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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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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人死亡，肝炎啊，直接死亡40多人。大家再想一想，在物质贫困时代，中国人，得肝炎是得不起的，丧失劳动力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你要在报纸上去寻找它的数据，你会找不到，轻描淡写，没有多少。
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SARS。荧幕上是我的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贺延光在SARS中间拍的一幅照片。贺延光拍了几千幅有关SARS的照片。谈到中国对于SARS的报道，贺延光说，灾害就是灾害，死亡就是死亡，为什么我们的报道里，你看不到这种死亡的真相？这样贺延光就拍下了这张照片：一个病人刚刚死去，旁边是一个无奈的医生。
大家知道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下台了。下台了以后，在北京的报纸上，前一时期的寂静无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非典”的报道。4月23日这一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在“非典时期的怕和爱”专栏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北大学生的来信。我把这个来信给大家念一遍，它的题目叫《请为我的父母祈祷》。这个大学生的文章说：4月21日晚，父母把我叫回了家，吃饭时他们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医院，已经被北京市卫生局指定为SARS专门接收医院了，一个星期之内将清空所有的病人，集中所有的医护人员，专门救治“非典”病人。他们叫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并让我带够衣服和钱，叫我以后不要回家了，他们也会被封闭在医院，不能出来，什么时候能出来，也是未知数。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晴空霹雳一般，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半天说出一句：你们会不会感染上？可是谁都知道，赶上这事的医生的感染率是相当高的。我想让他们辞职不干了，我说，以后我上班养活你们！父母只是笑笑，说我孩子气。由于他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所以可以享受只去一个人到医院的待遇。（就是她父母同在一家医院，就可以一个人去SARS病区，一个人不去。）当我要求他们只去一个人时，他们几乎同时说：“我去！”父亲说，他是一家之主，有责任承担这个危险；而母亲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去的话，那就是她去。他们就在饭桌上就这么平静地争着，而我的心就像被刺破了一样，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会要面临这种生死抉择。他们让我决定谁去，我快要哭出来了，感到极度的无助和伤心，我喊着：“无论你们谁染上，咱们这个家就算要完了！你们谁也不许去！”最后母亲慈祥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一想起来就要流眼泪的话：“你以后会有你自己的家庭的，你已经长大了。”母亲说这句话时那慈祥平和但又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我心碎欲裂：“我和你爸爸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谁去都不放心，就像你现在不放心我们一样。所以叫你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决定了，两个人都去。比起那些孩子还小的同事，我们感到幸运多了。”此时我的叫喊、我的眼泪已经无济于事，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我又一次求他们放弃这个工作，不要去，我现在打工挣的钱三个人够用了。父亲说，他做了三十多年的医生，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决不能愧对“医生”这个称号，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坐在那里傻傻地发呆。电话响起来，是父亲医学院的同学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电话来问候。父亲还在电话中说，要是他“光荣”了（内地的话就是说如果他遇难了），就是他们这个班第一个为医疗事业献身的人。母亲安静地给我收拾东西，我本来每周都回家，但这次，他们给我带够了换洗的衣服，我只能这样回学校了。一想到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才能见到我的父母，我就泪如泉涌。街上各色各样的行人，有的跟父母一起出来，去超市购物。我想我的家本来也同他们是一样的，我的父母下班后也会去超市，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他们本来不是什么崇高的伟人，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我多年来养成的玩世不恭、叛逆不羁，在瞬间土崩瓦解。我多想再听我妈妈的唠叨，而不是从今天起为他们担惊受怕，有家不能回。我现在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回到实验室坐在计算机前发呆，每到吃饭时就忍不住流眼泪。我亲爱的朋友，请为我的父母祈祷，祝他们平安好吗？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谢谢你们，祝你们和你们的父母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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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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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地震，到这次SARS，我想说，“人”这个字，终于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尽管SARS的消息一度被封锁、被阻隔，然后导致了非常大的悲剧，但是4月20日，当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下台之后，你看我们的报纸，包括党报，终于可以堂而皇之把“怕”、把“爱”放到他们的头版。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历史。真的，如果一个人他连怕的权力都没有，你怎么期望他去爱？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抑他的恐惧、压抑他的怕，这个怕，只能变成一种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谈话只到这里。然后，我很愿意和大家继续讨论大家所关心的任何问题。
问：大自然的灾害和疾病给人带来很多灾难，有人可以胜出，是否真的解决一切，还是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钱钢：唐山地震后，我们都佩带一个徽章，上有四个字：人定胜天。“人定胜天”，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可是在很多年里面，我们都说，我们能战胜这个“天”。我想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尤其是当互联网出现了以后，甚至是非常的骄傲。但是21世纪初，我想人类变得冷静多了，有许多未知的东西，SARS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说SARS是被我们战胜的，言之过早啊！我想，人类永远不要去说我们要去战胜自然，我们只能说，我们跟它和谐相处，我们去理解它、去了解它。
问：你如何说服死难者的家人接受你的访问？写完《唐山大地震》之后会否对生命有另一种看法？
钱钢：这个朋友的问题，是站在今天来说的。为什么呢？在今天SARS中间，我们如果去采访SARS死难者的家属，是很敏感，是需要特别慎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采访死难者的家属，决不像今天这样的敏感，需要谨小慎微。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充满了斗争，充满了仇恨，真的，人比较粗糙，我们也可以说是坚强。事实上，当年许多唐山人谈到死亡的时候，是很平静的，而且由于死亡的人数太大了，几十万人，身边到处都是死亡者。所以这个问题在当年唐山，不是一个问题。在今天SARS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我自己对于生命，可能有了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我本来就有的，我想我去送孤儿的时候，我对小孩子，对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本来就有的。我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它是使人们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善良，能够健康地生长和发育，而不被压抑，不是被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问：究竟是人对社会灾害影响大，抑或是天灾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钱钢：我们讲天灾，离不开讲人，有很多时候，灾害的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有人的失误。还有一部分灾害，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灾害，但是某些人为了某些利益集团、某些政客的需要，他会利用这种灾害的信息，会有的，所以这样的，有的时候是人祸和灾害、天灾和人祸互为因果。
