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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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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说范仲淹事上待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当礼官请仁宗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献寿时，他认为这是“亏君体、损主威”，上书明确反对，太后不悦，命宰执讨论，晏殊把他叫来，怒责他轻率坏事。虽说晏殊于他有推荐之恩，但他却坚定地说：“真没想到因直言正论而开罪于你。但倘若以为我疏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而今而后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惭愧的无以应对。
范仲淹曾与吕夷简议论人物，吕声称阅人很多，却没见过节行之人，范说：“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无怪乎节行之士不来。”范、吕人格高下，顿时立判。
范仲淹一贯主张，“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他曾就废后和用人问题，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宋夏战争爆发后，吕夷简再次入相，推荐范仲淹经略西事，仲淹深知倘若没有夷简在朝支持，边事将“无以成功”，便主动修书消解旧日龃龉，说过去以公事冒犯，不意仍如此奖拔。为了公事，两位名臣尽释前嫌。
在对待西夏问题上，范仲淹主张防御，韩琦主张进攻，朝廷一开始接受韩琦意见，尽管事实不久就证明防御比进攻更有效，但仲淹却毫无芥蒂，与韩琦不但交厚，而且言深。新政失败，仲淹对比他年轻的韩琦更是期待殷殷，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到宰执大任上来，展示了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和人格魅力。
范仲淹自奉节俭，妻子衣食，仅能温饱，却轻财好施。他的宗族多聚居苏州，他在苏州近郊购置良田数千亩，作为义田，设立义庄，赡养饥寒贫苦的族人，每日米一升，每年布一匹，学试嫁娶病医丧葬都有赡给。范氏义庄对宋代以后的义田、义庄、义学做出了示范，加强宗族制度下人际关系的亲和力。
再说富弼。司马光称赞他“温良宽厚，凡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瞅准宋夏交战之际，乘火打劫挑起边界争端，派遣使者向宋索要所谓关南之地。宋朝正被西夏折腾得焦头烂额，更担心与辽朝激化矛盾，落得腹背受敌的境地，想遣使赴辽，被选者都因恐辽症推诿不行。吕夷简一直对富弼不满，便让他出使。好友欧阳修引用唐朝颜真卿出使见李希烈而被害的故事，希望富弼不要去，他置之不理，临行对仁宗说：“主忧臣辱，我不敢贪生怕死！”
这年四月，富弼出使辽朝。辽兴宗仍以武力相威胁，声称“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富弼针锋相对的指出：“北朝难道忘了真宗大德吗？澶渊之役，真宗若听诸将建议，北兵就不会安然北返。现在北朝要打，能保必胜吗？即便取胜，掳掠所得，归于臣下，还是归于人主？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却是一无所获。”辽兴宗被说得不住点头，但仍要争回祖宗的故地，富弼争辩说：“晋高祖割地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都是前朝旧事。如要各复旧疆，恐怕对北朝不利。”至此，辽方在富弼还击下，已完全理屈词穷，只能进入议增岁币的实质性谈判。
七月，富弼带着宋朝的国书与仁宗的口谕再次使辽。辽朝要求宋朝在所增岁币的名称上，改称为“献”或“纳”。富弼据理力争：“宋辽乃兄弟之国，宋帝为兄，辽帝为弟，岂有以兄献弟之理！”辽兴宗无法折服富弼，派刘六符使宋再议。富弼回朝奏明他在辽廷已拒绝献纳之说，对方已知理屈，万勿答应其无理要求。但仁宗与吕夷简急于讲和以摆脱困境，在增岁币银绢十万两匹的同时，仍允许以“纳”为名，自折了锐气。富弼再次使辽，一次女儿死亡，一次儿子出生，都毅然不顾，慨然登程，显示了公而忘私的感人襟怀。他在宋朝明显不利的情势下，不辱使命，在对辽外交上展现了卓越才能，次年就迁为枢密副使。其后，他在任宗至和二年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两度入相，与韩琦同为三朝重臣。
