔业协定，中断和取消多批访日代表团的安排，停止接待民间或与官方关系
不大的代表团之外的任何日本访华团，等等。中国方面的坚定立场和有力措
施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贸易界人士挺身而出，
为扭转两国关系的险恶状况而奔走呼号。在此情况下，我方因势利导，提出
了打开僵局的“政治三原则”，要求日方：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制造
“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其后，周恩来在会见贸易界
人士铃木一雄等日本朋友时又提出“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
个别照顾）和政经不可分的思想，强调贸易三原则必须与政治三原则相联系。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邀请自民党的有识之士石桥湛三、松村谦三等元老访华，
经过坦诚而深入的讨论，双方同意按上述原则和精神，以渐进积累的方式努
力改善两国关系。周恩来着重指出，“两国关系应建立在政治三原则基础上。
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既要能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平行发展，而且这两方面
要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正是周恩来这种有理、有利、
有节的斗争，加上日方友好人士的配合，两国关系得以克服障碍、向前发展。
岸内阁之后的池田内阁时期，两国签署了备忘录贸易协议、双方互设了贸易
办事处，有了半官半民的联系渠道。中日关系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进入70 年代，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演变，日本各界和广大人民要求恢复
中日邦交的运动愈加高涨，规模更加浩大，汇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周恩来
抓住时机，积极推动愿为日中复交而努力的田中首相访华。1972 年9 月29
日，两位领导人经过谈判签署了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至此，周恩来在50
年代所设计的由人民外交做起推动官方关系不断改善，最后由总理和外长签
字，喝香槟酒的蓝图终于成为现实。
邦交正常化后，有人一度认为“民间外交业已完成历史任务”。周恩来
针对这一倾向又及时提出了“官民并举”和“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
方针。他指出，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是相辅相成的，“民间外交继续发展可
以使官方外交基础更加牢固；反之，官方外交开展了，又可以为民间外交提
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他指示有关部门有计划地邀请那些长期以来为日
中友好而尽力的日本老朋友来北京，由他亲自做工作。他真诚表示，“饮水
不忘掘并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者朋友，永远感激老朋友，鼓励他们
为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而继续努力。
源远流长的人民传统友谊是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巨大内在动力，而周恩
来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人民外交以及多渠道、多层次的民间交流，则在其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重要作用。
见机而行鼎立推动——1969 年9 月在北京机场会晤柯西金
当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跨入建国20 周年的时候，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中
国与原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1969 年3 月发生了严重
的边界武装冲突。乌苏里江的枪炮声告诉人们：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恶
化到了战争的边缘，进入了历史最低谷。
边界上的流血事件是很容易激起民族感情的，然而对负责的政治家来
说，这时需要的不是感情冲动，而是冷静的思考。经过权衡利弊，中苏两国
政府终于在3 月29 日和5 月24 日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
突。
1969 年9 月1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赴越吊唁胡志明主席之
后“途经”北京，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
在这次历时3 个半小时的会晤中，两位政府首脑集中就双边关系中一些带有
紧迫性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后两国关系更趋紧张。就在这次会晤前的一个月里，
苏联方面已经在向美国进行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
反应的试探了。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中国不能不认真对待。周恩
来在会晤中开门见山地向柯西金指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
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
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谈到战争，中国历来愿意同所有国家，首先是邻国其中包括苏联睦邻友
好、和平共处，更何况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正值中同内部动乱。国内的不安
定迫切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首先解决好内部问题。所
以，周恩来直言相告：“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
呢？”他恳切地再一次阐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即中苏之间的争论不应该
妨碍两国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
边界问题而打仗。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谈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至于边界问题，鉴于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周恩来指出：当务之急是在
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
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他建议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并
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显然，中国的“冷处理”建议是有助于缓和边界局势的。对这一合理合
情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并同中国总理达成了谅
解。在这种气氛下，两位领导人还就恢复互派大使（从1966 年起两国在双方
首都只保留代办）、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缓和国
家关系的措施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
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中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
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对此，柯西金主席当场表示同意。这样，在会晤结
束时，双方对取得的结果都感到满意。
1969 年9 月18 日，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
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9 月11 日会晤时双方一致达成的谅解。不久，
柯西金复信通告中国方面：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4 点指
示，以缓和边界局势。
由于双方部采取了措施，边界上不冉打枪，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接
着，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国既要在南边抗美
援越，又不得不对北方加强防备的双重压力。
在国家关系方面，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70 年10 月至11 月间苏
中两国新任大使分别到任，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格为代
办级的局面。
在双边贸易方面，中苏于1970 年11 月恢复了已经中断两年的签订年度
贸易协定的做法，从而使1971 年的贸易额以比前一年增长两倍半的幅度开始
回升。与此同时，两国间的空中与界河航运，经过谈判也开始得到改善。
由此可见，当1969 年中苏紧张关系大大加剧的严重时刻，是周恩来同柯
西金的会晤及其达成的谅解，把两国关系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尽管那以
后两国关系在紧张方面仍表现出相当大的惯性，然而毕竟开始了一个虽然缓
慢，但却是朝着走出谷底方向发展的过程。除了双边关系外，这次会晤的影
响所及，对推动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确立也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1969 年9 月12 日，中国新华社播发的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的消息，
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大洋彼岸的中国对手——美国的某些人乍获得这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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