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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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战争年代自动脱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学校让他在墙上书写宣传标语，也怪他运交华盖，在写标语时错把“越南必胜，美帝必败。”写成了“越南必败，美帝必败。”一字之差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宣布完他们的罪行，便由他们交待自己的错误。那两个因为出身不好，一向胆小如鼠，一听说要他们自己认罪，就赶忙摆出一副极其诚恳的样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对自己及其家庭进行鞭挞入里的深刻批判，那种诚恳，那种自责，那种痛改前非的决心实在令人感动致至。唯独我们的杜老师至死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理由就是写错字不是有意的，而且是自己发现后就改过来了，并没有造成不良影响。越是不承认就越是不老实，斗争就越残酷，绳子越捆越紧，渐渐地双手变成了乌黑色，越肿越大绳子越陷越深，开始杜老师还能咬紧牙关，脸上豆大的汗珠只往下滚坚持不吭一声，后来那些造反派的虾兵蟹又将瓷碗砸碎堆在一起令他跪在上面，慢慢地鲜血透过衣服渗了出来，终于杜老师实在熬不过了才有气无力地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我。。。。。。我。。。。。。我是现行反革命；我。。。。。。我。。。。。。我有罪。。。。。。”就这样长达四个小时的批斗总算结束了。
自那以后，参加革命大批判的活动是家常便饭，不是批判身边的阶级敌人，就是批判刘邓陶王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就连平时的作文也是写大批判之类的文章，到了第二年年底，也就是公历一九六九年元月，我各许多同龄人一样站在革命大批判的舞台上告别了小学，进入了初中。怀着对初中生的向往和对初中神秘的猜测开始了中学生的生活。那时的我说句不谦虚的话，已经成为学生中的成绩优秀者，写作文常常被老师拿来当作同学们的范文，算术得满分是经常的事，由于成绩优秀常得到老师的亲睐，自己对读书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满以为进了初中就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任意的驰骋遨游了，可是哪里想到又赶上了开门办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生的主要时间不是在课堂，而是在校外，不是听老师讲课，而是辟山造田。
那时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让荒山变成火米粮川的豪迈誓言化作了全国亿万农民了具体行动，就连我们这些乳臭末干的中学生也成了“治山、治水、治坡”的三治大军的行列，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一边挖土方，推板车，一边利用空余时间上课。说是上课，其实就是劳累之余的休息。对于还远没有成年的我们，接连几个小时的劳动之后，混身骨头就象散了架，一停下来就想仰面朝天美美地睡上一觉，哪还有心思用来上课。
辟山造田不仅辛苦而且危险，遇到难挖的还要放炮炸，炸伤炸残炸死人命的事经常发生，我的两个校友就是在那个与天斗其乐无穷的三治年代，一个被夺去年轻的生命，一个丢下了一支胳膊，留下了一个“一把手”的绰号至今。
那年春天公社举全社之力，修建东沟水库，说是要赶上第二年五一前竣工，向五一节献礼，就连我们这些学生军也开进了工地。刚到工地的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工地上又开始着手准备午间放工的一次点炮了，这时只听到一声呼唤“狗熊，回去把放在床底下的一盒雷管拿来。”这是狗熊的哥哥时任大队民兵连长的赵大鹏在喊他的弟弟我的同班同学赵小鹏。
那赵小鹏比我大两岁，年纪刚过十七岁，长得牛高马大，读书虽然不进字，可劳动起来却非常积极卖力，听到哥哥的差遣拔腿就往回跑。
一跑进他哥哥住的工棚，首先看到他哥哥放在枕头上的一包万山牌香烟和一盒子火柴。好奇心驱使他抽出一根烟，点燃后摸仿着大人的样子美滋滋地吸了起来。一边抽烟一边钻到哥哥的床底下找雷管。雷管就放在手头上，小鹏很快就找到了雷管，找到后小鹏立刻就打开盒盖，这时的小鹏竞忘了自己嘴里还叨着香烟，不料烟灰刚好掉进装有雷管的盒子里，顿时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装在盒子子里的五十发雷管一下子全都爆炸了，本来就非常简陋的临时工棚被掀了底朝天，赵小鹏也被炸得四分五裂。
