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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记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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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因和对错可讲的。事过境迁之后，只有我们旁观者才这样猜测和揣摩，做一些自以为是的判断和隔靴搔痒的安慰或关心。我只是有时会悄悄地想，一个人的青春就是这样的过去了，爱情和婚姻以及生育，当然还有文学这样多少有些虚妄的梦，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滋润得充实美好，也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切割得痛苦零碎。一个个当年曾经伴随着泪水写下过的文字，成为了如今的一点点灰蒙蒙的尘埃，将岁月与人生一起尘埋网封起来，谁还会记起？她自己又还会对谁说起？想一想，没有梦的人生就像没有星星的夜空一样，是可怕的，可有了梦的人生，就一定不可怕吗？就一定能够星光璀璨吗？
现在，周静还有她妹妹一样兴致勃勃的心境吗？也愿意和我们结伴而行一起重返北大荒，再到她的7队去看看吗？我猜不透。周彦告诉我，她姐姐活到现在还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虽然回哈尔滨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却好像和城市格格不入，没有融合在一起，总还是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回忆里，生活在北大荒。我问文学呢？你姐姐还是那样的痴迷吗？周彦说，当然，那是她的一个梦，只是淡漠了许多。也是，再浓的茶，架不住时间的煎熬，几十年来，一壶水沏到这时候，茶也冲淡了许多。再美好的梦，哪怕灿若一天云锦，也会被风雨洗涤得颜色褪尽，薄如蝉翼，再也禁不起撕扯。北大荒，在那场天翻地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曾经造就了北大荒的版画和文学，阴差阳错地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作家，却是以牺牲了周静这样许多人的文学梦和青春梦为代价的。虚妄而飘渺的文学，曾经成全了我们，却是害了她。
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袁柏林，是我在3队组建宣传队时认识的。那时，武装营成立，营部就设在3队的大道北面，营教导员是邓灿，他把我召去营部负责组建宣传队。人员基本以3队的为主，和我先后报到的，外队来的，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袁柏林。一个个头不高却很精神的小伙子，哈尔滨知青，我知道他是打洋琴的，我们正缺一个打洋琴的。我和他睡在营部的一铺炕上，天冷，就睡在一个被窝里，亲如兄弟。在大兴岛乃至建三江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演出，大部分时间来往没有车，都要在那甩手无边的荒草甸子或弯弯曲曲的沙石路或泥路上走，都是我和他走到最后，我和他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用一个木棍抬着洋琴盒，路远无轻载，走的路长了，洋琴盒便显得很沉。大概是因为我总和他一起抬洋琴盒，让他觉得本来应该是他自己的事，有人在帮助他，所以他一直都很感谢我。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大爱讲话，我们彼此之间交流得并不是很多，大多时候都是默默地走，但在夕阳下或在月光中，乃至在细雨蒙蒙或飞雪飘飘中，洋琴在盒子里似乎和我们彼此的心一起在唱，我们都感到很亲近。
那一年，武装营的宣传队要解散了，我分到场部当老师，他留在3队干农活。分手的那一天，他送我走到3队的大路口，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1974年，我离开了北大荒，我到3队和他告别，留给他我家的地址，对他说，如果以后到北京来，到家里找我。分手的时候，他又是到3队的大路口送我，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我们再也没有了音信。谁想到，竟然在今晚的聚会中见到了他。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告诉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能够再见到你，我一直在找你。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心动。我在问自己：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找他吗？真的，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惭愧。人生匆忙和烦扰中，让我遗忘了许多人和许多事，记忆如同一件漆皮脆薄的家具，经不起时间的磕碰，斑驳脱落的，却往往是我最应该珍惜的呀！
他又对我说：我把你这些年出的书，在哈尔滨能够买到的都买到了，我家里摆着你的书有一排。
这话让我感动，便越发的惭愧。
然后，他又告诉我：1982年秋天，他旅行结婚到了北京，怎么那么巧，到了北京的第一天，买了张《北京晚报》，因为他知道我写东西，是想看看报纸上面有没有我写东西，怎么那么的巧，那天的报纸上正好登载着我写的一篇散文《北大荒归来》。那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写了那篇感想。真是阴差阳错，不是早一天，也不是晚一天，就在他刚刚到北京的那一天，北大荒和我的名字一起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感到分外亲切，也觉得是他和我的缘分。按照我留给他的地址，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好不容易找到我原来家的地方，而我已经搬家。
我一直打听你，都过去了整整30年，今天才又见到你，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理由
他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我知道他不是善于言辞的人，他说的话是出自真心，并非是过年话，虽然，这样的话，我是受之有愧的。我不知道，有时一个人看似的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这样对我评价，我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在北大荒，那是一段我狼狈不堪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看得起我，但是，就是这样，在袁柏林毫不做作的言辞中，他的真诚，他的怀念，让我和他都彼此感动，让我感到那段日子并不都是轻飘飘的而有了些许的分量，让我感到被人惦记着的快乐，以及给予别人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快乐。其实，我也知道，虽然他总是默默地，却一直无言地给予我许多安慰和支持，我对他说，你的友谊我一直都没有忘。其实，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惭愧的，因为我毕竟并没有一直没有忘。
北大荒，再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却因有袁柏林这样善良而注重感情的人存在，也是值得回去一趟的啊！我再一次想起在火车上曾经想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重返北大荒？也许，袁柏林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最平实却也最结实的理由。历史的沉重，让往昔的天空布满一片阴霾，但是，真挚的情感，哪怕轻如一茎羽毛，却能够浮上天空，现出一点亮色，让那阴沉沉的空中透明一些。时间毁灭一切，回忆却将那已经消失的一切搭救出来。
那一晚的聚会，一直到夜色阑珊。走出餐馆，街道上的行人已经很少，深夜里寂静的哈尔滨，松花江边正在准备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晚风中，乐器调音和麦克调试的声音，正在从远处隐隐传来，嗡嗡的，像是蜜蜂的声音，那样的轻柔和动听。我的眼睛里一阵湿润起来。
