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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死囚写遗书-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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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冬天，江龙利回到了重庆。
很不幸，他手上拖着的那个大旅行箱太显眼了。正当他费力地拖着箱子行走在重庆的大街上时，几位抢劫犯突然间围了上来，一把牛角刀抵到他肚子上，旋即，箱子就被他们飞快地抢走了。等他从恐惧中回过神时，除了右手手背上有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外，那帮人已经消失在如织的人流中。
到医院包扎好伤口的江龙利凭着记忆找到了桂姨在重庆的家。
他的预感终于得到了证实：房屋是桂姨租的，在他们先前离开重庆时就已经退租了。一时间，江龙利感到茫然无措，似乎从一个梦境过渡到另一个梦境，他无法解释整个梦境中任何一处合理的地方。
逝水流年：旧情“讨”债（8）
——年纪轻轻的江龙利当然不明白，现在正是整个社会都处于大变革时期，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若干饱经沧桑的老江湖们都“越来越不明白”的。
茫然无措中的江龙利只好打电话给南方××市的杨秘书。他想打听桂姨的下落。杨秘书在沉默了几秒钟后，轻轻地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桂姨已经出国了，尤××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审查。杨秘书说：“龙利，你千万不要回老家，找一个小地方躲起来吧，他们正在四处找你这位××市商贸公司的总经理……如果找到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
这个消息吓出了江龙利一身的冷汗。天哪，我连老家都不能回去了！
在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重庆住了一段时间后，江龙利花光了身上的最后一点积蓄。这时候，他才想起被抢劫的旅行箱。箱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他并不清楚，想必不会是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吧？
有了这份想法的江龙利，便经常隐身在当初遭遇抢劫的地方，试图找到那帮抢走他箱子的人。
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在这个冬天的某个下午，他终于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
当那位被江龙利突然间捏住胳膊的劫匪在短时间的惊惶后，郑重地许诺：等我抢得新的财物后，一定加倍赔偿你的损失。最后，那位劫匪已经看出了江龙利生活的窘迫，热情邀请道：“走，到我屋里去坐一坐。”
在某居民区的一套出租房里，江龙利非常容易地与那帮人结成了兄弟伙。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旅行箱早已被他们扔掉了，箱子里的几套高档服装已经被那帮人“包装”到他们的身上去了。
那位邀请他的兄弟伙说：“江兄弟，跟我们一道发财吧。”
不能说江龙利当初没有过犹豫，然而他最终还是入了“伙”，成为一名出色的抢劫犯。
1996年2月15日，在一次抢劫中，江龙利被警方抓获。
1996年12月20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重刑初字（1996）第411号刑事判决，认定江龙利犯抢劫罪，判处死刑；
1997年7月2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川法刑一终字（1997）第378号刑事裁定书，决定对江龙利执行死刑。
1997年7月下旬的某个夜晚，我见到了死囚江龙利。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手背上那一道伤痕。那道伤痕在死牢昏暗的灯光照耀下，映出紫红色的血彩。在我最原初的想法里，以为他是在某次抢劫过程中留下的纪念。我想，这道伤痕不正是打开我们交流的切入口吗？于是，我先是捧起他那只手，一根手指从那道伤痕上轻轻地滑过，问道：“当时感觉到疼痛吗？”
他摇摇头，惨白的脸上浮起同样惨白的笑容，“当时不觉得疼痛，”他说，“当时只顾对付抢我箱子的人去了。”
我大吃一惊：“抢我箱子的人？”难道他手背上的伤痕不是作为“抢劫者”而是作为“受害者”留下的？当我忍不住说出我心中的疑惑时，他点点头。我越发吃惊地问道：“当初抢你的人，难道就是后来拉你走上绝路的那帮人？你怎么又与他们成为兄弟伙的呢？”
我一边问一边给他点燃香烟。在缭绕的烟雾中，他给我讲述了从“受害者”到“害人者”的过程。