随着一声巨响，一股浓烟腾空而起。远在工地上的民工听到巨响，看到滚滚浓烟，没命似地拔腿就往住地跑，跑到后一看，人们一下子惊呆了，用作搭工棚的稻草和树干正在熊熊燃烧，十几米远的一棵大枣树上挂着一条血淋淋的人大腿，远处的黄荆科上一支胳膊正汩汩地往外流血。连长赵大鹏自己住的工棚的稻草已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只有木杆还在喷吐着炙热的火焰，随即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小鹏——小鹏——”
听到这带血的喊声，围观的人们这才从恶梦中醒来，赶忙拿起水桶以及锅碗瓢盆——凡是能装水的工具都派上了用场，很快就扑灭了熊熊燃烧的大火，接着从废墟中扒出了已被烧成焦炭的残缺不全的小鹏的尸骸。就这样一个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便象流星一样在三治工地上消失了。
无独有偶，就在那年冬天，又有一件痛心的事情发生了。公社决定把我们学校附近的一片山岗改成梯田，于是我们学生自然就成了三治工地的一员。那片山岗本来就是一个坚硬的黄土坡，要改成梯田有的地方还要放炮。我们班的学生抽了几个大个子专门负责放炮，班长是放炮小组的组长。按照惯例傍晚收工的时候别人都走了，他们几个人就要留下来放炮。
那天和往常一样，班长带着他们几个人装炸药，点燃导火索，一切都按步就班的进行着。可是等到炮响过之后，他们一数差一炮没响，性急的王猛咋呼着“班长怎么有一炮没响啊？”
“别慌，再等等。”班长一边吩咐着大家，一边关注着前方。过了一会见没有了飞石，没有了硝烟，一切都趋于风平浪静，班长命令大家原地待命，自己飞跑着向哑炮奔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班长伏下身子准备用手掏哑炮的时候，已经被认定是哑炮的它却突然发出一声震撼山野的爆炸声，班长的一支胳膊随着爆破后的土块抛向了天空，他也被当场炸得晕死过去。土块还没有完全落下，人们就拼命地朝工地跑去，从尘土中刨出被掩埋了半截身子的班长，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抢救，虽然保住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可是那被炸飞的一支胳膊从此再也与他无缘相会了，毕业后地方政府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到学校做了一名打钟的临时工，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那残缺不全的身影我的眼前总会浮现那血淋淋的一幕。
十二、火海丧生
　　　　六七年冬月，我最小的一个妹妹躲过文化大革红卫兵的淫威来到人间，奶奶为了让我记住那个叫人心酸的岁月将她取名为桃生，意在我们这一家是死里逃生。尽管这个妹妹是父母亲的第五个姑娘，我们叫她五妹，但由于五妹是劫后余生，一家人仍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说来也巧，这五妹是我们几个当中长得最漂亮，最逗人喜欢的一个，而且聪明伶俐，不到一岁就开始说话，并且能蹒跚学步了。
说来五妹也是生不逢时；那时我们家既要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接受来自政治的种种磨难虽然不再象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那么来势汹涌；时时充满着血腥的恐怖；但是那种劫后余生的心里余悸还时不时令我们全家不寒而栗。同时我们面临着家大口阔的拮据，那时的中国农民都是靠工分吃饭，中国农村到处都流传着：“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句深刻反映农村经济制度的一句话。每十分为一个劳动日，我家所在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年底分红能分到人民币一角三分钱，因此大人小孩都会说“辛辛苦苦搞一天，买不到一包万山烟”这句极无奈又极具讽刺意味的打油诗。我们全家八口人当时只有母亲和姐姐是全劳力一天能挣十分，父亲体质很差历来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只能挣到九分，再就是我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劳动半天挣两分，奶奶早已丧失劳动能力在家料理家务带孩子，每到年底分红总是倒欠生产队里一大笔钱；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于是遇到包工一家人不得不起早贪黑；尤其是母亲更是没日没夜地干为的是多挣一点工分少欠一点债，然而就是为了这填肚子的工分没想到却搭上了五妹的一条活泼可爱的生命。
六八年十月，与同历年没有什么两样，季节性的秋收冬播又开始了，秋收冬播是农村最忙的时候，真的是披星戴月，鸡叫两、三遍的时候人们就要起床送肥整田播种，天一亮又开始剥棉花。
