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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岛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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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永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这个条约还规定日本拥有对辽东半岛、库页岛南部，以及俄国所修的从旅顺到沈阳的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但是，当日本尚未从俄国那里获得他们的战利品时，人们的愤怒情绪高涨，成群结队地涌上东京街头叫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站在协约国一边，利用欧洲大陆一片混乱的机会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以及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等殖民地。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承认了日本新获取的特权和领地。但是当胜利的协约国拒绝将日本提出的一项关于禁止种族歧视的修正案纳入《国联盟约》时，日本人被激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次拒绝就是西洋人对于所谓“黄祸”的非理智恐惧的又一个例证。
日本人的傲气在1922年的华盛顿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中遭到了挫折。在这次会议中，确定了5∶5∶3的战舰吨位比例，日本排在了美国和英国之后。但是日本掌握了西太平洋的支配权，而且英美同意不在这一地区增加新的力量。
1931年，日本军队在满洲挑起了事变，并且彻底击败了中国国民党军队，并快速推进。当国联的报告指责日本进行侵略时，日本愤而退出了国联，决心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谴责和以前的条约义务，在远东一意孤行。
对于日本的这种反应，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渐渐地感到不满。由于认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美国在1939年废止了与日本的贸易条约，接着减少对日本的石油和废钢铁的出口量。但是日本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反而变本加厉地在1941年占领了全部的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回应，美国联合英国和荷兰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这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燃料贫乏的岛国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作为取消禁运的条件，西方国家要求日本从中国和东南亚撤出。
是向西方的威胁屈服，还是大胆地挣扎到底以保护生死攸关的自然资源？面对这一重大抉择，日本选择了征服。它接连袭击了珍珠港、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入了它的人力、财力和全国的能源，以及它的“大和魂”。一位战时的领导人说道：“只要还有忠诚和爱国的伟大精神，我们在与美英的战斗中就无所畏惧。”
说这番话的人正是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他的胸中，燃烧着日本精神的熊熊火焰。
· 战争中的日本
身着长袍的神道教神职人员站在大阪一座树木丛生的山顶上观看日出。这是神道仪式的结束。这一传统仪式包括演练、祈祷、沐浴和升旗等环节，政府鼓励人们参加，并以此作为培养“大和魂”（即“日本精神”）的一种途径。
最高贵的死法
许多日本人都把切腹自杀浪漫化，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自杀方式，就是用一柄短剑剖开人的腹腔。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从12世纪开始，它就成为了一个上层的武士用以洗刷自己耻辱的惟一方式。切腹自杀之所以在现代的日本仍被沿用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曲著名的18世纪的戏剧———忠臣藏，这出戏向成千上万的普通日本人宣扬了自杀的光荣和伟大。
这出戏大体上改编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名叫“判官”的藩主因为在神社中舞弄刀剑（为了警告一个对他妻子图谋不轨的人）而触犯禁律，被迫切腹自杀。这场切腹的情景发生时，舞台上挤满了家臣和傲慢的官员们，扮演判官的演员跪下来，进行一番最后陈词，然后勇敢地结束了生命。
这个场面是如此感人，判官的自杀又是如此勇敢和高贵，以至于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深深地相信切腹自杀是最高贵的死亡方式。
判官（由尾上梅幸扮演）准备用一柄以布包裹的剑切腹自杀。
东京的小学生们挎着玩具步枪向学校的“御影真”鞠躬。“御影真”就是专门用来放置天皇和皇后画像以及《教育敕语》的屋子。这一仪式的目的是灌输对天皇的服从。
在袭击珍珠港的头些天，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国主义，一个东京妇女组织的成员们跟在陆军军官们的身后列队前进。她们的制服由白色罩衫和扎头带组成，这是日本妇女在做家务时的通常装束。