说实话，这类故事并没引起我太多新鲜的地方，原本善良的人因为某种原因转变为恶人的事例，大千世界比比皆是。但是，故事中那只旅行箱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箱子的主人不知道箱子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了江龙利由“受害者”变为“害人者”的呀。
那么，他那只箱子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当我问起旅行箱的来历时，江龙利脸上顿时现出一种怪异的神态，匆匆地回避道：“对不起，我想睡觉了。”
我虽然不相信一个生命仅剩十多个小时的死囚此刻还有心情睡什么觉，但是他的态度却越发坚定了我心中的疑惑。望着他故作低沉的眼皮，我只好采取曲线方式，一边翻看着判决书一边对他说道：“那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你出生在1975年7月15日，现在是1997年7月下旬，是你二十二岁的生日。虽然早已过了生日天了，但还没超出一个月。”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手背，“你明天上午就上路了，今生今世，让我给你做最后一次生日吧。”
逝水流年：旧情“讨”债（9）
我站起身，离开死牢，找到管教干部，由我本人出钱为死囚江龙利单独做了几个好菜。
做生日的举动在四个多小时后产生了效果。
那时候已经过了午夜。
于是，在1997年7月下旬一个雾气浓重的凌晨，我听到了一则讨债人的故事。从那只神秘的旅行箱开始，这个故事如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样溯回那座山清水秀的江桥村。我惊骇这个故事的传奇性，也惊骇这个故事的种种不可思议性。在江龙利诉说的过程中，我无数次地摇头，似乎想说明他的诉说不是真的。问题在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江龙利的生命仅剩几个小时了，他有什么理由要说假话呢？此其一；其二，这个故事中涉及到的许多社会真相，远远不是江龙利这样低档次的死囚编造得出来的。我问道：“桂姨、杨秘书他们……后来与你有过联系吗？”
江龙利摇摇头，慢慢说道：“我一直担惊受怕，哪里还敢与他们联系？”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唉，有时候想起来，太可怕了。”他重新燃起一支烟，浓浓的烟雾将他惨白的脸孔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接着幽幽地说道，“我抢了这么多人，犯了死罪，确实该杀……唉，死就死吧。枪毙了，就当睡着了；睡着了，我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了。”
我默默地退出死牢。
我本来还有若干的问题想问他，却终于忍住，将满心的疑问融入死牢外面黎明的黑暗中。
当日上午，死囚江龙利被执行了枪决。
红影背景：阴谋“画”策（1）
这是一篇关于记者的故事——准确地讲，这是一篇叙述阴谋的文章。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记者有了无冕之王的别号。每当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某些行为不端的高官政要在那些无孔不入的记者们的穷追猛打下，被迫向公众检讨或辞职时，无冕之王焕发出的耀眼光环与巨大能量往往使我们眩晕。
那么，在鲜花环绕的无冕之王的行列里，为什么会出现走向绝路的阴谋家呢？
1 逃亡路上的“画”策
1972年11月21日，元白出生在重庆市璧山县一个叫新桥的小村庄。还在元白读小学时，《重庆×报》社一位负责农业新闻的年轻记者在当地几位干部的陪同下光临新桥村。若干年以后，元白依旧记得那位记者将温暖绵软的手掌盖到他的头上，顺口将一位伟人的语录从学校的墙壁上搬下来送给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年幼的元白当然无法关注到记者到底采访了一些什么内容，但是，给他深刻印象的却是：一位年轻的记者居然能够“调动”当地有头有脸的干部围着他身前身后不停地做谦虚状，须知，众多的乡下人包括元白的父母在内，都曾经遭受过干部们双手背在身后、两脚踩着方步的大声教育。于是，记者很厉害的种子就这样埋到元白幼稚的心田里。
很遗憾，元白尚未读完小学便离开了学校，握起猪草刀走向艰辛的维生之路了。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元白在渐渐地长大，而多年前的那个记者梦却日渐萎缩成一块血痂牢牢地贴到他的心壁上。
正因为有了这块血痂，才有了元白后来的记者生涯（后文将有叙述）。
1993年初，已经二十一岁的元白早已忘却了那个久远的记者梦，漂泊到大都市重庆，做了重庆××公司的业务员，实际上就是临时推销员。也许是童年时期那位记者留在他头上的温暖深刻地隐藏到他潜意识里的缘故，成年后的元白保持着一个在众多的低学历打工仔中非常特殊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发现《重庆×报》，他都会想方设法弄到手，如同旧式祠堂里的族长捧读家谱一样，津津有味地从报头读到报尾。
一起打工的其他人不解地问他：“元白，那种报纸有什么好看的？”
