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吧南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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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硝烟！　
寻找历史的记忆，我走完了滇缅公路全程。但当年南侨机工留在滇缅公路的许许多多难以寻觅的足迹我还未曾发现。那些不知名的，或没有了下落的南侨机工最后的归宿，已成为千古的难解之谜。　
南侨机工，耐人寻味，又刻骨铭心。　
每一次接触南侨机工书籍、文稿，或人、或事，我总会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因每一次触摸到他们的平凡而使我感动，也因为触摸到他们平凡中的不平凡而带给我彷徨、郁闷和伤感——有的甚至是对我多年来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的一种痛苦的反思和认知。　
以下摘自机工郑亚来《镇南关的最后一天》：　
早上，老百姓有些早已搬走了。国民党部队他们要退出镇南关，可还不让我们知道，反而命令我们朝着敌人来的方向去工作，将我们往敌人的炮口送去。沿途，百姓挑的、背的，在慌忙中逃难——太阳下山了，黑夜到来，远望离四五公里处有三个村庄大火冲天的燃烧着，这就是日本侵略军的罪行。离镇南关不远了，出了关就得活命。因为出了关就是当时的法国安南和中国的交界处。这时，有很多老弱难民走不动了，队长说：不能把他们撇下，让他们全都上车，死，大家也要在一起。结果是人挤人，人堆人，像塔形般的装满一车。车走不动，就挂在一挡加我们的人推，慢慢前行。约凌晨三点，终于出了关，我们把百姓疏散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但饥饿、寒冷、敌人的炮弹还威胁着他们；小孩、孕妇、妇女的哭声惨不忍睹。我不感到饥饿劳累，只感心中激愤起对敌人的怒火，眼里禁不住的泪水往外流，当时只恨没有一支枪，否则跑回去跟敌人拼了！　　　
心路漫漫（14）　　　
黑夜终于过去，前面是法国人的关口，我们队长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队长一人去取回护照，我们进入了同登镇。　
回到昆明西南运输处不久，黄锦昆队长叫我到办公室领奖，说是我队在镇南关之役立了功，每人奖给机织毛衣一件。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我开车运送大炮；龙陵、松山战役我开车运送马匹……　
1958年开始，说我有海外关系并受到国民党奖励，大会、小会的批斗我，要我交待罪行……我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就是要让中华民族不受欺侮，向世界昂首挺胸；我要向全国人民说的是：我的奖是抗日救国得的，我的爱国心是因祖国身蒙耻辱而激发的，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义勇军进行曲”在召唤我们！在我的思想里，不管是回来抗日，还是建设祖国，都是为祖国出力……我现在老了，地球容不得我待很多时间；在剩余的时间里，多说一点给下一代听，告诉他们，要好好地认识、理解“祖国”二字的含意，那就是：国破家亡，长大了要保卫祖国，不当亡国奴，要天天唱，永远唱伟大的作曲家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要跟着曲调进行你们的工作，祖国就一定会繁荣富强，外国人再也不敢侵略我们，这就是南洋华侨回国抗战服务机工对你们后一代的期望。⑧　
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六十五周年之际；南侨机工第二代子女编排并演出了一舞台剧《赤子情怀》。在排演母子离别的一幕中，其儿子的扮演者是已故南侨机工张永和之子张宝祥。他特别地用心地表演当机工别离时那一声发自肺腑的喊声“妈妈！”其自然、纯朴，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落泪。那天，在空余之时，他走到我跟前坐下说：“我一直想找你讲一讲我内心的话。”他说，“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小小的储藏间，那是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而我内心的这个储藏间，装着的是我父亲临终前那死不瞑目的模样！”我注视着他认真地听着。他接着继续说：“虽然那时我只有十三岁，可父亲离去的那一刻牢牢地记在我心间，父亲是在监狱里死去的。”　
机工张永和出生于印尼一富裕家庭，祖籍福建厦门。第九批回国。　