在1941年日本奇袭珍珠港后一个半小时，日本帝国空军司令向媒体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宣言（上图）。很快，震惊的日本人民纷纷驻足街头，聆听从广播中传出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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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1年，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平秀夫大佐（上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声明。片刻之后，震惊的东京市民（下图）在大街上驻足收听广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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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之爱就像火焰
一般燃烧”
“每一个家庭现在都是一处战场，”1941年12月10日，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东京的一家报纸这样宣称，“邻里之爱就像火焰一般熊熊燃烧。”社论热烈地颂扬日本的“邻组”超越了阶层和家庭的界限，将整个国家都团结到国内防御中来。
1943年整整一年，直到1944年，日本100多万个邻组（每组由10到12个家庭组成），准备好迎接美国轰炸机的一波又一波攻击，尽管此前惟一的一次空袭就是詹姆斯·H。杜里特尔中校在1942年4月对东京发起的那次小小的攻击。邻组成员们学习如何确认敌人的飞机，在毒气攻击中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处理燃烧弹。邻组的负责人组织灯火管制巡逻，检查各家的防火情况，并且监督战壕和家庭防空掩体的挖掘。他们协助夷平成排的房屋以形成防火道，并且确保每家都在背包里装好大米和药品以预防紧急状况。
邻组负责人还要不断地召集人们进行演习。演习经常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开始，更常见的是在夜间进行。按命令，每家至少要有一个人参见演习，由于大多数的男人都在前线，所以这个参加者通常都是妇女。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认为演习是容易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合情合理。有一位妇女记得因为弄洒了水而被从救火队中赶出来。“那个领头的男人说：‘你不够强壮，回家再找一个人来吧。’”另一位妇女对于无休止的反复动作感到厌恶，她说道：“对我来说，拎着一桶一桶的水跑上山坡是一种愚蠢无聊的作战方法。”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日本平民来说，防空演习增强了集体的纪律性，也加强了全国的团结。演习也造成了一种盲目的信心，这在一首邻组歌曲的歌词中有充分的反映：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空袭？
广阔天空的防线坚如钢铁。
无论老少都要挺立起来，
我们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荣誉。
来吧，敌人的飞机。来吧，敌人的飞机。
1944年，手提灯笼的邻组巡逻队在执行任务。邻里防空警戒员中的许多人都是些被认为老得不能打仗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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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轰炸做好准备 ·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身着防毒面具的僧侣与市民一起参加防空演习。
· 战争中的日本
为轰炸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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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1年，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平秀夫大佐（上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声明。片刻之后，震惊的东京市民（下图）在大街上驻足收听广播新闻。
在一次防空演习中，飞机观察员大竹恒子向天空中搜索美国的轰炸机。她身上披的带子上写着她家乡的名字———东京附近的川崎。
一位军官在向一个邻组的妇女们示范如何正确佩带防毒面具。他还用示意图向她们解释呼吸装置如何工作。
全国爱国妇女协会的成员们在一次防空演习中在室外制作寿司（即饭团）。这种社区的野外烹调是为了让城市居民预备好有一天敌人的轰炸机可能将他们赶出家园。
在一次消防演习中，身着农妇式裤子的邻组成员们在用空桶扑灭想像中的大火。妇女们戴着单薄的布料风帽，假定这样可以使她们免受火苗的伤害。
在东京市政府地区，一次模拟燃烧弹和毒气弹的空袭演习中，担架员抬着假扮的受伤者跑过一栋被火焰吞噬的房屋模型。
在一次战前国防演习中，东京的市民们用布捂着鼻子跑过一个烟幕弹。
一个身着军服的邻组负责人在指挥他的组员扑灭模拟炸弹的信号弹。
身着汗衫的学生们在挖掘防空壕。他们的平头象征着与士兵们团结一心。
战争后期，小学生们在东京的一个地下防空工事中上日常的阅读课。
一群东京市民在观看头戴风帽的消防队员们拆毁一座房子。一共有2万人因为设立防火道而被拆掉了房子，并被重新安置。
挖掘壕沟和后院掩体
