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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36大悬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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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
两位洋教士还目睹了张献忠之死，为张献忠的结局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西历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有记载说：“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
张献忠“屠川”质疑
对于张献忠“屠川”之说，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其一，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其二，1644年，张献忠进军成都时，明朝守土官员曾问张献忠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如果不是明朝官僚拒绝投降，张献忠绝无攻杀和屠城之理。
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进忠）禁约碑》郑重声明：“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违者按碑律斩杀。这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
其三，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名曰“七杀碑”。相传，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养人，
人无一善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读了这段碑文，人们对张献忠虐杀之狂，肯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一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碑文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劝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其四，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有一座张献忠家庙。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砸毁，其后，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张献忠如果屠蜀，当地百姓为何对他如此崇拜？
其五，清朝的“文字狱”，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居御林院编修。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大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六，1646年，即清人入关后第三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中箭身亡后，满人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征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进攻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川境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千里已无人烟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军十多年？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他在“顺治五年”一项下记载：“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圣教入川记》却率直地写道：“张献忠灭后，旗（清）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1681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农民武装、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战乱共同肆虐之结果。此外，还有大旱、大饥、大疫、虎害……
六、文化六大悬案
4．《水浒传》：作者之谜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又名《忠义水浒传》。它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在明、清两代的文人笔记和刻本、书目中，主要说法有三：一是施耐庵撰；二是罗贯中撰；三是施耐庵、罗贯中合撰。但一直都没有定论。
施耐庵说
“作者施耐庵”是流传较广的说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前，《水浒传》最权威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就是施耐庵。同时，在中学语文课本及许多文学史中，也把施耐庵署名为唯一的作者。
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农民起义，是水浒故事的历史起点。宋江起义，史书有载。《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三年（1121）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是第一部说宋江、方腊故事的讲史话本，从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等故事，讲到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封节度使的结局，表明“水浒”故事已经从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走向了联为一体的长篇“讲史”，为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水浒传》提供了蓝本。到了元末明初，施耐庵将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话本进行艺术加工和创造，完成了百回本《水浒传》。
施耐庵著《水浒》，首见于明人笔记。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嘉靖四十五年（1566），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说：“……《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两说皆强调“的本”，亦即是“真本”、“原本”。要注意的是，“的本”之说，仅用于施耐庵，而不见于罗贯中或其他人。
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为《三国志演义》。”另一明人林瀚在《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序》中说：“《三国志》罗贯中所编，《水浒》则钱塘施耐庵集成。”这两位记述的特点是，把《水浒》与《三国》的著作权区分得清清楚楚。
直到明崇祯末年，金圣叹删《水浒》为七十回本，直署为施耐庵著，随着七十回本的流传，施耐庵著《水浒》几成定论。
20世纪20年代以来，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其中主要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兴化县续志》等，其中《兴化县续志》之补遗载有《施耐庵传》和《施耐庵墓志》。
根据这些史料推断，施耐庵确有其人，其生平大略为，原籍苏州兴化，元朝至顺年间进士，曾在钱塘为官两年。张士诚起兵抗元、据苏称王时，施氏曾在其幕下参与谋划。张士诚兵败，为避祸迁居淮安，卒于明洪武初年，年七十五岁。现在的江苏省大丰县白驹镇（原属兴化），是施氏故居和宗族所在地。
元末明初，兴化白驹有过一位名叫施彦端的人。手抄本《施氏长门谱》载，“始祖彦端公”，旁注有“字耐庵”三字。
但也有人认为，《水浒传》的作者不是施耐庵。其理由有三：
其一，《施氏长门谱》乾隆四十二年（1777）序言说，自明迄清所传族谱已消亡，此谱系“访诸老，考诸各家实录”修辑而成。有人经仔细辨认，行外旁注“字耐庵”三字笔迹墨色与他字有异，可能是抄录后增添的。又根据此谱体例讳（名）、字排列分明的特点，原文应为“讳彦端，字耐庵”，而不会写成“彦端公，字耐庵”。证之《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文曰“讳让，字以谦”，而称其父也是“先公彦端”，可见，施彦端实在是有“名”无“字”，后人窜入之“字耐庵”三字，实与施彦端无关。
其二，据考证，明代嘉靖年间还没有公开在小说卷首署上作者真名的惯例，所以《水浒传》上所署的施耐庵也并非真实姓名。
其三，《水浒传》中的不少地名都是明朝的建制，这是元末明初人不可能写出来的。可见，《水浒传》不是元末人施耐庵的所品。
所以，胡适先生有言：“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
罗贯中说
罗贯中说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及《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
郎瑛（1487—1566）是明代成化至嘉靖时人，他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这是最早的一种说法。“意旧必有本”，只是一种推测，并且根据主观推测强行加了个“编”字。反过来说，罗贯中作《三国》、《宋江》（即《水浒》），则是当时的实传。
明朝嘉靖年间的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指出，“越人罗氏……为此书，共一百回”。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余氏双峰堂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二十五卷本，则直接署为“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集”。
其后，许多明清人士都相继指出罗贯中是《水浒传》作者。直到民国年间，鲁迅、俞平伯也认为，简本先于繁本，简本是罗贯中所作，施耐庵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
反对者认为：
其一，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这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明代版本。一百十五回《水浒传》，曾署“东原罗贯中编辑”，但它的单行本失传，只有明崇祯末年与《三国演义》合刻的《英雄谱》传世。
其二，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风格上完全不同。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笔下，实在很难叫人认同。
其三，两本书的写作水平也不在一个档次。惠康野叟在《识馀》中说：“二书深浅工拙，如天壤之悬，讵有出一手之理？”
施耐庵、罗贯中合撰说
这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与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
“的本”是宋、元、明时代出版读书界的常用语，意即“真本”；“编次”就是“编辑”的意思。也就是说，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罗贯中是编辑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有这种题署的版本多见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嘉靖年间出版的郭勋家刻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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