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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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宗一朝大致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度过的。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九月，天子甚至下诏：由于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时休务一日，初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并著于令式。确实，澶渊之盟以后，平和清静的形势持续了有近十几年的时间。造成这种祥和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有几点很明显：一是澶渊之盟后宋辽战争基本消歇；二是几年来各地风调雨顺，岁致丰稔；此外就是自今上登基以来，朝中的人事相对简单，这似乎是任何一种政治平稳所最最需要的东西。　　　　
　　　　自景德年间起，朝中宰执大臣先后主要有李至、李沆、曹彬、周莹、张齐贤、吕蒙正、向敏中、寇准、毕士安、陈尧叟、王钦若、冯拯、李迪、王旦和丁谓出任，他们在某些事务上虽然存在着不少矛盾，但总的说来还算相安无事。明显的例子就要算与辽国的和战一事，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最后毕竟达成了一个结果，也就是“澶渊之盟”的签订。能够产生实效，就表明政治处于良性运转当中，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这种实效不属于合理的范畴，和谐的结果便往往是暂时的。所以，十几年的太平无事，也并不能保证真宗皇帝在后期就不做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事。　　　　
　　　　真宗皇帝一度常常援以自豪的就是与辽国的媾和，但这件事情不久却又使他心绪不宁，原因是王钦若对他说，寇准主持签订与辽国的所谓和约，在实质上是个“城下之盟”。　　　　
　　　　这话把事情的性质整个就颠倒过来了。“城下之盟”是指敌军兵临城下，被迫与其签订的休战条约，是以丧权辱国为代价的。古有明训：易子而食，折骸以爨，城下之盟，不能从也！　　　　
　　　　王钦若为人倾巧矫诞，其人的劣迹早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兵入侵时就已暴露无遗。此刻，他说这番话完全是出于对寇准的嫉妒。钦若和后来的一位宰执丁谓一样，是真宗在位期间汲汲于排挤他人的典型代表，在当时即被视为奸佞之辈，他们与刚直者寇准的矛盾也是相对平和的朝廷人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政治环境中的丑恶行径往往来自于两端：一是出于个人私利，一是出于妒贤嫉能，这两者也是人性中所有缺陷的根源。当然，德行不正者如钦若之辈所以能站住脚，是因为他们还有一套取媚于皇帝的妙法，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让人下。　　　　
　　　　有一次，官家做了首《喜雪诗》，赐予几个宰臣，其中有处韵脚用错了一个字。宰相王旦看了出来，想说与皇上知道。君臣切磋诗艺，本来是件普通的事情，但钦若却故作危辞：天子之诗岂是礼部所定诗律所能校正的？！大家一听此话，不由得不作罢。岂料钦若私下里却自己去告诉皇上，说某某字错了。不久真宗在朝会上笑对宰相、枢密道：前番所赐一诗，若不是钦若指正，怕要为众人所笑了。王旦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7节　何谓大功业

　　　　错误的根子总是出在天子本身，然而灾难的产生却一定是奸佞之臣诱导的结果。自从钦若讲了“城下之盟”一番话后，皇上心里一直都排之不去。作为太祖太宗的继任者和帝国的圣明天子，他不能容忍费尽心机所造就的和平现实却是出自于一个与夷狄的“城下之盟”。若此，大宋皇帝的颜面将置于何处？有损王霸大业倒还在其次，如果因此而遗臭万年，那就是非同儿戏了。于是，他开始想要补救，可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大约是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皇上召来钦若问计：“今将奈何？”　　　　
　　　　“陛下发兵取幽蓟，可洗刷此辱。”钦若知道真宗一向是讨厌兴兵的，所以先故意说得一本正经。　　　　
　　　　果然，皇上道：“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贤卿再思其次。”　　　　
　　　　钦若答：“陛下苟不用兵，那就必须做一件大功业。如此才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这就是引入正题了。　　　　
　　　　不出钦若所料，天子十分好奇：“何谓大功业？”　　　　
　　　　那就是封禅，钦若为皇上道破玄机。封禅之事天子当然省得，此乃告祭天地的圣典，在东岳泰山筑坛祭天称“封”，在泰山之南梁父山辟场祭地称“禅”，自秦汉以降，一直是国家的大典。一般来说，这种圣德之事非有德之君不能为，也就是说，天地所能接受的祭祀，必须来自于圣明天子之所为，并不是随便哪个称孤道寡者都可以做的。所以，封禅尚必须有天瑞昭示，方能进行。但是，钦若说得好：天瑞虽不能必得，但也可以人力为之！　　　　
