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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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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的一天，本村的同族大叔张立品去看望在顶山当游击队队员的儿子张行才，去时头包人字纹白布帽子。红军发现他打扮异常，误认为他是白军的侦探，即被关押起来，准备将其处死。张行品闻讯后，火速赶到顶山场，向红军说明了情况，出具保证，保出了张立品，使张立品幸免于难。
同月，本村陈袁氏身穿一身较好的花衣裳，到六合场赶集，红军看到后，误认为她是出逃的土豪劣绅的太太，被当场抓获，准备押送到立山场处死。张行品闻讯后，又及时赶至乡苏维埃，向红军证明陈袁氏是穷人，又一次避免了一起误杀事件。陈袁氏安全回家后，见人便说：“张行品大哥真是个好人哪，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张行品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不迁就，也不过火，对有些富人，也讲政策，不胡乱来。富人不该没收的财物，决不违犯政策乱没收。而没收的钱物，除一律上交外，凡是经上级允许返还贫苦人的，他首先照顾本村的赤贫。因此，张行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让张行品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主政村土地内务委员，不徇私情，秉公办事时，却祸起萧墙，因不规之徒的陷害，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灾。
在张行品村任苏维埃主席的人叫胡南台，有吸大烟之癖，向兼管内务的张行品多次提出，要从没收的大烟中留一些给他吸，被张行品严词拒绝。因此，心术不正的胡南台，对秉公办事的张行品怀恨在心，寻找报复的机会。
1934年秋，胡南台调任乡苏维埃主席以后，他认为有了报复张行品的条件和机会。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到处散播说张行品包庇富人张炳均、范有万。胡南台的这些“莫须有”的话，虽纯属无中生有，但在当时穷苦人对地主老财极其痛恨的社会氛围里，这种言论对被攻击者是极具杀伤力的。这年冬天，胡南台趁到县上开会的时机，竟然向县苏维埃政府诬告张行品“走地主路线”、“包庇富人”。恰逢当时苏区执行张国焘极“左”的肃反路线，大打所谓的“AB团”、“改组派”，胡南台告发张行品的这两条黑状，也正迎合了某些苏维埃干部为了“出成绩”而处心积虑捕获目标的需要。于是，县里以通知张行品去顶山开会为名，在他徒步去顶山县城的途中将他秘密处死。
一个全心全意为穷人服务，全心全意为苏维埃办事的优秀村干部张行品，就这样被处死了，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错误，就连当时朱德总司令员的大哥朱代历，也在这次“肃反”中，未能幸免于难。
朱代历，字云阶，生于1878年10月。1895年1月25日，财主强行撤佃，父辈分家，另佃耕种。1933年红军解放仪陇时，朱代历在弟弟朱德的影响下，积极支援红军，参加革命活动，村苏维埃成立时，被选为苏维埃主席。不久，长胜县马鞍区六乡苏维埃的十多名游击队队员，来到河泥坝村的财主家“打粮”。村民们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朱代历，村民们对六乡游击队队员任意到本村来“打粮”的做法，表示不满。朱代历当即召集本村游击队队员开会商议。会上他说：“到我们村‘打粮’的游击队队员是长胜县马鞍区六乡的，我们村是仪陇县管辖的，他们越界来我们村‘打粮’，县、区都没有通知，他们也没有介绍信，凭什么到我们村来‘打粮’呢？”于是，便赶走了马鞍区六乡的游击队队员。三天后，有两个红军战士带领三名六乡的游击队队员，以“包庇富人”为罪名，将朱代历押送到来仪乡三堆石杀害，时年五十五岁。
这可能是对那种氛围最好的说明了。
张思德的生父张行品，就是在朱代历被错杀后不久蒙难的。张行品蒙冤罹难，不明不白地被处死，不用说远征他乡的张思德无从知晓，就连张思德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一沉冤，直到43年后的1987年11月10日，才由仪陇县人民政府正式发文，宣布给张行品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在仪陇县同时被宣布平反昭雪的，还包括朱代历在内的一大批肃反被错杀的干部群众。
相对和平环境中的警卫工作
中央警备团成立后，刚开始的时候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指挥，1943年春又归中央社会部指挥。时任调借处副主任、后来成为专门警卫毛泽东主席的张耀祠任第二营教导员。中央警备团成立后，即担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全部警卫任务。根据延安当地的地形、社会情况和中央机关、首长住地的分散情况，中央警备团经常分布在杨家岭、王家坪、安塞等地，以四个连的兵力担负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各部、委、会、军委总参、总政和各部、局等机关与毛主席及中央各首长、国际友人等住地的警卫任务。一个机枪连分布在中央住地周围的山头上，执行对空监视和对空射击任务，由骑兵连担负临时路线、护送和经常的巡逻纠察任务。但在中央警卫团战争年代的历史上，这个时期是。
