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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36大悬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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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惶恐惊悸，身体便每况愈下了。
也可能他是受惊之后，加上秋日着凉，引发了肺炎。在今天，肺炎只是一般病症，消炎加上保养就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
正德十六年（1521）春正月，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十四日，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天地，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大礼不得不终止。
到阴历三月，武宗皇帝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对司礼监太监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终于玩完，崩驾于豹房，时年三十一岁。
可叹的是，武宗淫乐一生，嫔妃如云，美女无数，却没有留下可以接替皇位的子嗣。
他是昏君吗？
据史书典籍记载，武宗一生所建实无，所毁多有，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诞不经，为世人所诟病。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其一，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之所以是十足的坏人一个，只是因为继位为帝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世宗对武宗既没好感，也没直接的血统关系，在此前提下，后朝贬抑前朝以凸显继位天子之圣明，实是理之当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实录》的编撰中令史臣多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甚或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鱼肉乡里之行径，一古脑都写在武宗账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
其二，即使是史书所录，也常常矛盾百出，互相抵牾，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武宗，尚需后世读者、史家仔细辨别。
如，《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载，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谏武宗饮酒过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话：“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简直是个酒徒、醉汉！
同是《明实录》，讲到不久后武宗巡视西北边，沿途行军时的情景说：“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
既然是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个孔武有力、冲锋陷阵的英雄皇帝？
其三，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虽说大臣不许前来，但还是特别强调，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说，武宗虽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
其四，武宗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大败蒙古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这些都是正德年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臣下仍有不少贤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上仍有可称道之处。特别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蒙古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蒙古军长时间内不敢犯边，便是这次战斗成果的直接证明。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自部署，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其实，明代自英宗以来，国势渐弱，如果武宗能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为中兴之主，功垂史册；但他恣意妄为的行径却为后人所訾议。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地安息着武宗。对于他充满浪漫色彩的一生，是非可否，后人依旧会不断地评说下去。
二、将相六大悬案
2．方孝孺：“灭十族”之谜
皇帝杀人，常常有“株连九族”之说。
所谓“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指：父母、兄弟、姊妹、儿子；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株连九族”，已经是相当恐怖了，然而，方孝孺却遭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即在宗亲九族之外加上门生故旧，牵连者不计其数！
方孝孺到底犯了什么罪，竟至于要遭此“十族”之诛呢？
“正学先生”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也是著名学者和散文家。
洪武九年（1376），二十岁的方孝孺拿着自己写的谈立身之道的文章《杂诫》来到宋濂那里，拜宋濂为师。宋濂好多年都未见过这样好的文章了，很高兴地把方孝孺纳为弟子。
相传，一次太祖朱元璋设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灵芝甘露论》，限明晨交卷。宋濂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方孝孺后，自己因宴中饮酒过多，一觉睡到天明才醒。
准备上朝了，宋濂才想起作《灵芝甘露论》的事，大惊失色。方孝孺胸有成竹地对宋濂说：“老师不必惊慌，我已代师写成一篇，未知可否？请老师定稿。”宋濂看后十分满意，未作修改，便直接上呈太祖。太祖看后，觉得此文与宋濂的文风不同，问道：“这是学士的手笔吗？”宋濂只好如实说：“这是我门生方孝孺的手笔。”太祖听后很高兴，说：“此生良胜汝。”
方孝孺在宋濂门下度过了三年时光，使他终生受益匪浅。
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朱元璋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只是对皇太子说：“这是一个有才华的正直之士，但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让他历练得更加成熟一些，将来好辅佐你。”于是厚礼相待，送他归乡。
后来，方孝孺受仇家陷构，被牵连到一场官司里，一并拘押到了京城。朱元璋在案卷里看到了方孝孺的名字，叫人马上放了他。
不过，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隐居在家，一心著书立说，过着清苦的生活。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统》等多部作品，还写了大量的诗歌。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璋才让他担任汉中府学教授，成了个刚刚入流的九品学官。
蜀献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早就听说过方孝孺的人品和学识，就礼聘他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师，非常敬重他，把方孝孺的读书之庐命名为“正学”，方孝孺因而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