　　　　这分明就是要皇上做伪了，亏他也能说得出口。但是真宗目前急需摆脱内心的苦恼，恢复失去的自信，动机既出于私意，是非的概念自然便就模糊了。其实，自古而来的封禅大典倒也并不一定都是天地圣灵所同意的，王钦若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讲这毕竟是个原则问题，古代先王们对此就特别谨慎从事，没有十足的自信，谁也不敢遽行这一大典。因此，真宗确是犹豫了很久，他怕大臣们有意见，特别是宰相王旦。王旦此人是个持重之士，办事尚还有自己的原则，天子对他是否能赞成这样一个师出无名之举，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钦若不以为然，他认为天子若以圣意宣谕王旦，王旦不敢不答应，并且为此还去做了王旦的工作。可即使这样，真宗还是意犹未决。最后，是一个偶然促使皇上下了决心，这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心绪不定，亲自来到秘阁征询意见。当晚值日的是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杜镐，皇帝骤然问他：卿博通典籍，知道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是怎么一回事吗？杜镐是个老实的儒士，不测天子此问何意，就事论事地答道：此也不过就是古代圣人以神妙之道垂示教化而已。这话的意思是，所谓河《图》洛《书》等天示祥瑞，实乃圣人借造化神妙弄出来的东西，目的不外乎是以此教化天下。杜镐的话恰好与王钦若的意思不谋而合。真宗听后龙颜大悦，主意遂定。接着，天子在一天晚上召来王旦欢宴，并颁赐了一尊佳酿嘱王旦带回。王旦回宅打开，里面竟藏了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这下王旦还有什么话说！　　　　
　　　　这件事情究竟是何人具体经办并不太清楚，准备工作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但殿中侍御史赵湘明显参与了真宗的“做伪”，因为是他首先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言请天子封禅。赵湘是宗姓大臣，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而其人虽然此时代理三司的部分工作，但还算不上是宰执大员，由他先倡议封禅，确是十分恰当，看来皇上真为此下了番苦心。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三，真宗正式开始了这场“大功业”行动。　　　　
　　　　皇上先是对宰执大臣们说，自己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告曰下月三日，也就是十二月初三，当降天书三篇，名为《大中祥符》，因此宜于正殿建道场一月。皇上说，目前道场已建好了，虽已过了整整一个月，但仍不敢罢去。刚才恰好看到皇城司有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细细想来，怕就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了。　　　　
　　　　于是王旦、王钦若皆山呼万岁，敬贺灵文果降。随后真宗亲自步至承天门，焚香受书，命陈尧叟读之。结果这封“天书”的文辞与《尚书洪范》及《老子道德经》很类似，内容也不外乎就是始述当今皇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以世祚永久之意。看来作书者也并不十分高明，最后还是模仿了一下现有的成例，而《尚书洪范》和《道德经》实在也是最普通的两部古代典籍。　　　　
　　　　天降祥瑞的事情一解决，下面便就是封禅。真宗当然还要推辞一番，最后自然也是耐不住天下所请，宣布十月有事于泰山。在此之前，已大赦天下，加恩百官，改元为“大中祥符”。这件事情最后弄得轰轰烈烈，成为帝国的头等大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皇上从泰山还京，始告结束。这次东封泰山直接耗资达八百余万贯，其他用度还不算在内。若从这个角度说来，确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王盛事了。　　　　
　　　　后来的人们曾煞费苦心地猜测真宗和满朝文武汲汲于做这件奇怪事情的真正目的，但始终是不得要领。因为像真宗这样一个尚算不上是昏昧的皇帝，恐怕还不至于愚蠢到自己欺骗自己的程度。惟一一个勉强说得通的假设是：当时的敌对方契丹人特别敬畏天地神灵，真宗君臣乃是希望以此神道之言动敌听闻，而潜消其觊觎之心，所谓“假鬼神以雪前耻”者。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令人要长叹一声“呜呼哀哉”了。　　　　
　　　　五　　　　
　　　　真宗“大中祥符”年号持续了九年，名如其分，这九年的基本调子也就是不断而来的天书、祭祀、建观、崇道而已，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大事忙碌。喧闹的庆典冲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御极期间天下有什么隐患的话，也必然被这些华丽的装饰所掩盖掉了。　　　　
　　　　社会稳定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真宗之所以能在执政后期无所忌惮地弄出这些花样，其深层的因素也就是帝国的经济尚还差如人意。当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间皇上正为封禅事犹豫不决之时，曾专门就经费之事问过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丁谓，丁谓表示经费不成问题后，真宗这才大胆地放开手脚。真宗统临寰宇近二十年岁月，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恰巧在走向歧途的关头，幸运地结束了。历史总会让一些人成为时代的宠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东京汴梁的故事，不会永远像这样波澜不惊的。　　　　
