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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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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讲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理由，即毛、张、王三人倘有一人住楼下，则势必是王，因为王腹伤未愈，进出要坐担架，住楼下更方便。然而，史料表明，王住楼上，张亦住楼上。，而楼下则住着他们三人的随行人员——秘书、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
长征开始之后，李德就发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常在一起，先是称他们“三人核心”，后来干脆攻击他们是“新的三人团”以至“地下三人团”。此时，毛泽东完全不必置理李德的风言风语，跟张、王同住一楼，以便于共商大事——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最重要、最著名的会议之一，是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以来最为重要的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由来，周恩来在一九四三年是这么说的：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遵义会议的主题，也就是毛泽东最初提出的“讨论失败问题”。在陈云的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的一份手稿中，说得也很明白：
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同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陈云这份手稿写于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的时候，清楚地提及了“毛、张、王”，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相提并论。“毛、张、王”又是怎样酝酿召开遵义会议的呢？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写及长征时王稼祥和毛泽东同在担架队里的情形：
当时稼祥同志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执，他忧虑地对主席说，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后来，他干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主席听了稼祥同志的话，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些担心，回说：“能行吗？我们人少。”稼祥同志又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主席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稼祥同志答应了。
长征的路上，条件是极其恶劣的，稼祥同志不顾自己的伤情，先找到了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稼祥同志说，到遵义城需要开一个会，总结一条党的军事路线。正巧，闻天同志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同意。当然，周恩来同志也同意了。接着，稼祥同志还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朱仲丽：《“关键一票”的由来》，《革命史资料》，一九八○年第一期。伍修权也如此说：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伍修权：《我的历程》，第八十一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在“毛、张、王”之中，王稼祥谈及和毛泽东同在担架队的情形：
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志同志的决心。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张、王”中的张闻天，在忆及瑞金云山古寺那次与毛泽东的长谈后，说道：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就在“毛、张、王”住进易宅的当天，西门子电话机就安装在毛泽东宽大的写字桌上，屋里生了炭火盆。楼上共三间房，毛泽东住在东边的一间前房，后房住着他的警卫员陈昌奉和卫生员。张闻天、王稼祥住在西边一间的前房、后房。中间是客厅，放着一张长方桌子和几把太师椅，那里成为“毛、张、王”一起进餐之处，也成为一起商谈、筹备遵义会议的所在。至于贺子珍，预产斯日近，正随休养连住在遵义第三中学里。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除了“毛、张、王”三人住在湘江东岸的新城之外，其他的中共和红军首脑们差不多都集中住在湘江之西的老城中心区。贯穿老城的一条南北大街，叫子尹路（曾名枇杷桥），是以遵义名人郑子尹的名字命名的。郑子尹是清朝道光年间举人，集学者、诗人、书法家于一身。他名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著有《说文逸字》、《巢经巢集》等。子尹路两侧，大都是木板平房，只是路东八十七号内，却有着一幢比古寺巷易宅更加豪华的洋楼，是当年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漂亮住宅，后来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幢楼里召开的。一九六一年三月这幢房子被中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如今，这幢房子气势雄伟的门楼，当年是三爿门面店铺。今日门楼上高悬毛泽东一九六四年手书“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大字之处，当年是“柏天顺”金字招牌悬挂的地方。“柏天顺”，名闻遵义的酱园。远近的百姓要买酱油，总买柏家的。“柏天顺”这字号，取“天天顺利”之意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遵义采访了柏辉章胞弟，据其称，柏家原在遵义城外，跟人打官司，输了地，进城做酱、醋生意，佃了此处冉家的房子开铺。
酱园的生意尚可。不过，柏家能够花大钱造那么豪华的私邸，却是因为“酱”门出了“虎”子——柏辉章。
柏辉章之父柏杰生，生七子二女，柏辉章为次子。一九二一年，父亲为了避免抽壮丁，把二十岁的柏辉章送往贵阳，进入贵州讲武堂骑兵科。此后，柏辉章从班长逐级升至师长，成为王家烈手下的嫡系。柏辉章个子中等，壮实，口才不错，佩两颗星中将肩章。当了师长，弄到了“外快”。一九三○年，他托人带钱给长兄柏继陶，供家中造新屋之用。
柏辉章多年在外，见识颇广，他关照长兄，房子的设计要别出心裁。长兄柏继陶曾在上海读书，也见过上海种种洋房。这一回，他专门去上海，参观各种西式洋房，带回各种图纸，请人设计了中西合璧的“柏公馆”。柏公馆颇为考究，宽敞的回廊，转角楼梯，青砖廊柱，雕花门窗，窗上装饰着国民党党徽，就连天花板上的灯，都是从一只鸟或一朵花的雕塑中伸出来。耗资三万多银元，柏公馆终于落成。易少全见了颇为羡慕，于是照此风格，在古寺巷另建一幢。知道红军过了乌江，进取遵义，于是柏辉章发来急电。柏家老小，雇了几顶轿子，带着细软，悄悄溜往贵阳。
红军进遵义时，柏家只有一两个伙计看门，考虑到此屋地处闹市中心，交通方便，就选作红军总司令部驻扎之地。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住在楼上，中央军委总部、总参谋部在楼下办公。刘伯承、彭雪枫、张云逸都住在楼下。
柏公馆楼上，周恩来和朱德住房旁边，有一宽敞的客厅。那里，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站在柏公馆的回廊上，抬头可以望见不远处杨柳街天主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天主教堂成了红军召开干部大会、群众大会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共上海市委着手寻觅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时，中共遵义地委、市委则开始寻觅遵义会议会址。