农历十月十九这天下半夜老天忽然刮起了萧瑟的阵阵秋风，下弦月也躲在云层后面时隐时现，鸡刚叫两遍生产队就骤然响起了紧急的钟声，紧接着又传来队长那扯破嗓子的吆喝：“变天了，快起来种麦子哟。”随着队长的阵阵喊声，一时间村里鸡啼声狗叫声连成一片。
我家的住房分为前后两排，每排两间。父亲和母亲以及五妹住在前面两间旧屋里，奶奶带着大姐、二妹、三妹、四妹和我住在后面两间曾被工作队没收又还给我们的两间新屋里。听到队长的吆喝和那催命的钟声，父亲、母亲、和大姐都披着阴沉沉的夜色出工了，东边刚泛出鱼肚白奶奶又起床去队里摘棉花，捡棉花是包工论斤计分，尽管奶奶早已退出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舞台，但是遇到这种不下重体力的包工活，为了养家糊口，她还是要拼着命地去挣，用奶奶的话说：“挣一点多一点年底分红时就少欠一点。”二妹、三妹和我也是天一亮就背起书包上学了，家里就剩下年刚六岁还没有入学的四妹和五妹。
早上七点左右大人们还没收工，我们也没有放学，已经起床的四妹听到五妹的哭声赶忙跑到五妹睡的房间去看，因房子年代久远，屋内光线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四妹就到灶屋里摸了一包火柴，准备点煤油灯。点灯对四妹来说可是第一次，不知是好奇还是想到家里没有大人她不能不挑起照看五妹的担子。“嚓——嚓——嚓——”连划了几下嗞地一声火柴燃着了，由于没有经验燃起的火苗一下子烧着了四妹的小手，四妹顿时慌了神，顺手将手中正在燃烧的火柴一扔，不小心一下子扔到了床上点燃了床上的纹帐，紧接着又烧着了床上的被子衣物火一下子蹿了起来，刚刚六岁的四妹被吓得一边大声嚎哭，一边向大门外跑去，早把床上的五妹丢在了脑后。可是村里没有一个大人；四妹那近乎要命的哭喊声传到了在村前捡棉花的人们耳朵里；人们抬起头顺着喊声朝村里看去；只见黑瓦房上冒出了滚滚浓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看呀老会计家里发了火呀！”随着这一声吆喝人们没命地向村里跑去，很快在不远处麦地里施肥的男男女女都看到腾空而起的浓烟纷纷朝跑回村里。
“快掀开两边的屋瓦，防止火势顺着椽子、檩子向南北燃烧。”几个精壮小伙子找来梯子腾腾蹿上了屋顶用脚蹬、用手扒、用棍子撬很快就掀开了屋瓦，撬开了椽子。
“端水来，端水来”队长发出一声声吆喝。随着队长的喊声，人们有的拿来水桶，有的拿来脸盆，只要是能装水的都拿来派上用场。
屋内的床上仍燃烧着熊熊大火，人们只顾灭火，谁也没有询床上睡的有没有人。
“妈呀，五妹。。。。”四妹一边哭喊着，一边手指着一片火海的卧室。
听到四妹的喊声，母亲这才想起了还没有起床的五妹，一下子扑进了卧室伸出双手向火焰正旺的床上摸去，很快就摸到了五妹，转身朝冲出屋外，这时的母亲简直成了一个火人，头发身上的衣服都燃烧着一朵朵火苗。端水的人们一下子都把手中的水向母亲的身上泼去，火熄了，母亲浑身被烟熏火燎得黑糊糊的，只是一双眼睛在眨巴。
人们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五妹的头发已被烧得精光；头皮也全部烧掉；整个身子被烧得缩成一团，看到五妹被烧成的残状人们哇地一下子都哭出了声；母亲这才睁开被水迷住的双眼；从别人的手中夺过五妹；紧紧地抱在怀里呼天抢地的哭了起来：“天啦，我们作了什么孽呀，你要这么惩罚我们呀。。。。”
火渐地熄灭了；打火的人们陆续的离开了；现场只剩下摔碎了的瓦；撬断了的椽子；烧糊了的被子衣物；一片目不忍睹的狼籍；本家的叔叔婶婶和亲朋好友都自动留下来收拾狼狈不堪的现场；妈妈抱着被烈火烧死的妹妹哭得死去活来；一声声：“儿呀！儿呀！”的呼唤撕心裂肺，奶奶也是一呼天抢地的哭喊，父亲双手抱着头不住地抽噎，我们几个上学回来的看到这种残相也都大声痛哭着，留下来收拾残局的人们也都陪着滚动着辛酸的泪珠，过了好久还是隔壁的幺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走到母亲身边：“妹妹，人死不能复活呀，。。。。。。。”紧接着有人去劝奶奶，有人去劝父亲。本家的李大婶使劲夺过被母亲抱得紧紧的已经冰凉的五妹的尸体，交给本家二叔叔，二叔叔按照大婶的吩咐用箩筐装上五妹的尸体，送出去掩埋，母亲拼命地拉着二叔叔的后衣不放扯破嗓子哭喊道：“我要我的儿呀，我要我的五呀，。。。。。。”一旁的人好不容易才把母亲拉开，让二叔叔把五妹的尸体送到死人洼掩埋了。
中饭时分，在公社任公社秘书的远房姐夫宋大哥受公社书记之托送灰了八斤棉花和二十元钱对我家遇到的这场天灾人祸表示慰问。宋大哥来了一家人又是一阵好哭。奶奶一边哭一边数叨：“就是为了捡十斤棉花记一分，送了我孙女的一条命啊。”是呀我可怜的五妹正是那个工分年代的牺牲品，是工分夺走了一个还末领略到人生意义的幼小的生命。
五妹死后的几年里，母亲动不动就到五妹的坟哭上一场，奶奶也从此末再去为了那一点要人命的工分，一门心事留在家里照看孙男孙女。三十八年后的今天有时五妹的身影还我眼前晃动，母亲那肚肠寸断的哭声还在我耳边回响。
十三、祸从口出
　　　　六六和六七两年间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父亲的命运开始有了稍微的转机，不再象过去那样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