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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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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鉴于辽军并不擅长攻打坚城,立即做出正确的决策,放弃瀛州,采取迂回穿插的战略,直趋开封,威逼宋廷。辽军攻占祁州(今河北安国)等地,不久就绕过重镇大名府,大军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下,令北宋朝廷措手不及。
北宋朝廷早在九月中旬就接到辽军南侵的边报,宋真宗表示要再次亲征,与辽军在河北一决胜负,询问宰执何时出发为宜。毕士安出于稳妥的考虑,认为如要亲征,也不必到最前线,只要到澶州即可;但澶州小郡,御驾和大军不宜长时间驻守当地,以晚去为宜。枢密使王继英也持这一看法。寇准则提议,军队都在前方,早去可以鼓舞军心。真宗听从了毕士安和王继英的意见。
敌骑南下的消息不断传来,朝臣都人心惶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真宗逃往金陵(今江苏南京);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建议真宗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问谁出此二策,真宗让他只断可否,而不问其谁。寇准回答:“将献策之人斩首祭旗,然后北伐。倘若采用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岂能保有?”
真宗感到大名府一旦陷落,河朔即将不保,准备派一重臣前往镇守,寇准提名王钦若。召见之时,王钦若还没说话,寇准就说:“现在不是臣子辞难之日,参政当体此意!”王钦若没法再推辞,只得出判大名府监都部署(宋代凡是担任过宰执而出知州府,都称为判,以示位尊权重)。
告急的边报一日数次不断送到京城,寇准有意扣下,等积到相当数量,才一次转呈给真宗。真宗见如许边报全是告急的,便问宰相该怎么办。寇准认为只有立即御驾亲征,毕士安也同意马上动身。十一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真宗车驾从开封出发,由李继隆和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行至半途,传来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死的驿报,真宗便命随行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回去负责留守东京。行前,王旦问:“十日不胜,何以处之?”真宗沉默良久才说:“立太子。”
数日以后,澶州在望,军中又开始流行南幸金陵的浮言。真宗有点动摇,寇准说:“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趁其后,要去金陵也不可得!”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说:“禁军将士多为北人,倘若他们不愿南下金陵,恐怕要出大乱子。”真宗这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御驾进抵澶州的南城。
澶州,因古有称为澶渊的湖泊而得名,州治南北跨黄河为城,南城大而北城小,南城比北城安全,但宋军主力都布防在北城。多数随臣见契丹军声势浩大,都建议驻跸南城。寇准则力主真宗亲赴北城,鼓舞前线士气。高琼甚至说:“陛下如不过河,河北百姓如丧考妣!”一旁的签署枢密院事冯拯呵斥高琼说话不知分寸,高琼激愤地说:“你以文章升为二府,今天敌骑当前,还指责我无礼,你何不赋诗一首咏退敌骑呢!”说完就命令卫士们护卫真宗前往北城,真宗这才渡河登上北城城楼,接见慰劳将士。当宋军将士远远望见御伞黄盖时,立即欢声雷动,高呼“万岁”。
巡视完毕,真宗将军事全权交给寇准决断,寇准留居北城,号令明肃,将士畏服。在南城行宫的真宗派人去探视寇准的动静,知道寇准与知制诰杨亿每天通宵达旦的饮酒呼卢,戏谑喧闹,便高兴地说:“寇准如此,吾复何忧!”他不知道这是寇准特为安他的心而做出的举动。寇准在澶渊之役中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对此,陈瓘在百年以后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南北矣!”也就是说,闹得不好,建炎南渡的局面会早一个世纪发生。
辽宋两军夹河而阵后,辽军先锋大将萧挞凛在开战前出阵视察地形,被宋军用床子弩一箭射死。萧挞凛是智勇兼备的辽军主将,他的死令辽军的士气一落千丈。承天太后亲临灵车前恸哭致哀,为其辍朝五日。他审时度势,深知辽军的力量尚未达到直入开封、迫宋投降的地步,便决定挟大军南下的余威,从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尚未获得的东西。
实际上,辽军出发之际,承天太后就通过宋朝降将王继忠,保持着与宋朝讨论议和的渠道。继忠是真宗潜邸时的旧臣,在一次战争中被辽军俘虏,便成为沟通辽宋议和的最佳人选。宋真宗表示愿意谈判,派曹利用为使者前往大名府。判大名府王钦若见辽军正在猛烈进攻,未见和谈意向,便将曹利用留在大名府。
两军在澶渊对阵以后,承天太后见军事上难以占到便宜,和议趋向日渐明确,便命王继忠从多渠道向宋真宗传递和谈信件,要求宋方派出使者。宋真宗虽然亲征澶州,也登上北城劳军,但始终难以克服恐辽心理。即位前后,自王小波李顺以来接连不断的兵民反叛,宋夏边境连年的不安宁,都令他揪心不已。如今两军虽夹河对阵,但时值隆冬,倘若辽军再采取迂回战术,放弃澶州,从别处渡过黄河直逼开封,形势就不堪设想。考虑到这一切,真宗便坚定了求和的念头,下令曹利用立即赴辽军大营和谈。