文彦博早在庆历七年（1047年）就位至参知政事，年仅四十二岁。这年十一月冬至那天，贝州（今河北清河）发生了王则领导的士兵起义。王则原是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因饥荒流落贝州，投了驻扎当地的宣毅军，当上了小校。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因素，宋代改进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募兵制，用心良苦的把“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让他们参军吃粮，把民间桀骜危险的力量纳入军队的管束。在宋太祖看来，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这种募兵制是消弭民众叛乱的最佳方案。于是，饥寒交迫的农夫，游手好闲的流民，都被投入了军队的大染缸。动乱根苗虽然暂时被转移进军队掩藏了起来，但一旦有风吹草动的诱导因素，就会转变为兵变形式爆发出来。宋代兵变相对频繁，原因即在于此。
再说贝州地区，民间争相传习《五龙经》等图谶，鼓吹“释迦佛衰谢，弥勒佛主事”的谣言，这是弥勒救世信仰结胎与民间秘密宗教的一种表现。王则流亡前与母亲诀别，曾在其背刺上“福”字作为将来相认的记号，这时被用来大做文章，他也被信徒们视为崇奉的对象。
王泽的信徒广布于河北、山东一带，约定明年元旦在河北同时起事。他们派党徒带着书函前往争取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留守贾昌朝，不幸被捕入狱。王则闻讯，提前在冬至起事，杀了通判，囚了知州，占领了贝州城，自称东平王，建国号安阳，建年号得胜，旗帜、号令都称以佛号，起事者脸上都刺着“义军破赵得胜”的字样。事发以后，宋朝一边在各州郡大索“妖党”，被俘者不计其数；一边立即派出知开封府明镐为体量安抚使前往进剿。在内应的帮助下，数百官军曾一度缒入贝州城内，但旋即被起事民众逐出城外。
次年正月，文彦博见贝州仍未攻克，便主动请命，出任河北宣抚使兼体量安抚使，改明镐为副使。他与明镐听从军士献策，一面派兵佯攻城北，一面秘密挖通城南地道，选派强壮官兵二百名连夜攻入贝州城。这些官军乘着夜色攻上城头，杀了守城者，接应大队官兵入城，镇压了这次士兵暴动。王则被押往开封磔杀（肢解而死），贝州改称恩州。这次兵变被朝廷视为邪教暴乱，先后持续了六十六天，朝野大为震惊。事平当月，文彦博就进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也不把功劳都揽在自己头上，称赞明镐“才大可用”，推荐他做了参知政事。
至和二年（1055年），他再次入相。次年正月，仁宗在上朝时突然发病，扶入宫禁。文彦博考虑到政局大计，当即要求内侍及时通报仁宗病情，否则行以军法，同时与其他宰执在宫中日夜轮流值班。知开封府王素说有禁兵告发都虞候谋乱，文彦博了解到那个都虞候绝无谋叛事，便与同时任相的刘沆以诬陷罪签署了斩决那个士卒的命令，确保军队的稳定。
不久，两个司天官受内侍武继隆的指使，上书请求皇后听政。文彦博拿到书状后，也不给其他宰执看，找来那两个司天官说：“司天官干预大政，可是罪当灭族的！今后可不能再犯。”然后把这事通报给其他宰执，其他宰执都愤怒的表示应将这些僭言之辈斩首，文彦博则以为：倘若斩首，皇后不安。直到仁宗病情恢复，文彦博与富弼等才回私第。
以后，刘沆向仁宗密告文彦博擅斩告反者，彦博呈上刘沆也签署的判状，仁宗这才深感文彦博在处理这场危机中的老练与沉稳。史称文彦博“凝简庄重，顾眄有威”，历仕四朝，任将相五十余年。元祐更化时，他受司马光推荐，以八十一岁高龄第三次入相，平章军国重事，成为元老重臣的一种象征。
说到仁宗朝的武将，狄青是不得不说的。他是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行伍出身，在抗击元昊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他喜欢戴一副铜面具，披头散发的冲锋陷阵，这一史实后来被有关狄青的话本小说附会夸张。范仲淹认为他是良将之才，让他读《春秋左传》，对他说：“将领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他从此折节读书，精通了历朝将帅兵法。皇祐四年（1052年），他因战功升至枢密副使，出身行伍而位居枢府，这在太宗以后未有先例。
这时，南方侬智高起兵反宋正闹得不可开交。侬智高是广源州（今越南光渊）人，这里原是唐朝羁縻州，到侬智高时，因久受交阯压迫，起兵反抗，建立政权，请求归附宋朝。但宋朝不愿在边境生事，置之不理。皇祐元年，侬智高转而攻宋。皇祐四年五月，侬智高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建立大南国，建元称帝。他进而连下广南十余州，兵锋直指广州，围城近二月，未能破城，见宋朝援军相继而至，撤围退回邕州。
