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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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畅谈放树的成功喜悦的时候，我却突然发起了高烧，头疼得在床上直翻跟头，一家人顿时手忙脚乱，奶奶不住地埋怨父亲不该锯树的，母亲也是喋喋不休：“起个什么屋，锯个什么树。”父亲什么也没说，放下饭碗跑步来到大队卫生室，请来医生为我诊断。医生来后摸了摸我的额头，量了量我的体温，然后为我打了一针，服了几遍药，渐渐地烧退了，头也不疼了，就这样一场感冒掀起了我家锯树后的第一场小小的波澜。
既然树已经锯倒了，房子是非盖不可了，入秋新房动工了，那时是大集体，只要大队生产队同意了，就会安排劳动力上工，用不着自己操多少心。父亲是大队会计，好歹也算得上个有头有面的人物，自然劳动力上得多，时间抓得紧，要求质量高，十月尾墙体就完工了。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屋梁要是偷的，父亲请了几个要好的乡邻从十几里外的山沟里偷了一棵柏树做屋梁，上梁的前一天奶奶和母亲连夜赶蒸了一大箩筐包子馍馍。
上梁那天，我家处处笼罩着神秘色彩，处处洋溢着热闹气氛。木工师傅把那根偷来的柏树刨得光光溜溜有棱有角，父亲小心翼翼地将一块红布包裹在屋梁的正中，然后站在山尖的几个人一齐用力将新梁拉上去横断在正屋的两个山尖上。这时站在下面的人点燃鞭炮，站在上面的人向下抛早已蒸好的包子馍馍，全村的大人小孩都站在下面等着抢包子，抛下一个就是一阵欢呼。
奶奶、父亲和母亲都忙着上梁这件大事去了，暂时忘记了我，等到上梁程序完毕，奶奶马上想到了她的宝贝孙子，招呼姐姐和妹妹们四处找我，还是大妹妹眼尖发现我躺在床上，一声尖叫：“哥哥在床上。。。。。。”奶奶听到妹妹的喊声，赶忙跑来伸手一摸我的额头，热得烫手，豆大的汗珠正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滚，赶忙问道：“哪儿不舒服？”
“浑身发燥，头疼得难受。”我有气无力地答道。
母亲听到妹妹的叫声，赶到了床边，看了一眼拔腿就往大队卫生室跑去。不一会医生赶来了，象上次一样如法炮制，吃药打针。
奶奶一直守在我的身边，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慢慢好转，这次又是让我的一场子感冒冲淡了全家因上梁带来的喜悦，奶奶和母亲的埋怨情绪再一次被激起，一向相信神灵的奶奶一下子又想起了算命先生，只见那算命先生一阵摇头晃脑手掐嘴祷一口咬定是黄连古树显了灵。
听了算命先生的神算，奶奶苦苦地哀求道：“先生你一定要想办法治治，帮我们渡过难关。”
算命先生又是一阵沉默，又是一阵掐算：“从现在起，每天早晨东边泛红就开始烧香，要烧七七四十九天，腊月你孙子过生的时候用整猪整着羊换福。”
奶奶一听说有治，又是往算命先生们手里塞钱，又是点头哈腰，临走时还送出老远。
算命先生走后的第二天，奶奶果真按照算命先生的交待，早早起床净手洗脸，十分虔诚地从柜里搬出香炉，掛好祖宗牌，毕恭毕敬的三叩九拜，烧纸燃香，等到火尽香灭又极小心地把香炉放归原处。要知道那时的中国烧香拜佛封建迷信是不能公开的，是要受批斗的。因此奶奶的这一举动只能在暗中偷偷的进行。我从心底里佩服奶奶的恒心，她居然真正坚持了四十九天，说来也怪，这四十九天我也果真太平无事。
这年的腊月二十二我过生的那天，父亲请来屠夫宰杀了自家喂的一头大肉猪，同时还买了一只羊，一切都是按照算命先生的吩咐，事先在院落里对着正屋的门支起了两扇门板，屠夫把吹得流通滚滚圆圆，刨得白白净净的猪羊四脚朝下，头对正屋门端端正正放好，猪羊的正背脊上都蓄了一撮毛。父亲恭恭敬敬地在猪头和羊头上分别涂了一块红红的印记，然后点上香，燃起纸，放起鞭炮，这就是所谓的换福。那时父亲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随时都有可能招来挨批斗摘乌纱的横祸，然而为了儿子，也为了家庭的平安他又不得不做。
事与愿违，福没换来却招来了一连串的祸水。
第二年正月刚过，奶奶就病倒了，一连几个月不能起床，先是由村上的赤脚医生看病打针，不见半点好转，接着又送到公社卫生所住了一个多月母亲丢下我们几个孩子到医院服侍奶奶，父亲来回两头跑，白天去看奶奶，晚上回家照顾我们。在奶奶病情最严重的时候，父亲跑到几十里的深山老林为奶奶买了一副上等柏树棺材，硬是请人抬了两天才抬回来。一个多月的医院总算没有白住，到了三月奶奶的病才一天天好起来，慢慢地告别了死神。
一家人刚刚从阴影中走出来不久，母亲又突患急性黄胆肝炎，一下子又病倒了，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可是要命的大病，父亲年轻时曾患过一场大病落下了个支气管理工作哮喘的病根，加上当个大队会计常年在外，家里种菜园、挑吃水、砍烧柴之类的重活母亲一手揽尽，母亲一病倒，我家几乎蹋了天，早已囊空如洗的父亲四处拉债毫不犹豫地将母亲送到了区中心卫生院。进院后七天七夜母亲没沾一滴水，没进一粒粮，全靠输液维持生命，父亲只知道一个劲地守在床边哭，那时四妹才刚过两岁，我们五个小孩每天跟在大病初俞愈的奶奶进进出出。