1958年，他被定为“坏分子”，被强制送入监狱劳教，积劳成病、含冤而死。因机工张永和病故于1970年，那时南侨机工的抗战历史还未被公开和承认，因而机工张永和的档案还放在监狱中。其儿子张宝祥对我说：“父亲去世后，一分钱的抚恤费也没有，我不得不退学；不满十四岁的我就担负起工作养家的重任，生活磨练了我。现今有机会通过表演来讲述父辈之事，我可以释放我的一些情感，用心去做。现在情形好了，可以讲讲父亲了。”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他父亲的档案从监狱中转出，不管是交与社会档案馆还是转入其他部门，总之，载有他父亲历史的那份档案不应当放在监狱中，让他那九泉之下的父亲能够瞑目……　
听完张宝祥的讲述，我足足呆了几分钟，我答应他尽我所能地去办这件事。他起身长舒一口气说：“我感觉我心里轻了。”出门，他回头仍是憨厚的一笑。愿他心里真有“轻”的一天。　
机工胞弟李禄汉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云南寻找哥哥李禄泉，尽管至今只能在机工名册中找到哥哥的名字，但他在惊喜之余仍然毫不气馁地说：“我要找到哥哥最后的下落为止。”在观看舞台剧《赤子情怀》时，他听到剧中的一句台词：“哥哥，你在哪里啊！”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喊了起来……　
当我心随情动地倾诉着机工王冠时1945年5月所写《母亲》诗文时，泪眼中，仿佛依稀看到机工那白发的亲娘在海的那边等待、盼望！儿归？儿归……　
以下摘自第三批回国机工王冠时回国六年后所写《母亲》：　
六年不见的母亲啊！　
时间带走了她的壮年，　
生活剥蚀得她衰老，　
额上的皱痕，　
明显地印出了她的　
愁苦和艰辛。　
六年前的今天，　
您伴送着我，　
踏上漂泊的旅程。　
您忍吞着热泪，　
喉里噻满咽声，　
叮咛地说：　
“你去了，　
一年，两年……　
五年就要回来！”　
六年不见的母亲啊！　
您知道：　
敌人的铁骑；　
踏破了家乡的一切；　
五年；六年……　
不把敌人全杀灭；　
您这失了约的儿子啊！　
永远不会回来！⑨　
声声句句，如泣如诉，镌刻入我心中，带着我穿越了时空……　
……　
时隔六十多年的光阴；我寻觅在滇缅路上。对于从1939年起至抗战胜利，以及我出生以前的那一段我无法感觉到的时间；似乎一切都会是空白。但是，因我是南侨机工的后代，那与生俱有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浓浓的“南侨”情结，在与父亲相处，与为数不多的南侨机工相识、相知以及挖掘、整理南侨机工史料的过程中，时间老人毫不吝啬地把我带入到时光隧道。　
在追寻了父亲、南侨机工的足迹后，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挺拔，他那曾经驼着的背影由远渐近，且越来越直。正如母亲所讲：“你父亲形象高大，身子特别的直！”是的，父亲、南侨机工，你们的身躯应当永远是挺拔、坚韧的。就因为父亲是南侨机工，才使我成长的心路有了特别的感悟。正如萧伯纳所说：“世上最不平凡的美，是家里的美。”人生有许多面临取舍的事情需要对待。取之？舍之？孰轻？孰重？父亲和3200名在南洋生活着的南侨机工，在面临国家、民族、个人所需的取舍时，他们舍弃了，舍弃了小家、舍弃了亲人，舍弃了他们几经奋斗而获得的舒适生活，舍弃了他们亲爱的第二故乡，甚至舍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选择了祖国，选择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正像时下一首歌中所唱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因为你是我的唯一……”　　　
心路漫漫（15）　　　
站在世纪门槛，寻找英雄情结。保尔·柯察金曾是我们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句难忘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相信，父亲和所有的南侨机工，虽然默默无闻，虽然他们曾经迫于无奈，虽然他们没有留下豪言壮语，虽然他们曾被历史遗忘，虽然他们是如此的平淡——但是，回首往事，他们都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为自己做出的人生取舍而惭愧！尽管历史让大多数的南侨机工在有生之年无任何自豪感可言，只能胆怯地活着，无力与现实抗争。但是，他们问心无愧，是坦荡、奋斗的一生！　
曾记得，在探望久病卧床的机工林英保时，他对许多事情都已记不清了，甚至连他已过世妻子的名字都不记得。可当我对他讲起南侨机工时，他大声地回答：“记得！记得！”泪水顺着他的眼角悄然流下，湿润了枕巾。南侨机工，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早已溶入他们的血液中。　
九十高龄的机工徐言镗，是1939年2月18日“八十先锋”之一的第一批回国机工，一年前不慎跌倒几乎卧床不起。躺在病床上，他心中牵挂、惦念着的却是用3200名南侨机工的热血和生命铸就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无论如何他都要到纪念碑前拜祭。2006年7月7日，家人用轮椅把他推到了纪念碑前……　
