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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架的凤凰-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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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主徽音美，前朝典命光。
鸿文垂远近，哀诛著兴亡。
对长平公主的早逝表示出沉痛的哀挽。在此我们假设如果长平公主生在太平年间，长平公主也许会像明朝绝大多数的公主一样，会在锦衣玉食中度过一生。也会像大多数的平凡人生一样，默默无闻的消失在天地之间，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过客。而国难成全了长平公主，使得人们一洒同情之泪，从而也使她在青史和野史的册页里把自己的名字镶上了金边。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或许是最后的命运在国破家亡中给予她的一点温情吧！但时运不济，生于末世，长平公主也摆脱不了这严重的宿命，与其说是她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的悲剧。
《明史》列传第九是这样记载长平公主的生平行状的：“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越五日，长平公主复苏。大清顺治二年上书言：‘九死臣妾， 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诏不许，命显复尚故主，土田邸第金钱车马锡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赐葬广宁门外。”
独臂女尼
长平公主身世凄凉，命运不堪。因此，人们用各种方法表达着对于长平公主的同情。长平公主因而成了民间传说中的武功超凡的了，而民间传闻往往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希冀。因为国破家亡，她被父亲砍去手臂后，流落民间。长平公主怀着复国的深仇大恨，遍访名山，拜师学艺，终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誓言要为父母报仇雪恨，江湖人称独臂神尼九难。
民间还传说，独臂神尼九难收了八个天下无敌的徒弟：了因、黄仁父、李源、周浔、白泰官、路民瞻、甘凤池、吕四娘。长平公主这八个徒弟，个个身怀绝技，武功不凡，威震天下，人称“清初八大侠”。而吕四娘最为人们熟知，她在后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她的师傅；殊不知她师傅就是长平公主。吕四娘是长平公主即独臂神尼的关门弟子，尽得师父真传，她后来潜入深宫，刺杀了雍正皇帝，最为民间乐道。长平公主虽然没有直接报家国之仇；但吕四娘刺杀了雍正皇帝，也算间接的为师父报仇了。而后世的文学创作，对这一传说兴趣盎然，演绎不断。
如古本戏剧集《倚睛楼七种曲》就有《帝女花》剧目，说的是天上有一对金童玉女，私相爱慕，欲结连理，于是相约一同下凡人间。于乱世风云中，寻寻觅觅，至死不渝。玉女后来幻形为长平公主，金童则投生为状元郎周显（居中用名为周世显，下同）。未成婚而明朝亡国，崇祯剑刃帝女。公主未死，投身庵堂避难，巧遇郎君周世显来庵堂祈愿。两人乱离中相逢，都感慨两世为人，便重续前缘。但尘世已凄凉，家国已化尘烟，在人世上，两人已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因此，最后为了爱，双双殉情而死，到天国继续金童玉女的生活。
现代粤剧中也有一部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帝女花》，是在古本《帝女花》剧目的基础上演绎而成的，故事大同小异，讲的也是长平公主的故事。说她在明亡后，心灰意冷，出家为尼，后来又被清廷找到，要她与驸马完婚。长平公主便向清廷提出要求，安葬父母，以及将弟弟们释放出狱，清廷出于统战的目的，满足了她提出的条件，她便答应了清廷的安排。但在洞房花烛之夜，长平公主和驸马周世显有感于家国之痛，发誓不食周粟，双双服下了毒药，以死殉国。两剧目结局都很悲壮，只不过前者是浪漫主义，后者是现实主义。
而现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所著小说《碧血剑》，也将长平公主的形象演绎成一位侠女模样。长平公主相貌极美，气质高贵，一身村姑装扮，飘摇若仙，行走江湖。在这本小说里，更多关注的是她的乱世情缘。而金庸的另一部小说《鹿鼎记》，则关注的重点是她的正义的化身这一方面，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长平公主白衣侠女，纤尘不染的独臂神尼形象，她神功盖世，除暴安良，颇有仙迹。令后人羡慕、敬仰不已。
长平公主身世凄凉悲惨，令人哀怜同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人们仍然会以极大的热情演绎长平公主的事迹，因为长平公主的侠女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随着影视剧的快速传播，相信长平公主将会被越传越神，必将成为人们寄予美好理想的化身。这正是：