度日如年，母亲进院七天了家里音信全无，奶奶常常望着嗷嗷待哺的四妹滚滚落泪，我们几个小孩不管是懂事的，还是不懂事的都眼巴巴地盼着母亲平安无事的消息，尤其是到了晚上看着别人的父母双双有说有笑的放工归来我们都心如刀绞，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掉下来，每到这时奶奶总会安慰我们：“娃们的，别担心，妈妈会好的，有奶奶在你们身边什么也不用怕。。。。。。”除了这几句奶奶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然后是等我们都睡着了，偷偷地到外面流眼泪，有几次我睡到半夜里醒了，就隐隐约约地听到堂屋里有啜泣声，我一看是奶奶在哭，奶奶看见我起来了赶忙擦擦眼泪，装作没事似的去睡觉，每当这时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父亲终于回来了。父亲不知是安慰我们还是母亲真的转危为安，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好点了，好点了，你妈妈开始动嘴吃饭了。”从父亲那稍有的一点好颜色，我们和奶奶都相信父亲说的是真的。此后父亲每隔三天总要回来一次，每一次回来总要带一点母亲渐渐好转的消息，我们也总是在这种期待中盼望母亲的康复归来。
我们祖孙六人在家苦苦地熬过了一个多月，母亲总算能够出院了。母亲出院那天父亲在村里请了四个人，扎了一副担架，打算把母亲从二十多里外的区中心医院抬回来，那时不象现在交通方便，都是靠肩挑背驼徒步行走，不可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代替。这天奶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坐在村南的稻场里等着母亲的归来，不时地抬头向南眺望，从上午十点一直等到下午五点。中午了，家家户户的烟筒都开始飘起了缕缕浓烟，不一会随风飘来阵阵饭香，可是我们都不知道饿，就连还在吃奶的四妹也似乎突然变得懂事了，没有哭一声。
母亲一生勤劳乐善好施深得村邻的喜欢，看到我们祖孙六人不吃饭在稻场子里等着母亲的归来，纷纷为我们送来了中饭，看看我们又看看送饭的村邻奶奶又一次流下了眼泪，看到泪流满面的奶奶，我和姐姐说什么也吃不下别人送来的饭菜，就这样我们把全部心事都寄托在想妈妈盼妈妈的情感之上。
人们都说冬天天短，可我们觉得这一天实在是太长，真是望眼欲穿，直到下午五点太阳快要落山了，抬母亲的担架终于映入我们的眼帘，奶奶抱着四妹，牵着三妹，我们三个大的紧随其后，没命似的向担架跑去，我和姐姐妹妹边跑边喊：“妈！妈！妈！。。。。。。”母亲听到喊声双手拼命地拍打着担架，要抬担架的人停下来，不得已，他们只得放下担架，母亲艰难地从担架队上坐起来，我们几个下子扑到母亲的身上紧紧地搂在一起放声大哭起来，这时村里的人围了一大群，慢慢地把母亲扶起来，一步一挨地向家里走去。直到这时我们的脸上才算有了一丝笑容。
母亲虽然出院了，但父亲仍然经受着心理的煎熬，在母亲面前他要强作笑脸，给母亲以心理的安慰，背着母亲他又要为母亲治病拉下的债务发愁，尽管母亲的身体在一天天康复，但奶奶和父亲并没从母亲重病的阴影中走出来，只听奶奶常对父亲说：“什么时候才能把借的钱还清啊？”父亲总是安慰奶奶：“不要紧，慢慢来，有人在比什么都好。”母亲总是急着要出工：“不能再待在家里了，这样下去不仅借的债还不了，而且到年底决算还要找钱。”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安慰母亲要母亲好好安心养病。
母亲一病就是半年多，直到第二年三月就勉强开始挣工分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工分对于普通老百姓是何等重要，工分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唯一要素，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那样：“工分，工分，老百姓的命根。”这句话就是广大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个精棒棒的小伙子劳动一天只能记十分，每十分到年底能分到三角钱的人民币就是好年景了。母亲的一场大病使我们这个人多劳力少的家庭掉进了生活用品的深渊，可是就是这样，疾病为个魔鬼仍然不放过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
