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吧南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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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趟，因为缅甸的道路交通和签证问题，我们没有能到缅甸的八莫，这成为我们最大的遗憾。　
八莫，是我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当时，父亲曾以华侨三大队第十一中队义勇队的身份，在此抢运军火，直到1942年5月3日下午最后一批步行撤回云南下关。回到国内登记时；父亲在撤退中丢失了棉被一床、毛呢衣一套、卡吱衣两套、毛毡一床、皮箱一只、大衣一件、内衣六件。华侨司机由八莫步行撤退到下关，再从下关到昆明后发差费。到昆明后，华侨三大队司机被派往华侨二大队报到。时间是：民国卅一年七月十三日。大队长是：雷震阳。按规定，每日应得缅币500元，共10000元。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6）　　　
5月16日，我们回到畹町。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重要的口岸重镇，不少南侨机工解放后都立足此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参观了树立在畹町山上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战纪念碑”。傍晚，我们找到了南侨机工第二代叶晓东（广东潮州人，今年62岁）。他父亲陈团圆，是第二批回国的南侨机工，1944年被日军活埋于芒市，同时牺牲的还有三名南侨机工。据当时的见证人傣族老人回忆，那情景惨不忍睹，至今刻骨铭心。当时叶晓东仅有三个月，后随母姓，母亲是当地的傣族人。退休后的叶大哥，怀着对父亲和南侨机工特别的感情，没有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是担起兼管这座纪念碑的管理工作。他风雨无阻，每天早起骑着摩托车爬上畹町山的半山腰，再步行几十级石阶，打扫整个纪念碑。他总怕灰尘沾污到纪念碑，因为，这是一千多名南洋人用生命筑成的，永远铭记3193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纪念碑。他说，作为一名抗战的华侨第二代，他有责任为在一千多公里的滇缅公路上为抗战而献出生命的南洋华侨，永远守护着这座纪念碑，让这些英灵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慰，让他们伟大的壮举光昭日月，让后人牢记历史，让抗日英雄名册永远竖立在国门上！　
在纪念碑的后面长廊石板上镌刻的第八批回国抗战机工名单中，也有我父亲陈邦兴的名字。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座纪念碑与别的纪念碑有着不同的意义啊！　
傍晚，我们到叶大哥家。坐在他家的院子里，一眼就可以看到对面河边上的缅甸。中缅真是只有一河之隔，难怪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那样的源远流长。　
叶大哥家布置得很整洁，有各种动物和鲜花，院子里所有的凉棚都出自他的钳工手艺，一看就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能人。坐在他家的小花园里品茶，别有情趣，一派南洋风格和西南情调融为一体的小庭院，伴随着后山那雄伟壮丽的“南洋华侨回国抗战纪念碑”。　
叶晓东大哥，现在依然驻守在西南边陲畹町国门，每天为纪念碑清扫卫生，他的家永远是我们南侨机工后代的家。　
2006年，寻访琼籍南侨机工及家人　
他，有着传奇的经历。这就是南侨机工们在解放后常常提到的王云峰，以及关于他那“死”后复活又破镜重圆的故事。他八十多岁的遗孀阿莲，依然居住在海南琼海市郊一个静静的小村庄里。2006年，我终于找到了她。　
海南省的文昌和琼海都是著名的侨乡。这里的乡村，很少人家没有海外关系的。据统计，经过近一百多年的海外移民，现在在海外的华侨比故乡的人数还多，他们大量集中在南洋各国。华侨在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持家。有了钱除了教育子女读书外，就是寄钱回家盖祖屋，光宗耀祖，还有人帮助家乡修建学校、医院、水井、村路等等。　
2005年，我真正了解了南侨机工。这是对中华民族有着特殊贡献的一个特殊群体。南侨机工这一名词，是用南洋华侨3193名机工的血汗及1800多条生命换来的，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时，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用热血和生命写成的……　
带着对故乡800多名南侨机工所怀有的特殊感情，2006年春节刚过，我便利用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南文昌过年的空余，来到琼海市侨联查找他们。　
2006年2月8日上午，在侨联王裕超主席的帮助下，我和市侨联的同志，很快找到了健在的琼海籍南侨机工吴惠民老人。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焕发，每天早晨坚持锻炼，还上街买菜回家做饭。知道我是南侨机工的第二代，从外地专程来看望他，心情很激动，便和我们回忆抗战的往事：　