一九五一年一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遵义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虽说柏公馆在遵义是很显眼的，可是，最初竟把“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牌子挂到了天主教堂去。其实这不足为奇，因为遵义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除了与会者，很少有人知道在哪里召开。天主教堂那时常常开会，就以为遵义会议在那里召开。那块“遵义会议纪念馆”牌子在一九五四年从天主教堂收了下来。因为这年一月，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给中共遵义市委寄来一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哦，柏公馆！中共遵义市委一下子就找到那幢酱园里的二层楼房，拍了许多照片寄往北京。
一九五四年八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打电话通知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屋子里召开的。”杨尚昆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他的电话使遵义会议会址水落石出。
李德的住处，跟柏公馆很近，是一家地主的四合院。博古住的也是一个四合院，离柏公馆也不远，在子尹路西侧一条小巷里，背靠着玉屏山——坐落在老城的一座小山。比起“毛、张、王”，比起周恩来、朱德的住处，这里自然要“逊色”得多，这似乎已经预示着他们的地位的衰落。总政治部离柏公馆不过百把米。代主任李富春住在那里。邓小平也住在那里。只有“毛、张、王”下榻的易宅离柏公馆远，从新城走过来，大约要走一刻钟，才能到达柏公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1
历史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时刻表。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湖南通道县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第一次战胜了博古、李德之后，红军如同长了“飞毛腿”，前进的速度是惊人的：
十二月十五日，攻占黎平。
十二月三十日，进入乌江南岸猴场。
一月三日，飞渡乌江。
一月七日凌晨，攻下遵义。
这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剿”部队，远远地甩在乌江以南、以东。唯一进展较快的薛岳的中央军，忙着抢占贵阳去了。驻守黔北的黔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一触即溃，闻风丧胆。这样，红军进入遵义之后，终于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本来，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决定“相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在遵义，有了半个多月相对安定的日子，这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机会。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然而遵义会议却“被史家称作‘黑角’”钟美：《遵义会议考》，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六年一期。遵义会议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黑角”，是因为有着许多难解之谜。这些谜的产生，是由于会议所留下的原始文献太少了。慢慢地、细细地考证，这一“黑角”才终于日渐变得清晰起来。
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便曾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困惑颇久的谜。
在一九八○年以前出版的种种史著上，均称“遵义会议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开了三天”。李德的《中国纪事》中也说，遵义会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至八日”举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日期成了问号。因为不论从红军司令部的多封电报，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多封电报中，都可查明遵义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被红军攻克的，那么，遵义会议怎么可能于一月六日至八日在遵义召开呢？于是，历史学家倒过来追究“一月六日至八日召开”的依据。原来，遵义会议在当时唯一传世的文献，是会议通过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决议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卷。决议上标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通过之日，亦即会议结束之日。与会者记得开三天，也就是“一月六日至八日”。李德记得开两天，也就成了“一月七日至八日”。再查下去，那本《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所依据的，是一九四八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册，内中全文收入了遵义会议决议。再查下去，查到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面盖着“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字样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是一九三七年创办的。这个油印本的出版时间，离遵义会议作出决议的时间不久，是很珍贵的历史档案。
再往下查，查不下去了——因为查不到遵义会议决议的手稿。
历史学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刻印蜡纸者的小小的笔误，给历史学家们开了个不小的玩笑，造成一九八○年前对于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错误推定！那么，遵义会议究竟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署名“恩来”的电报手稿，一下子解开了这个历史之谜：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恩来二十四时“卓然、少奇”，即李卓然、刘少奇。文末“二十四时”，据电文内容可推定为“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这一份简短的电报，表明遵义会议是一月十五日召开的！
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尤其是人们对于日期之类数字的记忆最易模糊。尽管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还有多人健在，但谁都记不清确切的日期。诚如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多年来一直定为“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经过反复考证才确定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电报的发现，定下了遵义会议的准确的时间坐标。至于油印本上为什么写作“一月八日”，有人作出解释：一定是起草者的字迹太潦草，而且是用阿拉伯数字签署日期，“17”写成像汉字中的“八”字，造成了蜡纸刻印者的笔误。当然，这种解释只是解释而已。反正那油印本上的日期，肯定是印错了！遵义会议的会址一度弄错，终于查清；召开日期也曾陷入迷误，也终于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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