尽管政府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东京的防空掩体系统还是极端不足。1944年动员男学生们挖出来的防空壕，里面没有一个座位，而且通常连顶都没有。隧道一直挖到了城市的山边，但是它们离住宅区太远，在警报拉响和空袭开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根本来不及跑到那里。尽管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后院的掩体，典型的掩体就是一个散兵坑似的洞，里面灌满了地下水或是雨水。一位妇女写道：“所谓的掩体，经常就是一个深洞，毫无遮蔽，潮湿不堪。”
西式办公楼中的地下室在轰炸时可以当做现成的掩体，但是这些大楼大部分集中在东京的闹市区。因此，如果空袭在工作人员晚上回家之后发生，它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即使空袭在上班时间发生，整个城市截至1945年春天也仅有18座水泥掩体，总共的容量不到5000人。
当日本人猛然醒悟到美国的大规模轰炸已经成为事实时，已经太晚了。
东京的一家银行（左）和百货商店（右）在一次伪装演习中用大块的布和床单来遮掩墙体。
一位手持旗帜的国内防卫人员在楼顶观看烟幕弹的浓烟遮蔽东京商业区的工厂和办公楼的情景。
伪装战术
在与美国的战争爆发之前的许多年中，日本人就曾经在他们的国内防御演习中使用伪装。但是由于日本的领导人们深信几乎不会有什么敌人的轰炸机能达到日本本土，导致日本人在战争中忽视了这些欺骗性的宣传。虽然像国会大厦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物都罩上了伪装网，但东京90％的办公楼在战争中都没有任何伪装。
从根本上说，伪装与否并没有什么关系。伪装虽然可能使人感到安心，但当美国战机不加区分乱炸一气时，伪装实际上几乎没有对城市起到任何保护作用。占地200平方英里的东京是不太可能被飞机错过的。
第二章 东条英机和战争工具
阴影背后的掌权派
由于每天早上都要习惯性地骑马外出，巡视东京市民的战时工作，东条英机很快就得到了一个“马背首相”的雅号。在一次巡视中，东条英机发现偌大的东京水产市场的货架上居然空空如也，这使他相当沮丧，他向人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汽油短缺，从码头向市场运送水产品的能力大大缩小。
“汽油？汽油！”这位日本首相大吼着，“用不着汽油！你们早点起床不就可以了！”
对于头脑十分单纯的士兵来说，采取过分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实际上只有战时日本的独裁者。就单纯的个人权力而言，东条英机和阿道夫·希特勒以及本尼托·墨索里尼并不在一个等级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幽灵集团的领导性代表人物。这个集团由高级陆军军官组成，控制着日本政府。然而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无论是身着军装的、在工厂里工作的，还是在稻田里种地的），东条英机就是政府的象征以及日本道德的化身。他坚强、勇敢、忠诚、富有献身精神，工作勤奋、坦率、慷慨，而且热爱孩子。
但是反过来，对于同盟国来说，东条英机则是恶魔的化身。西方的媒体和盟军的宣传部门说他是“邪恶的、危险的、残酷的”，是“一个带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希特勒”。对他的描述多种多样，如“子弹头东条”、“鹰钩鼻加秃脑袋东条”；还有的把他说成“陆军中的希姆莱”，就在战前的定量供应中，作为国内安全事务的主管，被形容为“仍然像恶臭一样粘在他身上”。
实际上，东条英机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他的显赫之处主要在于家世。他的祖父是一位武士，而他的父亲在还是一个少年时，尽管作为武士的传统特权被取消了，但参加了士官培训学校，37年后，他以中将的军衔从日本皇家陆军退役。东条英机本人从15岁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然后缓慢但平稳地不断升迁，沿着一条并不令人惊异的道路直到陆军大臣的位置，然后又被陆军选中，于1941年担任首相。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东条英机57岁，身高五英尺四寸（1。65米），体重大约155磅（70公斤），头顶差不多已经全秃了，戴着厚厚的角质架眼镜。在当陆军军官时，他以严厉而闻名，但他非常体恤下属，在他们复员时，常常解囊相助。为此，东条英机的夫人曾经说他们家的财政状况一直都是“处于战争状态”。
在军事事务方面，东条英机十分敏锐、果决，极为自信，但是除了在这个他一生都从事的事业之外，他的眼界十分有限（这一情况令东条英机十分苦恼）。他有一次说到，他曾经听说希特勒和英国在1938年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但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在被问及欧洲战争为何爆发时，东条英机含糊不清地回答道：“我记得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对当时的情况不满意吧。”
但是，只要是通过辛勤努力可以完成工作，东条英机还是都能做得很好的。他曾经对一群日本学生说：“努力和勤奋是我永远的良友。”
日本军队中的希姆莱
在这种精神下，东条英机身上兼任着的多得惊人的职衔，担任首相的同时，他还保留着陆军大臣的位置，同时还继续担任着陆军将军的工作。后来，在日本的形势已经恶化到绝望的境地时，东条英机又肩负起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的职位，以增加工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他还数次担任外相，把日本的职业外交官赶到了一边，还担任过内务大臣，在这一职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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