可怜如花似玉女，生于末世帝王家。
国破家亡烽烟起，飘零沦落梦天涯。
乱世王妃：童妃的投亲悲剧
公元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享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土崩瓦解。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又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清朝定鼎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但明朝在南京的统治格局还依然存在，他们很快拥立福王朱由崧即位，年号“弘光”，建立了最早的“南明”小朝廷，成为全国抗清的政治中心。南明政权之所以能很快定都南京，是因为这里仍然保留着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无须另起炉灶。这就要追溯到明初的一段特殊历史了：朱元璋开国时定都南京，燕王朱棣夺取政权后，迁都北京，把南京作为留都，仍然保留“六部”、“国子监”等统治机构，事实上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治中心。这样，北京政权灭亡后，南京便自然肩负起了延续明朝国祚的重任。可惜所立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是个酒色之徒，整日追欢逐乐，得过且过，毫无家国之危，军国大事，悉遵马士英的佞心。还常自得地说：“天下事，有老马在。”自己则沉醉于一帮奸臣和宦官的拍马溜须的奉承之中，怎么荒唐怎么来。南明政治先天不足，又君昏臣佞，各逐其利。清廷兵锋正盛，南明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讧自是不断，却不知危殆，又闹起了一桩桩宫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大臣们借机倾轧，互相抠鼻子挖眼睛，加速了弘光小朝廷的灭亡。其中最小的乱世王妃“童妃案”，竟使得明末赫赫有名的东林党和复社彻底归于失败，而抗清士人从此志消。
皇族飘零
在说童妃之前，我们得先说一说福王。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虽为藩王，其实他的身世还是相当显贵的，他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万历皇帝朱翊钧非常喜欢他的父亲朱常洵，几次都想立他为帝，都因为东林党人的反对而作罢，最后只得出藩为王。1641年，洛阳被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大难临头，父子、夫妇也不能相顾了，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朱由崧和他的母亲邹氏以及其他宫眷，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墙而逃，虽然星散到各地，但总算都能得以保全了性命。老福王朱常洵被杀后，朱由崧袭封了福王的虚衔。可起义军纵横中原，朱由崧不敢到洛阳封邑就食，只得流落他乡，岌岌如丧家之犬，成了破落王孙。据明人《罪罹录》记载：“世子（指朱由崧）以宫眷，裸奔怀庆（今河南省焦作市）。及怀庆陷，与母邹太妃及继妃李氏出奔；半道失，单身依潞王卫辉”。可见其逃命时的狼狈境况，与乞丐无异。当时的皇室藩王是农民起义军重点打击的对象，他们在战乱中都争先恐后地各自逃命。潞王也只得放弃卫辉，向南窜奔。朱由崧跟着潞王到了河南尉氏，住在一个馆舍里。虽然是在逃命，但朱由崧风流王孙的性情依旧。在尉氏，朱由崧遇到了原开封周王朱恭 王府里的一位童姓宫女，当时尉氏县挤满了很多逃难的人们，童氏举目无亲，得知福王就在尉氏县，思虑好歹都是皇族，总能获些照应，就决定投奔福王，或许是绝望中的一线希望吧！童氏拜见了福王，向他述说了周王府蒙难细节和自己的身世经历，咸唏嘘不已。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作为天涯沦落之人，福王感动于童氏的忠心，也被她的美貌所打动。就在简陋的馆舍里，册封童氏为王妃，人们便称她为童妃。
童妃陪伴着福王，也算凄苦中捡拾的一丝温热的炭火，使福王度过了最难堪的一段岁月。日子虽然清苦困顿，前路渺渺，又缺衣少食，但他们相亲相爱，贫寒中也有快乐。童妃是美女加才女，吟得诗文，度得小曲，在福王绝望的时候，童妃都想着法子逗福王开心。福王多次感激地对童妃说：等将来形势好转了，一定举行告庙仪式，隆重的、正式的册封童妃。
福王在尉氏羁留了40天，几乎都忘了战火中的家国，陶醉在爱情的醇醪之中。只是后来风声渐紧，北兵逼近。他们才不敢久留，又开始向较为安定的南方逃难去了。