曹利用见到承天太后的次日,就与辽朝使者韩杞出发来见宋真宗。真宗得知辽朝要求归还周世宗攻取的瓦桥关以南的领土,明确表示:可以习用汉代以玉帛赐单于的故事;若要求土地,则决战到底。寇准则主张,不仅不必赐玉帛给契丹,凡而要求他们交出燕云旧地向宋称臣,这样才能确保百年无事。
而其时有流言诋毁寇准挟兵以自重,真宗便以“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坚持己见,寇准只得同意议和。曹利用再赴承天太后帐前重议和平条件,真宗对他说:“必不得已,百万也可。”曹利用表示:“契丹如有其它非分要求,我就不活着来见陛下。”寇准听说,即召曹利用私下嘱咐道:“虽有圣旨,如超过三十万,我就要你的脑袋!”
曹利用再赴辽营,承天太后说:“晋给我们关南地,被周世宗攻取,现在应该归还。”曹利用答道:“前朝之事,我朝不知。倘若要求岁币以助军用,还不知我朝皇帝是否同意。割地之事,不敢归奏!”
经过多次使臣往来和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和议的条款:一、宋朝每年给辽朝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二、宋真宗尊承天太后为叔母,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辽为兄弟之国;三、双方各守疆界互不侵犯;四、双方不得收留对方的逃亡人员;五、双方不得构筑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
曹利用带着这一和议条款赶回澶州行宫,真宗正在吃饭,不能立即接见他,便命宦官去问岁币数额,利用伸出三个手指。宦官回来奏报说,猜想是三百万,真宗当即失声说“太多”,转而说:“能了结此事,也还可以。”召见时,利用连声谢罪说答应的银绢数太多,当真宗知道是三十万两匹时,大喜过望,重赏了他,和快就批准了和议,起驾回朝。
澶渊之盟不仅使契丹从孤军深入的军事险境中安然脱身,还获取了战场上没能得到的酬报,每年得到数额可观的岁币。对辽朝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在这场军事与外交的较量中,辽朝除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外,承天太后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胆略和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澶渊之役是契丹发动的南侵宋朝的战役,契丹确实于理有亏,但国与国之间历来都是凭借实力来证明其存在的,后人岂能苟求一千年前的古人。何况承天太后审时度势,并没有顽固坚持与北宋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在盟约订立以后,史称她是“愿固盟好”的,而后辽宋之间基本上也确实是和平相处的。
对宋朝来说,反击辽朝入侵的保卫战,本来就是正义的。就当时形势分析,辽军处于危地,宋军只要敢于反击,完全可以取得威慑性的战果,以便在和议中占据上风。但宋朝君臣上下弥漫着严重的恐辽情绪,而“守内虚外”的国策也使真宗把注意力着重放在对内防范上,因而不但不敢抓住战机,反而落的纳币求和的妥协结局,订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岁币不仅自此成为宋朝财政的一大负担,还在以后对西夏与金朝的交涉中成为惯用的一种妥协方式。
不过,从宋辽历史的长过程来看,澶渊之盟结束了中原政权与辽朝近百年的战争状态。自此以后,政治上互以南北朝相称,使者聘问不断,经济上双方沿边的农业经济在和平环境中得以发展,而榷场贸易更是互市不绝,有力的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因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澶渊之盟,就不仅仅是辽宋恩怨和你我是非的问题。既然在宋辽金元时期,汉民族作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融合,构成了历史的主题之一,绝对的和平和正义在这种冲突融合中往往难以体现;相反往往会以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外表呈现在历史暂时的表象中,但从长时段来看,其间却有着历史的合理性。
澶渊之盟也可以说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辽宋之间,也表现在宋夏之间。澶渊之役的当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战死,宋朝在次年抓住时机与其继承者李德明议和。景德三年,双方也达成了和议,其性质和效果不啻是宋辽澶渊之盟的克隆版。尽管宋夏之间地缘政治的短暂平衡在元昊时期一度打破,但三方毕竟通过妥协获得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发展期。至于宋辽间的这种平衡,虽然在元昊反宋时起过波折,但基本上没有打破过,大体维持到宋徽宗后期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

细说宋朝23:一国君臣如病狂
