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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一野档案-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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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确定的解放西南的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而再打。具体部署是：
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切断朗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
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按照这一部署，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
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到适当时机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又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第十八兵团李振部、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七个军构筑第二道防线，要坚守秦岭。贺龙见胡宗南已上当，乘我第十八兵团体整时进行深入动员和山地战训练，待机而发。
11月1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实施多路攻击，势如破竹。胡宗南这时才知道上当，急令所属各兵团从11月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沪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11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12月9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17日占领著名古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这一天，贺龙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七曲山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
敌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见大势所趋，决定起义，在德阳，贺龙接见了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
贺司令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仁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戴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21日至25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邓崃地区被围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27日，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当天，成都解放。
1950年3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至此，川、云、贵、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2月28日，贺龙到达新都，30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1950年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正确评价了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贡献。他们说：“西南战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仍在西北，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解放后的西北，匪患十分猖撅，严重危害着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贫困，上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城乡反动势力、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民主改革尚未进行医治战争创伤和收给国民党反动统治所留下的“烂摊子”，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西北党政军民的身上。
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正以极大的精力思考着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等问题，作出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加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的军事工作。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接要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三个二级军区（陕西军区由第十九兵团兼，甘肃军区由第二兵团兼，新疆军区由第一兵团兼）；七个三级军区（陕北军区、陕南军区由第十九军兼，青海军区由第一军兼，宁夏军区由第六十五军兼，喀什军区由第二军兼，伊宁军区由第五军兼，迪化军区由第六军兼）；32个军分区和一所军事政治大学。
12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
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必须把主力精力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一九五○年需要弓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任务，“应是消灭土匪，肃清特务，实行民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节衣缩食，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
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的军政工作。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习仲勋、张治中，秘书长为常黎夫，副秘书长为谈维煦。委员有王子宜、工世泰、王震、甘泗淇等40多人。
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题为《关于目前西北地区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七项工作任务。彭德怀最后说：“我们一定能团结，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办好西北人民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全局考虑，把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当作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完整的一个重要目标，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
在1949年10月，毛主席明确经营西藏的任务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任。11月，鉴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早等原因，毛主席曾考虑过由西北局主要担任经营西藏的任务，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1950年初，毛主席又将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确定由西南局担任，西北局配合，决定于4月中旬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
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处中国西南边疆，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山高缺氧，气候寒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解放前境内没有一条公路。解放前，西藏社会长期以来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劳动人民，即占藏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在官家（封建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于1950年1月6日，决定派第十八军及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率领，从西康、云南方向执行进军西藏任务；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出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从青海、新疆方向向西藏进军，以配合第十八军的行动。由于西藏地区土匪猖撅，严重影响到进藏的准备工作，西南军区经请求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进军西藏的指示后，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作。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儿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强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龙于1月10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
贺龙指出，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
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萨。此为满清时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陡险，昌都至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终年积雪，最难走。
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
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
贺龙指出，最终选择走哪条路，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西南军区已着手编3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与此同时，贺龙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语言不通，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进藏部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补给，成了重于作战的首要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斗争方针。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统辖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胥光义抵达成都报到。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靠牲口、靠牛车运输。有些山道，牲口、牛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贺龙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等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
3月14日，西南军区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藏动员誓师大会，4月28日到达甘孜。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一个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粮荒。据有关记载，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斤粮。直到6日和7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和。
由于只有两架飞机可以到甘孜空投，无法保证到甘孜部队的全部粮食供应。因此，贺龙和邓小平向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报告：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150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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