问：您刚才说的“人”的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文学，这代表日后的中国的新闻报道都会如此报道吗？这是否中国新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钱钢：在SARS中间中国内地新闻的变化，谈不上“里程碑”。毫无疑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日益地深入人心。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仅仅认识到人的重要性，那么在今天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上的“人”的重要性的问题了。因为大家要考虑在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政府的功能、在社会的功能，这个社会的体系，这个社会的各种公共事物，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新闻，比如说卫生事业，它如何健康地发展，才能确保人的权利。不仅仅是一种呼喊，所以说来日方长。中国新闻报道刚刚开始。刚才说的4月23日，这位学生的担惊受怕，可以放在《中国青年报》这份党报的头版，这只是刚刚开始，为什么2月份不可以呀？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还在说假话嘛！对吧，张文康还说：大家来北京旅游，没有危险嘛！欢迎你们来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一个健康的制度来保障个人的权利，是这个问题。
问：请问自从发生唐山大地震后，你对中国政府在处理天灾方面有何评价，有什么地方需要做出改善？钱钢：毫无疑问，从唐山地震到现在的27年中间，人们对于灾害的处理能力，我们叫危机处理能力，叫风险的管理，这种能力是开始增强了。但是，我们今天的防灾救灾体系，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这次公共卫生的漏洞大大地暴露出来了。SARS以后，CCTV专门去做了北京第一人民医院的内部的调查，才发现，这是最好最好的医院吗？还有那么多的漏洞需要解决。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SARS、地震和别的灾害有一个不同，就是它的未知性。台风、洪水都有很多的明确的预兆，你都有很多很成熟的对付它的办法；SARS没有，没有疫苗；地震，地震最可怕的是，什么时候要发生地震，全人类，不要说中国，不要说西方世界，也都不知道的，特别大的一个谜，人类对于地底下发生的很多变化，特别茫然。所以说，真的不能说大话，可能很多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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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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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唐山大地震有大自然的警告，但人却没有察觉；而SARS在香港暴发前也是有的，但人呢，依然没有发觉。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
钱钢：据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好像SARS出现之前是没有预兆的，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讲在SARS之前，中国内地和香港出现的较大规模的流感是SARS的预兆，这没有根据。但我可以肯定这个预兆是一定有的，因为人们倒过来去追溯它的时候，他想起来佛山的那个姓庞的是第一个病例，后来是深圳姓黄的厨师。SARS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科学考题，它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考卷。SARS来得非常奇怪，走得也非常奇怪。地震的前兆，大家看《唐山大地震》的书里面，那么多的前兆：鸡飞狗跳、猪跳出圈，可是，你能拿这个前兆来应用于下一次地震吗？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一只狗，突然地狂叫起来，你就能向全中国发布：地震来了！这样预告？这不可能！为什么呢？它没有唯一性，我们说它没有排他性，它不是唯一的信号。1996年的一天晚上，当年准确地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科学家，跑到我家，敲门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说，你看，北京孔庙里的井啊，水没有了！还有什么地方的鸟啊，又跟唐山地震时一样哗哗飞过去！又有蜻蜓跟蜜蜂怎么怎么飞。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后我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来，然后开始采访，说现在是7点36分，我们的地震工作者，在这谈一谈他的判断。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里去，那天天气真的是特别怪，特别的闷热，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走到夜里二三点钟，地震没来！所以说，人类认识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常长的一条道路。
问：你写作《唐山大地震》时，你在主观感情和客观事实上，如何做一个平衡？怎样才能确保报告没有渗入过多的个人感情或者是思想？钱钢：《唐山大地震》的确渗入了很多个人感情或者思想，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中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新闻启蒙还没有开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感情不受压制地宣泄出来，就已经是很难得了。在1986年写这样一本书，和当时中国内地读者们的欣赏习惯是一致的，他们并不会觉得我的主观过多。一篇作品，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思想，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假感情、假思想。先从假感情、假思想到真感情、真思想，然后才说更客观、更冷静。
问：由发生唐山大地震与SARS相比，你认为当权者做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钱钢：唐山地震的时候，中国处在政治的地震期。政治也在地震，为什么呢？其实，毛泽东已经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他已经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期间，他逝世了。但是呢？他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这个方法是建国以来形成的。唐山地震不能预报，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最让人感到扼腕叹息的就是，1974年地震工作者就已经指出了，在北京、唐山、张家口、渤海湾这个圈里要发生大地震。1974年，而且形成了国务院文件，说这个地区要严密地防范大地震。这多可惜，就是说1974年的时候就已经圈了这个地区，这个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地震，最大的是辽宁海城的一个7级多的大地震。好了，这个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大家反而茫然了。等到北京又出现了很多迹象，北京周围、唐山出现很多迹象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不能够很大胆地做决断，有一个原因就是离北京太近了，如果要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要搬家。可以理解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政治的压力，使科学的预报变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刚才我讲过1988年的“甲肝”，其实有很多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社会要稳定，如果能不报就不要报，能少报就少报，但是关起门来要好好解决，你不能说关起门来不好好解决。医院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它基本的思路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要讲信息公开、透明、流动。不仅是政府要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社会，包括知识界，包括媒体，也要很主动地起来承担责任。
问：你认为青少年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化？
钱钢：可能这位朋友在听到我讲《阳关三叠》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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