不久前，已八十八岁高龄的机工罗开瑚生病住院，我前往医院探望。病床上的罗老，用很浓的海南话笑着对我说：“达娅，我现在最想的是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再吃上一串冰荔枝，上路，也满足了。回想一生的经历，无怨无悔。”如此的坦荡，如此的自信。这就是南洋归侨，这就是南侨机工！　
追求和平、维护和平是人类的主题，可谁能保证和平是“绝对稳定”，谁能保证中国再也不会遭受欺负，是否还会产生这样的“南侨机工”。　
时下的流行音乐，激动着一大批的少男少女。就是上了些年岁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那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告别南洋》。“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悲壮的歌声，道出了一段历史、一代南洋华侨的心声。耳边时常会响起这首歌的旋律，它能把我带到那热带岛国，喝上一杯纯浓的咖啡，细细品尝。其实，那是我心里的向往。向往了解父亲留在那里的一份情结。更重要的是，那里有着父亲和南侨机工的地缘人缘和情缘。　
海南岛；我的美丽故乡；你应为孕育出这八百多名优秀的南洋华侨子弟而骄傲、自豪！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1）　　　
说来惭愧，曾经自以为熟悉、认识或曾听过姓名的父亲的几个同乡人，在他们到了暮年或已成为故人之时，我才真正地认识了他们，读懂了他们。　
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称谓——南侨机工！　
我时常与几位耄耋之年的长辈在一起谈天、吃饭，不亦乐乎。或许，在旁人看来，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愿意亲近他们的人，还真不止我一个。一位了解南侨机工的史学教授就曾说过：“与他们在一起，受益匪浅。”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史书。　
婚礼与硝烟擦肩而过　
当闻知父亲离去的消息时，他含泪奔上我家六楼，站在父亲的遗体前，不停地念叨：“伯爹藻，你怎么就这样去了呢！……”他就是父亲的生前挚友翁家贵。　
翁家贵，海南琼海人，其妻罗春芳是云南保山人。2005年时翁老已经93岁，温和的笑容时常挂在脸上。虽然年届九旬，但他性格仍是那样的活泼。说笑、唱歌，落落大方；出行、活动，步履稳健。与翁老在一起，不会感到他是一位高龄老人。尤其是谈到情感生活，他那源于内心的感慨总是溢于言表。对他那小自己十岁的妻子，翁老至今悉心呵护。　
1939年翁家贵从侨居地马来亚吉隆坡归国后，编入西南运输处十四大队补充中队。该队驻地在保山通商巷。机工大队办公的地点旁有一小庙，机工就住宿在这小庙内。每天清晨，机工们起床出操、唱歌、列队。不久，从后院就会走出一相貌俊秀的女孩，在看完机工们晨练后，她便羞涩地一笑，走开了。这女孩后来成了翁老的妻子，当时她的家就在十四大队办公地的后院。或许是翁家贵歌声格外响亮，她特别用心地关注着他。那几天，罗春芳发现机工的晨练队伍中不见了翁家贵，急忙回去对其母亲说。母亲一眼看透了女儿心思，前往机工住宿处探问，才知翁家贵肠胃不好生病了。罗母回去叫其儿子陪同翁家贵上医院，回来后又熬汤煮粥，悉心照料。之后，这对青年男女的情感日渐升温。但由于翁家贵经常出车往返于滇缅路上，彼此相见的机会也很少。　
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恋情，翁老的心仍在为之荡漾。“后来我对她思恋的情感很强！我们彼此间相互牵挂。1941年初我们就定婚了。”随着局势进一步紧张，罗春芳家人担心万一日军入侵保山，整个家庭安危难料，于是，便向翁家贵提出：“既已定婚，你把她带走。”他们决定结婚了，婚礼就定在翁家贵出车回来的时候。整个1941年，滇缅公路的运输一直非常紧张、繁忙。翁家贵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来回地奔忙于滇缅公路上，运回军需，送出中国远征军。但他还是没有忘记迎娶他的美丽新娘。年底，他向所在中队请假两天，赶回保山。在保山“鸿运酒楼”，南侨机工翁家贵与保山姑娘罗春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同是海南籍的机工罗杰带着一个车队的几名南侨机工赶到保山参加婚礼，成为他们婚姻的见证人。娇小的新娘时年十六岁，就读于保山女子中学。她的伴娘范永华是其同桌。喝完喜酒的第二天，坐在教室里的范永华就被来犯日军的炮弹当场炸死了。新娘罗春芳新婚燕尔，幸运地躲过了那次灾难。参加完婚礼迅即离开保山的罗杰，几天后再次过来看望这一对新人。几个机工聚在保山的“侨心咖啡店”喝咖啡。第二天，此咖啡店就被来犯的敌机炸成了一片废墟。　
若干年来，翁老一回想起他的婚礼，就会诙谐地说：“我的婚礼闻到了硝烟，但与硝烟擦肩而过，是钢铁婚！”　
如今牵手已六十多年的翁家贵夫妇，当年俊俏的新娘已成一白发老妇。每天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