母亲刚刚能出工挣工分，一场大病又把我送到了死亡的边缘。一天夜里，我突然肚子疼得要命，奶奶赶忙起床用烧酒拔火罐，含烟吹肚脐眼，父亲连夜找来医生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但丝毫都不见生效，不得已父亲只好请远房二叔作伴连夜将我送到区中心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得了什么阑尾炎，那时的区中心医院根本就没有做手术的条件和能力，只是挂了一下吊针等到天亮母亲起来后，父亲和母亲一道又把我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到了县医院我被确诊为患了慢性阑尾炎，虽然可以不作手术但院还是要住的，尤其象我这样一个全家唯一一个能传宗接代的独儿子，父母更是不可能有半点懈怠，哪怕家里早已债台高筑，但在他们的眼中儿子的病是天大的事，半点也不能耽误，于是母亲留在医院照顾我，父亲赶忙返回家中筹措住院费。
亲戚的钱该借的都已经借光了，再说看看我们的家境还有谁敢借钱给父亲呢，更何况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民有几个是有钱人呢。万般无赖，父亲只得向信用社贷款，父亲是大队会计贷款虽然容易但是那可怕的利息却是个无底洞啊。从此父亲以及我们全家背上了无休止的还贷的十字架，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别人都已经迈上了发家致富的大道，可我家还在为还贷发愁。
五、山雨欲来
　　　　六四年冬，由中共中央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四清运动”开始了，区委根据上级要求，在区委所在地召开了“四清运动”动员会，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大队和贫下中农代表。父亲作为大队会计理所当然地要参加这个会议，一同参加会议的还有我们村的贫下中农代表葛如海。葛家本来就和我家就有世仇，解放后父亲当了大队会计，妒忌之火难免油然而生，一直伺机报复，五九年他们借国家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之机，开始同父亲进行了建功立业国后的第一次政治较量，他们用小恩小慧收买了工作队员杨木清，硬说父亲犯有严重的贪污罪，又是宣布停职检查，又是组成专班清查父亲的帐目，费尽心机折腾了几个月，结果一无所获，不得已只好让父亲官复原职。这第一次较量就这样以葛氏家族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从此我们与葛家的怨越结越深。
在那次动员会上区委书记作动员报告时结合五九年“三反”的经验教训非常严肃地指出：“这次‘四清运动’是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广大农村干部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吸取五九年三反的教训，严禁拉山头搞宗族主义，严禁打击报复，严禁收买工作队，三反时有的把工作队请到家里吃吃喝喝，有的为工作队的人买鞋子买衣服，腐蚀拉拢工作队制造了一些冤案，这是要不得的，这次‘四清运动’不能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葛如海听了书记的这些讲话如坐针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散会了别人都纷纷离开了会场，他一个人在会场里走来走去，别人问他他也不吭声。晚饭钟敲响了，别人都拿着饭碗去吃饭，他一个人躲在被窝里蒙头大睡，有人喊他去吃饭他只是摇摇头：“头疼，不想吃。”
夜阑人静，开会的人都已进入了梦乡，葛如海独自一人蹲在寝室外的一棵大树下一袋接一袋的抽着老旱烟，恰在此时大队书记起来撒尿，看到树下那一明一灭的火星，书记转身回到寝室披上棉袄来到树下一看是葛如海：
“老葛，这么晚了你怎么还蹲在这里吃烟？”
“区委书记是怎么晓得的，区委书记是怎么晓得的？。。。。。。”葛如海不住地重复着这句话。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大队书记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耐不住大队书记的反复追问，葛如海织好说：“五九年我是给工作队的杨同志送过一说新球鞋，可这事谁也不知道啊。”
“区委书记是大面讲的，怎么会是说你呢？老葛啊，做人心胸开阔些，遇事想开些，怎么能为这点小事就这么想不开呢？”大队书记耐心地开导着他。
“那年大队会计正好又被停了职，又被查了帐，我们两家本来就有仇，我这不是收买工作队打击报复是什么？区委书记不是说我又是说谁呢？”
“区委书记又没点你的名，大队会计也没计较那年的事，平时见了面你们不照样称兄道弟吗。”
“那是表面，谁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要怕，回头我再找会计谈谈，也许会计还不知道是说你的呢，你放心不会有事的。”
好说歹说，大队书记总算把葛如海劝进了寝室，望着他脱衣睡觉，自己的才钻进被窝里闭上眼睛。
不知是做了亏心事，灵魂深处感到自责和不安，还是区委书记的批评使自己丢尽了脸面，葛如海怎么也不能入睡，越想越不是滋味等到大队书记鼾声如雷的时候，他又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