仁宗调兵遣将前往征讨，但南方素来缺乏战备，不少守臣不是战死就是逃亡，仁宗深为忧虑。狄青主动请战出征，仁宗命其经制广南战事，但旋即任命一内侍为其副手，实际是不放心狄青独掌兵权。有人以为宦官监军不足为法，仁宗问宰相庞籍，庞籍也说“号令不专，不如不用”，仁宗这才下令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并亲自为他置酒壮行。
狄青到达前线前就传令诸将不要贸然与敌人交战，一切听他的号令。但广西钤辖陈曙率兵八千主动出战昆仑关（今广西宾阳西南），大溃而归，殿直袁用等临阵脱逃。次年正月，狄青到达后，大会诸将于堂上，说：“军令不肃，所以兵败！”下令将陈曙、袁用等三十余人正以军法，在场诸将无不胆战心惊，军纪顿为改观。时正皇祐五年元宵，狄青下令大军休整十日，大肆张扬，麻痹敌人。料定敌探回去报告以后，狄青次日亲率大军，直扑昆仑关下。
隔日黎明，诸将环立大帐前等待主帅发布进军令，过了好久才见有人传狄青将令，请诸将到关外朝食。原来他早就趁着夜色，换了便服与先锋官偷越了昆仑关，在归仁铺（今广西南宁东北）列阵迎敌。双方展开一场恶战：狄青挥旗指挥他从西夏前线带来的蕃落骑兵，与先锋张玉率领的前军形成夹击之势，大败敌军，逐北五十余里，斩首数千，生俘五百余人。侬智高纵火烧城，逃往大理国，最后死在那里，叛乱被彻底平定。
侬智高之乱令岭南骚动，狄青的战功自然万众瞩目。回京以后，仁宗打算晋升他为枢密使，却招来一片反对声，连庞籍这时也以为狄青不宜久居枢府。然而，皇祐五年五月，仁宗还是让他当上了枢密使。他在枢密院四年，每次外出，围观者就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平民、士兵都把狄青视为自己的骄傲，这引起了朝廷的疑忌。
宋代士兵入伍前，都要在脸上刺上番号，以免逃亡。据说，在擢迁枢密副使前，仁宗曾劝他把脸上的黥文消去，狄青想起韩琦曾当面折辱他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的才是好汉”，表示不愿消去黥文，并不无自信和自豪地说：“要让天下贱儿，知道国家有此名位相待。”然而，说他将危及朝廷的谣言与各种五行变异编排在一起不胫而走，台谏侍从要求罢免他执政之职的章奏接踵而至。
嘉祐元年（1056年），狄青终于被罢政出知陈州。做这一决定时，仁宗说了句“狄青是忠臣”，宰相文彦博反问道：“太祖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狄青听到任命后，到中书去问为什么无罪出知州郡，文彦博两眼直瞪瞪逼视好久，才吐出一句：“无他，朝廷疑你！”狄青惊怖的倒退数步。到任后，朝廷每月两次派内侍前来“抚问”，实际上是不放心狄青，而每来就让他惊疑终日。不到半年，一代名将就在陈州忧愤而死。狄青之死，让人深切感受到宋代猜防武将的祖宗家法有多么森严可怕。
在中国清官册中，位居第一的包拯也是仁宗朝明臣。关于他的小说戏剧大多于史无证，却为他赢得了好高的知名度（这种民间高知名度的宋代人物还有杨业、狄青、岳飞），这里说的当然是历史上的包拯。
包拯知天长县时，有人来报告自家的耕牛不知被谁割了舌头。他知道这是一起邻里间的陷害案，不动声色的吩咐告状者回家把牛宰了卖掉，割了舌头的牛是难以活命的，只有这种处置办法。果然不出包拯所料：不久就有人来告发那人私自杀牛，因为私杀耕牛在宋代是违法的。包拯严厉责问告发者：为什么割了牛舌，还要诬告别人？那人措手不及，以为事情败露，只得伏罪。大约因为牛舌案，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不胫而走，并为以后小说戏剧所敷衍。
其后，包拯调知端州，这里是著名端砚产地。端砚是当时贡品，采石制砚极为艰苦，而到这里做地方官的，总以上贡为名十几倍、数十倍的搜刮端砚，带回京城去贿赂权贵。包拯到任后，自书座右铭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作为为官做人的准则，并下令只制作上贡的端砚数量，不多取一方，离任时也不带一方端砚。清正廉洁，朝野传为美谈。
弹劾张尧佐一事也许最能说明包拯的“立朝刚毅”。皇祐二年（1050年），他入知谏院，张尧佐仗着是仁宗最宠幸的张贵妃的伯父，正担任着三司使。这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往往是执政的后备人选。张尧佐没有干好的本事，包拯弹劾他“是非倒置，职业都忘”，却“洋洋自得，不知羞辱”。见包拯和其他台谏官纷纷上书，仁宗只得打消让张尧佐升迁二府的念头，免去他三司使的职务，但为安抚爱妃及其伯父，改命他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
包拯立即上章指斥张尧佐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抨击仁宗“失道败德”，有求他收回成命，但仁宗就是置之不理。朝会之日，御史中丞王举正与包拯、唐介等台谏官留下百官而谏仁宗，动用了宋代台谏向君主集体谏诤的特殊手段。仁宗大怒，下令今后台谏上殿先报中书取旨，这是他自废黜郭后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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