一路颠沛流离，受尽了苦寒，两个月后，他们来到了远离战乱的许州。在这里，他们很幸运地遇见了福王的母亲邹太妃，一家人他乡相遇，悲喜交集，也算乱中的一点慰藉。童妃这才享受到了王妃的待遇，分配到了几个女婢伺候她，饮食也好起来了，也有了上下尊卑之礼，稍稍恢复了点皇家的气象。在许州住了八个月，童妃生了个儿子，福王兴奋异常，说是皇室的血脉，看来天不绝嗣。可上天残忍的地方，就是往往在温情面纱的遮掩下，把最大的悲剧撕裂给人看。还没等福王收拢起漫溢的笑意，刚满月的孩子就染病死了。这还不算，更大的不幸又接踵而至。不久，从北边又传来了京城失陷、皇帝自尽的消息。举国扰攘，武人用事，他们又被乱兵趁火打劫。岁月就在这种不尽的悲哀和叹息中，不管不顾的任意流逝，他们不得不又开始了逃亡的动荡生活。但悲剧还在前面等待着他们，一家人在逃亡的路上，又被农民起义军截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邹太妃、童妃和福王在慌乱中被冲散了。从此劳燕分飞，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关于这段逃难的生活，《罪罹录》是这样记载的：“遇周王故宫人童氏，呼共逆旅，客尉氏者四十日。童氏有娠，誓富贵毋忘。已而胎不举，与奔许州；得遇母太妃而李氏竟失。寻被劫，世子弃许复南奔；太妃、童氏再失”。也够凄凉的了，一点王府家眷的尊贵也没有。童妃和太妃就各自寄人篱下地过着乞怜的日子，完全沦为一个乞丐。
南明朝廷
“甲申三月，帝殉社稷”，这对大江南北的明朝诸臣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但与此同时，南京留都的政治地位一下子就凸现出来了。摆在留守诸臣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选立新君以作号召。在飘零的皇族中，也只有福王、桂王、惠王三个藩王的血统最近，而其中又以福王最具优势，在三个藩王中年龄最长，并已到了淮安（南京附近），而其他的两个藩王还远在广西，自然是楼台近水者先得月了。但大臣们各怀心事，一时议立不决。
这朱由崧虽然占有天时、地利，但他的人望太差，不能服众。据当时人所写的《南渡录》记载：“时王（朱由崧）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朱由崧害怕自己不被拥立，一方面写信给马士英的部将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请求协助，另一方面，把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藩王玉玺、金印、文书文件等，统统带给马士英，传达了自己已到南京的信息。
当时南京的实权人物，一个是凤阳总督马士英，一个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马士英收到朱由崧的藩王玉玺后，野心骤然膨胀，认为是“定策拥立”的绝佳机会。便送书信给史可法和兵部侍郎吕大器，“言伦序亲贤，无如福王”，名为征求意见，实则是请尊朱由崧监理国事。但江南士绅，尤其是朝中的东林党人，以福王昏庸为名，坚决反对。他们属意的人选是潞王朱常 ，因为“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
这里又不得不提起一段历史的隐情：原来朱由菘的父亲福王朱常洵，因为万历皇帝宠爱其母郑贵妃，所以也就把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恩宠逾于诸皇子。万历皇帝甚至几次起了废长立幼之念。但每次都遭到了大臣们（主要是东林党人）的激烈反对，虽然东林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最后迫使万历皇帝不得不于公元1600年，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朱常洵最终出封洛阳为福王，成为万历时期“国本之争”的失败者，所以东林党人早已和福藩结下了不解之冤。为防止福王登位后的报复，以钱谦益为领袖的东林党人，便以立贤为名力主潞王承继大统。潞王虽有贤名，但血统偏远，自然缺乏继立的理由。双方意见都汇集到当时握有重兵的史可法那里，但史可法对福王不满，对潞王也有顾虑。“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意，面折大器”。成功地拉拢住了吕大器，这样砝码就向福王一方倾斜。
在此情况下，马士英为了抢得定策元勋的头功，首先向朱由崧表白心迹，不等史可法的信来，便先斩后奏，决定武力拥立，造成了既成事实。“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成为从龙文臣的第一人。消息传到南京，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史可法此时还蒙在鼓里，他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还在诉说朱由崧有“七不可立”的理由。没想到此信却成为落在别人手中的把柄，这也是后来史可法在朝廷遭到排挤的重要原因。随即，马士英便带领江北大军杀气腾腾的护送朱由崧来到南京浦口。史可法和东林党人见大势已定，虽满腔愤懑，但为了避免朝廷分裂，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痛苦的现实。
朱由崧借助三镇的军事实力得以跃登九五，但也留下了后遗症。就是江北诸镇军阀常以“天子恩人”，“从龙元勋”自居，变得飞扬跋扈，不可节制。从此开了南明军阀勋镇势力尾大不掉的滥觞。
1644年4月，福王开始正式监国。5月15日，正式由监国登基，即帝位，改1645年为弘光元年。成为“南明三朝”（弘光、隆武、永历）中最早建立的王朝。圆了老福王追求一生都没有实现的帝王之梦，虽然只是破碎的山河，但承绪的毕竟是曾经辉煌的大明帝国的宝座。
但他和他的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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