　　　　真宗在公元1017年又改元“天禧”，这自然是“天书”又降的结果。五年后，又改元“乾兴”。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正月十九日，真宗崩于延庆殿，享年五十五岁。皇太子赵桢柩前即位，后来的庙号为“仁宗”，时年只有十三岁。因为嗣君年幼，继代大事均是在皇太后主持下进行的，辅臣草制遗诏，自然也有“军国大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的字样。顾命大臣之一、刚被先帝封为晋国公的丁谓要去掉此句中的“权”字，遭到一致反对。权，代理也。正如另一位辅臣王曾所言：皇帝冲年，不得已太后垂帘，政出房闼，这已是国运否背了，如何再能删一“权”字！本朝力矫前代之弊，对后宫干政，一向是防范极严，太祖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则就包括了这一条。因此王曾此话是理直辞正，丁谓也只好作罢。这是本朝第一次出现新帝冲幼的局面，由于制度的谨严，终于没能酿成恶果，倒还是值得称道的。　　　　
　　　　新帝仁宗直到十年后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才亲临朝政，在这先后围绕着垂帘听政九年的明肃太后以及当朝皇后的废立之事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这件事同真宗晚期的一次宫廷事故一样，给朝间许多宰执大臣造成了不少隔阂和冲突，也给后来的麻烦埋下了伏根。从那时开始，仁宗后来的朝廷政治便波澜四起，揭开了东京汴梁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浩瀚篇章，一直伴随着东京历史的始终。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暂时把它放下而从东京移目向外去放眼寰宇，这是因为，世事的发展已经开始让人大出意外。　　　　
　　　　让我们不妨从庆历年间——这是仁宗的第六个年号——开始。时间上，若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算起，新一代天子业已即位了十八年，而本朝立国正好度过了八十年的岁月，似乎是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这一年，有一位叫张方平的官员向天子上了一道数千言的奏疏。方平字安道，少颖悟绝伦，读书过目不忘，一度被朝间重臣视为天下奇才。近年来，方平一直不断就国家急务上书皇上，此时的身份是以集贤院学士知谏院。谏院是专掌规谏讽喻的官署，与御史台合称“台谏”，知院官如以他官兼领，则称“知谏院”。方平以无比的挚诚和独到的眼光尽着自己“既居谏垣，事无不言”的职责，他的这封千言书归纳国家自祥符以来的弊端有五：一是务为姑息；二是取士失道；三是命将养兵，皆失其正；四是国用窘迫；五是政出多门。这个精辟的分析基本概括了帝国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现实。　　　　
　　　　对此当然还要费些口舌。　　　　
　　　　自黄袍加身时说“须听我号令”一番话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为国是殚精竭虑而夜不能寐，他和继任者太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豪的结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重文治，讲究以仁德怀远不能算错，由此而来的重用文臣，限制武将，削弱藩镇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当然也是极端明智之举，但一味姑息迁就于外敌就大错特错了。文明总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从来就没有放弃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分官设职，不使专权，可以保证威柄归于人主而帝国无内变之忧，这一个官家天下的妙法自是赵家天子的血泪总结。但是，为人臣者若要从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尽听命于独夫，这又是有悖于圣贤教训的。于是，太祖为了“朕之天下”而创立的祖宗之旧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也就是张方平所说的“国用日迫”和“政出多门”。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紧的是前者：经济的败坏。　　　　
　　　　真宗东封泰山弄得沸沸扬扬，花了几百万贯，其实还算是小样。国家财政的日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过于集中使税收减少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子是在于冗兵和冗官的不胜负担，国家的支出实在太大。　　　　
　　　　太祖曾为他的养兵之策而颇为得意。那是建国不久，他问赵普等几位辅弼大臣：当今何事能为百代之利？　　　　
　　　　赵普等人七嘴八舌，说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