削藩的后果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时，儿子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的“洪武”年号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祖父为他储备的“干部”投入使用。“秋七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方孝孺终于从那个摆满了儒学经典的“正学”书斋，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台。次年，又升任为侍讲学士，成了建文帝的近臣。
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讲解；临朝议事，也常常叫方孝孺批答；纂修《太祖实录》等史籍，也任命方孝孺为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帝对方孝孺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融洽。
此时，建文帝把朝中的大权交给了两个书呆子：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他们急于求成，在建文元年（1399）新皇权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之前，就开始走了一步在整个明朝历史上最为险恶的棋——削藩。
朱元璋在位期间，为御侮防患，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明朝初年，藩王们为强化朱氏王朝的绝对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洪武时代的结束，这种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了。
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初衷应该说是对的，但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王朝的实力。开始的“削藩”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周、代、岷、湘、齐等藩王先后被削夺，“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但进一步想削夺其中势力最大的藩王——燕王朱棣时，大麻烦出现了。
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
遗憾的是，前方战况不佳。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渐推向了绝境。朱元璋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将久经沙场的元勋宿将几乎斩杀殆尽，现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满腹诗书的方孝孺等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燕王朱棣却都束手无策。
朱棣出兵时，他最倚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他说：“臣有所托。”
朱棣问：“何为？”
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杀之。杀孝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颔首答应。
人间惨剧
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
其实，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来收揽人心，所以燕军攻破南京后，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被孝孺痛斥一顿。最后朱棣强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恸而极，哭声响彻大殿。
朱棣亲自从御榻上走下来劝他说：“方先生不必自苦，我不过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这里说的“成王”，指的是建文帝。
“那么成王呢？”方孝孺问。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国赖长君。”朱棣有些窘了。
所谓“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二子。长子名文奎，年方七岁，城陷后不知所终，大概是焚宫之时，烧得尸骨无存了。次子尚只两岁，名文圭，后被朱棣幽禁于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前后历五帝，共五十五年，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以外的人世，到英宗复辟后被释放时，形同白痴，连猪犬都不认得。
方孝孺反驳道：“何不立成王之弟？”
驳得朱棣哑口无言，只好说：“这是我的家事。”
接着，他叫左右拿笔墨来，坚决地说：“诏告天下，非先生来写不可！”
孝孺接过笔，写上“燕贼篡位”几个字后，随即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就死！诏书绝不能写。”
朱棣勃然变色，提出警告：“你难道不怕灭九族？”
“灭十族又如何？”
“好！”朱棣恶狠狠地说，“我就灭你的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
在当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宝门，当着方孝孺的面，朱棣将“十族”一个一个地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方孝孺，是否回心转意。当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牵连，就要被砍头时，深感痛心，泪流满面。
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闻早在方孝孺任职汉中府的时候，就已病逝。方孝孺听到丧讯，悲伤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难，方孝孺内心的伤痛无法言说。他的弟弟孝友却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在死前劝慰其兄，作诗道：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诛方孝孺十族，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行刑七日方止。
临到最后杀方孝孺时，方孝孺谩骂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并割下舌头，随后处以凌迟之刑。
死前，年仅四十六岁的方孝孺器宇轩昂，作《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舍生取义，还是愚忠？
有明以来，人们都认为方孝孺以一介书生，忠贞不屈，在残酷的屠戮面前无所畏惧，坦然走向死亡，是读书人的楷模。然而，近来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其一，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
方孝孺舍生取义，才留下千古英名；如果他一念之差写了诏书，难道就会遗臭万年吗？就算方孝孺接着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节，因为他不是投靠了异族或敌国，就连服务对象的姓氏都没有改变，就像成祖所说的这是他的“家事”。
魏征在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前，是辅佐太子李建成的，也就是太宗的对立面；李建成被杀，李世民即位后他转而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为“贞观之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闻名后世的一代良相。他死后，李世民十分悲哀并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像魏征一样辅佐新主，建立不世之功勋。唐代以后谁笑话过魏征？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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