澶渊之盟的结果,令宋真宗和寇准都自我感觉良好。真宗庆幸自己“亲征”的英明和“花钱消灾”决策的正确,对力挽狂澜的寇准也敬重有加。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敬重寇准,莫非因他对社稷有功么?”真宗说是,钦若挑唆道:“陛下为何不意澶渊之役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社稷呢?”真宗惊问其故,答道:“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现以万乘之主而为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他见真宗不乐,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时,赌徒总是孤注一掷。陛下,你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够危险的。”真宗的自尊心一下子扫地以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立马降温。
而寇准任相,用人不拘一格,其他宰执颇有非议,暗示他任命有规矩,寇准说:“宰相就该进贤退不肖,倘若按例除授,只是书吏之职。”这也招来了同僚的不满,再加上寇准在澶渊之盟后有意无意的居功自得的架势,令真宗老大不快。景德三年,他被罢去相位,出知州郡。次日,王钦若就被再用为执政。
现在,真宗一想起澶渊之盟,就深感奇耻大辱。他还可能联想到世人对其父亲皇位合法性的腹诽,对其父为他们兄弟谋求皇位继承权的非议,对他自己替代乃兄元佐继承皇位的看法,这些都是他的心病。如今旧病未除,新耻又添,心中就像吃了一只苍蝇。
王钦若揣测到真宗的心事,故意对他说,倘若攻取幽燕,便可雪洗耻辱。真宗本来就畏惧契丹,说:“河朔生灵,才免干戈,岂忍再战?可想他策。”王钦若这才把本意脱出:“只有封禅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国。”而后他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瑞”,帝王才有封禅之举。他见真宗心动,就献策说:“天瑞岂可必得?但前代有用人力搞定的。难道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后来去问秘阁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怎么回事,杜镐随口直言道:“这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已。”真宗这才下定了决心。
但真宗还担心宰相王旦的态度,王钦若转达了真宗难以启口的“圣意”,王旦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王旦君臣欢宴,而后赐酒一尊,嘱咐他回家与妻儿共享这坛美酒。王旦归府一看,见尊中都是明珠,领悟到这是真宗让他在天书和封禅问题上不要发出反对的声音。于是,一坛珍珠塞住了他的嘴巴。
类似的事情还不止发生一次。一天,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应召入宫赴宴,见有丁谓与杜镐等人在场,不久,真宗入席,不分君臣而分主宾就座,尧叟等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不讲君臣大礼。”喝的开心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色小袋,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梦溪笔谈》所记此事未与天书封禅联系起来,但有理由推断两者是有关的。君不见丁谓后来在这出闹剧中的作用仅次于王钦若,而陈尧叟则多次承担宣读天书的重任,杜镐因曾经实话实说,显然也是要堵他的嘴。
一切停当以后,这年正月初三,真宗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说他去年十一月某日夜半就寝前,有神人来告:“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建道场祈祝以后,今日皇城司果然奏报有天书悬挂在承天门上。
在王旦等再拜称贺后,真宗与朝臣来到承天门,让内侍上屋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大中”即天书中强调的万事适中的意思,“祥符”就是“天瑞”。接着大赦,加恩,赐京师大酺五日,也就是犯罪减刑,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国定假五天,公费欢饮庆贺。一时间,天下争言祥瑞,一场煞有介事的迷信大骗局由此揭幕。
三月,真宗命朝臣讨论封禅事。封禅就是祭天仪式,属于帝王代兴天下太平以后封祀泰山昭告成功的大礼,秦始皇、汉武帝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后世帝王虽然对封禅礼心向往之,却还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功业是否与这一大礼匹配,不敢造次而行。
王旦五次率领文武百官、诸军将校乃至藩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余人,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请愿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王旦把少数民族代表(藩夷)、宗教界代表(僧道)和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代表(耆寿),也都恰到好处的拉上了。
真宗问权三司使丁谓经费如何,回答说:“大计有余”。真宗决定过一把封禅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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