为什么说中央警卫备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为相对和平环境中的警卫，《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警卫师军战史》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答案：
一、当时部队处于抗日后方的相对和平的农村环境，周围群众多是经过土地革命和我党长期教育的翻身农民，政治情况比较单纯，群众对我党有较清楚的认识和较明确的信念。
二、中央警备团成员都是经过长期锻炼和考验的老战士，具有一定的农村警卫工作经验，并有中央社会部的坚强领导，这是完成任务的基本有利条件。
虽然当时中央警备团处于抗日后方相对和平的农村环境，周围群众多是经过土地革命和我党长期教育的翻身农民，政治情况比较单纯，群众对我党有较清楚的认识和较明确的信念。但另一方面，中央警备团又处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与严重威胁下，国外的民族敌人和国内的阶级敌人，时刻都企图进入和破坏解放区，经常派遣汉奸、特务打入边区，勾结当地地主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收买、利用往返于延安至西安等地之间的商人，进行收集情况、刺杀、放毒、散布谣言等反革命活动。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中央警备团虽然在艰苦的情况下完成了警卫任务，但由于部队成员来自各方，有的是从各边区警卫部队和前方选调来的，也有从延安抗大、党校、工校选调来的，在作风、习惯、政治思想水平等方面很不一致，加之当时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警卫、生产任务又十分繁重，而教育时间却很少，所以在干部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和少数人不安心于后方警卫部队工作的情况，战士们中存在着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无组织无纪律、动摇逃跑等不良倾向。部队刚整编时，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和不团结的现象，在官兵之间、军政之间、上下级之间、新老兵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甚至部队与政府、群众之间的关系都有不够融洽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警备团内部做到了绝对纯洁，对执行主要首长、机关警卫的部队都进行了详细审查和挑选。同时为了彻底解决部队中存在的问题，保证顺利地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和艰巨的生产任务，中央警备团根据毛主席关于整顿作风的号召和中央社会部的指示，对部队进行了组织纪律作风整顿。
当时中央领导人经常来往的路线主要有杨家岭、王家坪、边府礼堂、八路军大礼堂、党校礼堂，枣园至王家坪、边府礼堂、八路军大礼堂、党校礼堂，王家坪至八路军大礼堂，以及杨家岭至中央医院、杨家湾等地，全长约有130余公里。当时因为交通工具缺乏，首长外出多是骑马，经常行走的道路多崎岖不平，道路两侧起伏地较多，反革命分子容易隐匿暗杀和埋置爆炸物品，但首长外出突然，时间不定，行动迅速，易于保密，路上行人车辆较少，这是对警卫工作的有利条件。中央警备团的领导根据这个具体情况，在路线警卫方面，采取了只用少数骑兵在首长经常通行的路线和附近，以纠察的方式进行巡逻、搜索，防止坏分子埋藏爆炸物品。
毛泽东与警卫战士同甘共苦
在延安的时候，由于条件异常艰苦，一切日常生活用品，均要靠自己动手解决。一天，做饭用的柴又要烧完了，四个警卫员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久长、贺清华到山上去打柴。
李久长和贺清华爬上山，发现树林里有很多野杏树。树上都结满了黄澄澄的杏子。他们看到这么多的杏，心里特别高兴，爬到每棵杏树上，都摘下几个品尝，看哪棵树上的杏好吃，最后选中两棵树上的杏子。这两棵树上的杏，个儿大，颜色好，吃起来甜。他们就摘了，准备带回去给毛泽东主席吃。
太阳落山的时候，李久长和贺清华背着柴，提着杏，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战士们看见拿回来这么多的杏子，都高兴得欢跳起来，忙接过杏提回窑洞，马上打来清凉的井水，把杏洗了几遍，盛在盆里，给毛主席送去。毛泽东看着又大又黄的杏，问道：“哪来这么多的杏呀？”白海山说：“是李久长和贺清华到山上打柴时，摘回来的。”毛泽东说：“你去把他俩叫来。”李久长和贺清华笑盈盈地走进来，说：“主席，你叫我们？”毛泽东问道：“这些杏是摘老乡的么？”贺清华说：“不是老乡家的杏，是山里的野杏。山林里有很多很多，都没有人去摘。”毛泽东说：“哦，是野杏。”李久长高兴地说：“我们摘回来两筐子！”毛泽东拿起一颗杏，说：“杏这东西是热性的，吃多了肚子发烧，有时还要拉肚子，应该把它做成杏浆或者蜜饯吃。”贺清华问道：“主席，杏浆和蜜饯怎么做呢？”毛泽东说：“贺子珍会做，让她教给你们。做好后，等周副主席回来吃，他喜欢吃这些东西。”