元白知道他们话中的那种报纸是指《重庆×报》这类政策性很强的报纸，与那些生活类报刊比起来，《重庆×报》这种高唱主旋律的报纸除了在各个单位的办公桌上能够看到外，确实不易在市面上读到。元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对方，他只好嘿嘿地干笑几声，依旧埋首在《重庆×报》的“政策”中。
1993年6月3日，元白到重庆××厂推销产品。离开时，他按“惯例”向办公室的一名女工作人员讨要《重庆×报》。那位女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将几份日期不等的报纸慷慨地送给了他。回到出租房里，元白一如往昔地津津有味地品起来。
就在这时，与他同住一起的国××突然间低沉地惊呼一声：“元白，快来看，钱，好多钱。”
透过出租房阳台上的遮饰物，他们看到邻居兰××——一位中年妇女正拿着厚厚的几叠钞票锁进衣柜里。
国××悄悄地说道：“估计有好几万元。”
一瞬间，兰××手中的钞票立刻将元白往日奔波在大街小巷推销产品的精神击得粉碎：他妈的，从早晨累到天黑，一身的臭汗换不来几文钱，而对方却有那么多花不完的钱。
金钱真是一个怪东西，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金钱居然魔术般地将一位毫无犯罪前科的青年一刹那间就转化为一名坏青年。
第二天上午，在国××的密谋下，他们以借东西为名，骗开了兰××的家门。进到屋后，国××将猝不及防的兰××击昏过去，径直扑向放钱的衣柜。当取出那几叠钞票后，他们有些失望：昨天看花了眼，将十元一扎的钞票看成一百元一扎的了，原想可以劫得好几万，没想到只有五千元钱。
国××扔了两千元给元白，说道：“赶快跑吧。”
红影背景：阴谋“画”策（2）
与国××分手后的元白立刻赶往长途汽车站。说来也巧，他刚跑到大街上，一辆开往海南岛的长途卧铺车迎面驶来。没有丝毫的犹豫，元白完全是条件反射般地扬起了手。
等他跳到车上后，那位开车的年轻男司机笑着对他说道：“你的运气好，我的运气也好——车上刚好剩一个空铺位。”
于是，在1993年6月上旬，没有任何犯罪前科的元白在成为坏青年后，迷离而茫然地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同车的其他人到南方，都有各自明确的目的，而他的目的在哪里呢？他只是一个逃犯，在那座陌生而炎热的海岛上，他是否能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
然而，元白的“目的地不明”的前程，居然在一位中年男人的指点下很快地明确起来。
在元白的印象里，那位中年男人似乎是一位机关干部，估计是到海南公干的。他的铺位紧挨着元白。因为中年男人比元白早几分钟上车，待元白进入车厢并全身躺倒在卧铺上时，中年男人正不紧不慢地用一团报纸擦着不干不净的铺位。一会儿，中年男人扔掉手中那团报纸，拉开旅行袋，抽出几张《重庆×报》，正要狠劲揉成一团时，元白立刻从铺上挺起身来，一爪抢到怀中，没等对方回过神，他飞快地从旅行袋里扯出一件皱巴巴的衣服递到对方手里，说道：“我喜欢看《重庆×报》，你用我的衣服擦吧。”
中年男人在短时间的惊愕后，没有接元白的衣服，却摆了摆手，笑着说：“《重庆×报》的总编要是知道了你的举动不知有多高兴。”
因为有了《重庆×报》，他们便热烈地交谈起来，又因为在你来我往的换烟过程中，他们无拘无束的话题是越来越广泛了。这真的是印证了一条江湖经验：最亲密的朋友往往是旅途中无意碰到尔后又匆匆分手的陌生旅人，你不用担心对方会揭发你的任何秘密。最后，元白谈了自己少年时的理想，他说：“现在想来真是太可笑了，我一个农村娃儿敢做记者梦。”
“这有什么可笑的？”中年男人一本正经地说，“记者是最好混的。”
元白不清楚对方话中的混到底表示什么意思，是指记者的职业好玩呢还是记者的生活内容很丰富？
望着元白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中年男人便给他解释道：他有许多朋友现在南方好几家报社当记者，其中有个叫韦叶生的，从这家报社窜到另一家报社，身上同时揣着好几家报社的记者证。中年男人说：“他娃娃看到哪家报社的点子高，就把业务拿给哪家报社做。”
点子？元白听到这两个字，左理解右理解都像他过去推销产品中的提成。
他疑惑地问道：“照你的说法，记者像业务员？”
中年男人没有回答元白的问题，而是从旅行袋里找出一个名片册，翻开，手指在韦叶生的几张名片上划着，以证明他没说假话。
元白看到那几张名片除了姓名是同样的韦叶生三个字外，报社的名称果真不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元白想了想，自认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他肯定有很高的学历，几家报社抢着要他。”
元白的话音刚一落地，中年男人便捂住嘴笑了起来，接着告诉元白：“我跟他娃娃是穿开裆裤时的朋友，知根知底的，他只有小学文化。不过……”中年男人将拇指与食指合在一起磨了磨，做了一个挣钱的动作，“他娃娃这方面的能力很强。”
元白吃惊地问道：“报社也做生意？记者……”
没等元白说完，中年男人便打断了他的话：“报社是什么？报社不就是一家公司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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