“1939年，我响应侨领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战。回国后，分配到重庆军政部机械修造厂第二修理工场当修理工，后保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培训学习。毕业后，派到新都入伍，当19期少尉班长，后调到第二师输送连当少尉排长，不久又调第五军四十八师当中尉副连长，四十九师上尉连长，降落伞第二大队第八中队上尉分队长。1945年6月参加广西丹竹机场的降落作战，消灭了数百名日本兵。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了家乡。”　
当我问他晚年生活时，他很高兴地说：“政府关心，市侨联也帮助，日子过得很满足了。”　
吴老一家住在琼海中原镇闹市区的一个带有院落的二层小楼里，生活得非常安逸，让人很欣慰。　
一小时的会见后，在市侨联同志的引领下，我们回到琼海市，见到了南侨机工王亚昌的家人。　
王亚昌，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中断后，与王云峰、我父亲等海南南侨机工一起报名前往印度，参加盟军在印度抢运援华军用物资。1949年，历经九死一生的王亚昌，辗转回到故乡海南。同时回来的还有王亚昌的妻子罗俊幼，出生不久的女儿和妻妹（1949年罗俊幼的父母相继去世）。解放后，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琼海机械厂当过车间主任，评为八级技师。1980年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生活。他曾经当过县四届人大代表、县委委员、五届政协委员、省劳模，1995年获中国侨联颁发“赤子功勋”荣誉证书。他有四个儿子，如今子孙满堂。子孙有从事贸易工作的，也有在政府工作的。他们家还在琼海市开了一家“金海五交灯饰商店”，经济条件在当地算是中上等的。1999年，澳门回归，王老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华侨，兴奋之极，拿出家底招待全村200人痛饮一场。王老前几年病逝，但他的儿子们将父亲一生奋斗所获得的奖章和照片，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特别是父亲的结婚证，让我们见到都很感动！从照片中看得出王老的老伴儿年轻时是个漂亮的湖南妹子。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7）　　　
刚与这大家族合完影，王云峰的孙女王凤丽就来到我们跟前，准备领着我们一起去见她的奶奶阿莲。看来，琼海籍的南侨机工们及后代、家庭之间相互来往，彼此都很熟悉。　
汽车沿着一段乡村的狭小泥土路行驶，最后停在村后的一个山坡上。眼前的村庄，是一排排整洁的平房。我们一行带着鞭炮和水果礼品，走过一段小小的村路，来到已故的南侨机工王云峰的家。　
王云峰之子王诗琼，今年已有六十多岁，从琼海市印刷厂退休后，就在农村的家里精心地照顾母亲阿莲的生活。他性格内向而腼腆，不善于交流，为人正直而诚实。他母亲阿莲告诉我们，王诗琼的性格随父亲王云峰。看到他对母亲照料得这么细致，王诗琼真是一个孝子。　
阿莲的孙女王凤丽已成家，和丈夫一起刚刚开办一家私人小企业。　
阿莲老人今年也已80多岁，耳背，腿脚行走也不方便，日常要靠儿子帮助才能走动。但她的眼睛很好，她知道我们是客人，专程来看望她老人家，高兴地朝我们点头微笑。　
我将来意告诉王诗琼及家人：　
“我去年在父亲的档案里发现，1951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任职简历中，有我父亲亲手写的一段内容，论述他抗战时期在印度的证明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父亲王云峰。他们曾经在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一起共事，后来参加中国驻印军，在印度炮四团；解放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虽然他们已不在世，但父辈相同的经历，以及由这段历史所产生的特殊情感，总是驱动着我，希望能够早日见到你们。今天终于见到了，特别是阿莲大嫂。”　
王诗琼有些激动，从家藏中取出父亲存下的唯一一块“抗美援朝”纪念章，并告诉我，抗战时存留的一切东西，“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光。　
因为战争，给这个家庭留下了许多悲欢离合而传奇的故事。六十多年前的往事，王诗琼一幕幕平淡而真实地向我道来。　
王云峰，1916年生。1934年在家乡琼海乡村与阿莲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1936年，王云峰从海口漂洋过海去了新加坡。1939年2月海南岛沦陷，妻儿老少在日寇的枪口下挣扎，这一消息传到南洋，激起了爱国华侨和热血青年的抗日烈火。1939年8月响应陈嘉庚的号召，王云峰参加第九批回国服务团，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在滇缅公路上投身抗战运输。1942年5月惠通桥炸断，从此滇缅公路中断，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沦陷，他生活无助，便应征到印度参加抢运援华军火，最后转入中国驻印军炮兵团，在印度兰姆伽整训，后参加缅甸反击日寇战争。1945年他从印度回到国内昆明，后调贵州继续从事抗战运输工作。抗战胜利后，编入国民党炮兵团，后脱离国民党部队参加解放军。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受伤回到祖国养伤，同年复员回到海南琼海家乡。　