我们乘坐的车子开走了，回头看，我看见袁柏林还在餐馆门口那里站着。车子开远了，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男人之间只需家常的粗茶淡饭
我是一定要找赵温的
很多人知道。没错，到了建三江，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赵温。
1982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在建三江，也是如现在一样，一切安排好，服务员把我引到宾馆的房间，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建三江的朋友就对我说：告诉你两个事，一个是赵温已经从大兴2队调到了建三江粮食加工厂来了；一个是你们原来2队的队长因为喝知青的血贪污受贿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工作组长得癌症死了。
这一次也是这样，简直是22年那一幕的重演。我刚进房间，也是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房门敲响了，进来一位建三江的老朋友，见到我寒暄没几句话，就告诉我：赵温不在家。他早好心在我到达建三江之前就替我找赵温去了。
我的心一沉，莫非他到外地去了？来人对我说：他儿子说他去看庄稼了，说完又补充道：他承包了几百亩麦子地，现在正是要麦收的时候，他儿子说他在麦子地边搭了一个窝棚，夜里就睡在那里，看庄稼呢。
我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外出，还在建三江，麦子地再远，也是能够找到他，能够见到他的。只是，我在心里悄悄地算了算，他早已经退休了，今年大概是70岁的人了，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住窝棚看庄稼，真是太辛苦。他有两个儿子，都干吗去了？
来人告诉我：他的儿子大了，结婚了，他原来在粮油加工厂的房子给了儿子住，他和老伴儿单独在加工厂旁的棚子里，四周种的都是菜。他是闲不着的人。
为了孩子，为了家，当父母的从来都是为儿孙当马牛。
来人又告诉我：我已经告诉他儿子了，说你来了，让他儿子去找他，他承包的那块地整得挺远，看他今晚上能不能赶回来。
想起上次到建三江，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他搬来不久的新家去看望他时相见甚欢的情景，还清晰得如在目前。一晃22年过去了，一切真是恍然如梦。
我和赵温的友情，要上溯到1968年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
想想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年轻的时候，大概谁都会是心高气盛吧。那时，我也是一样，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那一年，在北大荒，我21岁。全因为看到队里的3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于是，是我带头出场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3个人于危难之中。
那3个人中，一个是队上的司务长，说是他贪污了食堂里的粮票；一个是复员兵，被叫做二毛子，因为母亲是个老毛子（俄罗斯人），硬说他是苏修特务，到他家掘地3尺要挖出他里通外国的电台；一个便是赵温，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硬说是和队上赶大车的大老张的女儿乱搞。
战火中建立的友情
第一场戏，演出的是访贫问苦。我和几个一起去北大荒的9个同学，当时流行小演唱“八大员”，指的是炊事员饲养员之类，我们就被队里人戏称为“九大员”。（这“九大员”中，此次重返北大荒中来了我、老朱、李龙云、建国和秋子5个人）。我分别悄悄地跑到这3个“反革命”的家里，想像毛泽东当年搞《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一样，也去调查真实的情况，撑起革命的旗帜，施展革命的抱负。
那一年刚入冬，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我走进的第一家，是2队最北边的一间拉禾辫子盖的泥草房，是3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家中，我看见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而他自己则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不知道我来了哪一股子劲，当场脱下来临到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那件崭新的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他就是赵温。我们2队的木匠，干一手好的木匠活，唱得来一腔好嗓子京戏。
多少年过去了，他始终记住我的那件棉大衣。我始终记住我们之间的友情。
第二场戏，演出的是激扬文字。和同学一起连夜赶写了3张大字报（我写了前两张，建国写了第三张），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二天一清早，墨汁未干，把大字报贴在队里的食堂的墙上，胸有朝阳般等待着人们特别是将这3个人打成“反革命”的队部的头头前来看我们的杰作。
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全队人被我们的3张大字报磁铁吸石一般招呼到食堂里，我们和坚持要把那3个人继续打成反革命的对立派进行唇枪舌战的激烈辩论，吐沫与手势齐飞，语录和标语共舞。在连续几个夜晚的辩论会上，我和李龙云是主角，特别是李龙云，他的口才与雄辩，他的慷慨与激情，连发炮弹一样，真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成为了舌战群儒的孔明似的，不时的让对手哑口无言，赢来我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赵温始终坐在我们的身边，而我的心始终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们之间的友情，在这样的战斗中一次次地被淬火，被洗礼。
只是队上的头头没有出场参与辩论，但每晚都来，躲在角落里，不住燃烧的香烟烟头和目光一起闪烁，一言不发。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
我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出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一大清早，便召集全队人马在食堂里开会，因为在场院上值夜班脱了一宿的谷子，我当时却正猫在赵温家想睡个安稳的觉，哪里会想到大祸就要临头。工作队长指名要找到我必须参加大会，别人却哪里也找不到我，问谁谁也不说我在哪里，队上的头头亲自出马了，他料事如神一般，推开赵温家的房门，一脸我以为是有些谄媚的笑，其实是得意的笑里暗藏杀机。我被叫到了食堂，黑压压的人群簇拥着台上新来的工作组的组长，军大衣不穿而是披在身上，《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一样，几分潇洒倜傥。当他看见队上的头头向他挥了挥手，知道我已经来了，开始极其严厉地说起了一长段火药味儿很浓的话，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有这样一句话至今清晰在耳，那就是他声音高亢地说：“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事了！”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我这一边，目光像是聚光灯似的落在我身上。
紧接着，工作组的组长找我们“九大员”分别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的，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的党委书记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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