一说起周恩来副主席，毛泽东主席就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脸上呈现出高兴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对周副主席是非常想念的。从瓦窑堡撤离以后，到现在已经一个月没有见面了。这一个多月里，周副主席一直在安塞县的东线指挥着红军抗击入侵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敌人。周副主席再守两天就回来了，几个警卫员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对周副主席同样是十分尊敬和想念。后来，周副主席终于回来了，大家用采来的野杏和摸来的河鱼做了七八个菜，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边交谈，边吃饭，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毛泽东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作为领导人，从不提什么个人生活待遇，无论在什么环境里，总是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有一年，部队来到四川北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决定野外宿营。这里的气候炎热，土地潮湿，树木葱茏，杂草丛生，地面上积着多年腐烂的树叶，潜藏着蛇、蝎等多种伤人的爬虫，露宿很容易遇到毒虫伤害。可怎么办呢？不知是谁想出了在树林里露宿拴“吊床”。这“吊床”真像是“摇篮”，睡起来既安全又凉快。毛泽东看到大家这个办法好，就和大家一起拴起“吊床”，一边拴，一边和大家开玩笑说：“今天晚上大家都要睡‘天床’嘞！小心不要从天上掉下来，把屁股摔两半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主席放心，我们有‘老天爷’保佑，不会摔着。”夜黑，大家都在树林里，睡在“吊床”上，面对满天星斗，伸直疲乏的身躯很快就进入梦乡，可毛主席却一个一个地为大家检查“吊床”，看到大家在“吊床”上都睡好了，自己才休息。
那时候，部队不仅吃不好，睡不好，战士们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毛泽东也一样。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号召解放区军民认真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男女老少齐动手，开荒生产，纺纱织布。毛泽东在百忙中也抽空纺线，对战士们鼓舞很大。当时因为布匹缺乏，部队的军装褴褛不堪。有些新补充的战士，只能穿打土豪缴来的便衣。有的用花布做的衣服，染得黑不黑，灰不灰，也穿上了。毛主席只有两套衣服，裤子的膝盖上打满了补丁，早已成了管理人员的“心病”。
生产自救运动，不但使粮食达到自给有余，也解决了部队穿衣的大难题。战士们纺了一锭锭纱线，送到边区织布厂，织成土布，成批做成衣服，发给部队穿。这种衣服，又粗又厚，染得不匀，十分粗糙，战士们都叫它“更生衣”。一次，战士刘云从供给部领回一批“更生衣”，机关干部、战士每人发了一件。刘云考虑这种衣服布太粗，就没有发给毛泽东，想从敌占区搞毛呢给首长单独做。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亲自找到刘云，问为什么不发给他，刘云说：“这粗布衣服怕您穿着不合适。”毛泽东说：“大家能穿我也能穿。这‘更生衣’也有我的一份汗水，穿着自己纺的纱，织的布，那才好哩！”刘云只好给毛泽东送去一套，毛泽东当时就高兴地穿上了。
张思德来到毛主席身旁
1943年4月的一天早晨。张思德洗漱整理完毕，按平常的习惯，打好绑腿，第一个来到操场，趁着连队出操集合前的几分钟，跑起步来。
这天的天气特别好，张思德的心情也特别好。昨天，团里召开评模创优的表彰大会，会上他被评为“即知即行的模范”。他心里明白，即知即行，就是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他感到，党组织给了自己荣誉，就是给了动力，给了压力，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配称“即知即行的模范”这个光荣称号。
出操完了后，张思德正向班里走去时，营长王景把他叫住了：“张思德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思德还以为营长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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