1939年海南岛沦陷后，妻儿从家乡到新加坡寻找王云峰的下落，杳无音信，最后妻子只好与一位善良的乡侨成家，在新加坡生儿育女。而王云峰的母亲也以为王云峰已牺牲，便在1942年按海南家乡的习惯为他修坟、立神位，没有想到1952年他却活着回到家乡，从此，家乡流传他是死而复活。当改嫁的妻子最后得知，王云峰竟然还活着，并且已经回到了故乡琼海，痴情的阿莲便带着新加坡的孩子们回到了王云峰的身边。这就是被人们诵传为“破镜重圆”的传奇故事。　
报效祖国的热情激励着每一位年轻的华侨。其中，瞒着家人改名应征的海南籍南侨机工谢章农，就是其中的一个。　
2006年10月7日上午10点，在谢老儿子的引领下，我来到海南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在一栋低矮的海南老式瓦房内，见到了这位87岁的老人。谢老戴着一副老式花镜，拄拐杖行走，虽年事已高，但身子尚很硬朗。让我更为惊奇的是他的记忆力。他对往事的回忆滔滔不绝，仿佛是在昨天发生的故事一样。　
谢章农，1919年出生在海南省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　1934年跟随母亲南下漂洋过海和父亲团聚。谢章农因家境贫困，年幼时便被迫自谋生路，此时通过亲人介绍在新加坡长泰街的一家书店打工，当一名售货员。谢章农的真名叫谢锦善。他19岁那年，适逢南侨总会招募机工回国服务。为能达到参加抗战服务团回国的条件，他把自己长期积蓄的40元零用钱拿了出来，到汽车教练所当学徒，苦练三个星期后学会了开车。尽管豪情万丈，热血沸腾，但年轻的谢章农遇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全家人都指望着他传宗接代，父母是绝不会同意他回国参加抗日的。于是，他就悄悄地到新加坡筹赈分会报了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谢章农。因为所招募的机工都必须在20岁以上，在报名时他还将自己的年龄多报了一岁。　一切如愿以偿，谢章农参加了第九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动身前的一个晚上，谢章农让姑妈替自己向父母告别，姑妈抱着他痛哭了。他对姑妈说：“我这一走，等抗日胜利了就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要是不能回来的话，父母就权当没有生过我这个不孝儿吧！”　
1939年8月14日天刚蒙蒙亮，谢章农就和五百多名机工一起，从新加坡乘坐“丰庆”号轮船出发了。在甲板上，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告别南洋》、《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等歌曲。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8）　　　
8月23日到达云南昆明。训练结束后，谢章农被分配到短途运输队，负责从昆明运输桐油等到下关，再从下关把军用物资运回昆明。“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谢老这样概括当年日夜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情形。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经过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高山，穿过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河，一路上的悬崖陡坡险谷，处处都是“鬼门关”，车毁人亡的事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有一次他亲眼看着一辆装满油料的车，因为急转弯的时候轮子打滑而翻到悬崖下去，在坠落过程中车辆打了约十个筋斗才摔到悬崖底下。他自己也有一次踩急刹车时车子差点摔下悬崖，幸亏旁边有一个土坎挡住了。他下车来一看，大半个车头都已经伸出悬崖之外，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这样的路况下，司机们还得时时小心日军的轰炸。在运输途中，日军的飞机经常在头顶上盘旋，看到汽车就投炸弹，很多司机就这样惨死了。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机工们还是毫无畏惧，为祖国的抗战日夜奔驰在滇缅公路上。一些有文化的机工还谱写了一曲《马达进行曲》来鼓励自己和机工兄弟们。　
历经风雨，饱经沧桑。如今87岁的谢章农和儿孙们安静地生活在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　1995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给谢老颁发了《荣誉证书》。当年回国的海南籍南侨机工只有少部分回了海南。回海南的这些南侨机工中，很多已经去世。他非常想念这些一起战斗过的海南籍南侨机工。　
当我回到北京制作他的录像光盘时，谢老在录像带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当年我们从南洋回来，就是一个目的：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不当亡国奴。我对国家的贡献不大，能活到今天，无怨无悔。”　
到2006年10月，海南岛上还健在的南侨机工，仅有三位，他们是谢章农、黄迎风和吴惠民。黄迎风老人，与我父亲有相似的经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