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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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绛被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被称为“护法善神”。惠卿还一边示意监司郡守们表态支持新法，一边说服神宗下诏声明：不因执行偏差而废除新政，因而安石罢相倒并不影响变法的继续。
但不久变法派就出现了内讧。提举市易的吕嘉问在执行过程中多收免行钱邀赏，另一个变法派骨干曾布时任三司使，对属下吕嘉问本来就有私愤，也知道神宗对市易法向来有不同看法，便抓住这一问题做文章。神宗让吕惠卿与曾布共同处理这事，而惠卿向来不满曾布，便说他阻挠新法。曾布被赶出了朝廷，由章惇继任三司使。
神宗看吕惠卿很准，认为他虽有“美才”，却有忌能、好胜、不公的毛病。他当上执政以后，感觉大好，疑忌神宗再用王安石，开始做些小动作。这时恰有李逢大狱，事关大逆，牵连者甚多，同案犯中有与安石关系稔熟的人，吕惠卿意欲让其人“有所诬衅”。见惠卿受神宗重用，变法派中趋炎附势的小人也都打算改换门庭，邓绾、邓润甫在李逢之狱上特卖劲。
宰相韩绛与吕惠卿在政事上数有争执，都占不了上风，暗中建议神宗再相王安石，神宗见韩绛难以独当一面，对其建议深以为然。惠卿知道后，就在神宗面前说安石的不是，不料神宗把他的上奏都封转给了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日夜兼程，仅用七天赶到京城，再次入相，他不能容忍吕惠卿的背叛。但复相以后，王安石与韩绛的亲密关系也开始恶化。韩绛主张市易司不能用那些只盯住“利”的官员，安石抢白他：“既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却居位自如！”八月，韩绛罢相。
吕惠卿对安石再相有点措手不及，御史转而弹劾他欺君立党，御史中丞邓绾见风使舵，掉转头来审理惠卿强买秀州民田事。神宗还想协调安石与惠卿的关系，但安石的倔强，惠卿的偏狭，使神宗的努力化为失望。惠卿一再向神宗表示二者必择其一，并不无讽刺的说：“陛下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十月，吕惠卿罢政出知陈州，章惇也因趋附惠卿而出朝。
这月有彗星出现，反变法派利用天变做起了文章，神宗与王安石说起民间颇苦新法，安石不以为然说：“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嗟的，不必顾恤！”神宗不满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嗟都没有吗！”安石老大不高兴，又称病不出，神宗敦勉他出来视政。新党骨干建议安石进用皇帝素不喜欢的措施，以巩固权力稳定局面。安石这么做了，神宗喜其复出，无不一一采用。
对吕惠卿的背叛，王安石之子王雱比乃父还要恼火，他让吕嘉问等人将邓绾论列惠卿的报告，夹上其他文书私自送到审案部门。吕惠卿得到情报，上书反击，说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神宗拿惠卿的奏状给安石看，安石声称不知，回家一问王雱才知底里，便怒责儿子坏事。神宗因一系列事件，也开始“颇厌安石所为”。
邓绾其人确实鲜廉寡耻，前几年趋附王安石时，其乡人在京的都笑骂他，他却声称：“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这次他担心安石失势，便上书神宗，请录用安石之子王雱，并赐第京师以为挽留。神宗说给安石听，对这一帮倒忙的上书，安石表示有失国体，应该黜免。于是，神宗将邓绾贬职出朝，向王安石传达了不满的情绪。
再相以后，王安石多次称病求去。不久，王雱因愤懑疽发而死，安石十分伤感，力请辞相。神宗同意他出判江宁府。吕惠卿还在倒王安石的戈，他把安石给他的私信呈送给神宗看，其中有“无使上知”等语。在无法确知这些话语背景的情况下，神宗自然会认为安石在欺瞒自己，君臣际会打上了终止符。王安石后来退居金陵，元祐元年（1086年），在新法被旧党尽废的日子里寂寞辞世。
熙宁变法虽是中国中古历史上一次的规模的改革运动，但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而就改革内容来看，却丝毫没有触及政治领域，其政治勇气比起庆历新政来都有明显倒退的迹象。
改革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而经济领域更是重中之重。变法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变法不仅解决了治平年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元丰封桩库作为战备物资库，到北宋后期还是“余财羡泽，至今蒙利”。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变法之初曾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定数，不在民间，救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这一说法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保守立场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驳说：“真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变法确实使国用丰饶：熙宁六年的青苗钱利息达二百九十二万贯，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即支付役钱以后的纯结余）达三百九十二万贯，两者相加约为七百万贯。但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而青苗还息和免役纳钱，负担最重、受害最深的还是被迫以实物易货币的贫民下户。倘若以财税增长作为全面肯定变法的充足理由，显然有失斟酌。
对这次大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必不可免的。
熙宁新法在军事改革上的成效相当有限，以至有人说新政富国有术而强兵无力。军队素质低、战斗力差的弊病并未见有大的改变，否则就不会上演数十年后女贞铁骑灭亡北宋的悲剧。唯一有成效的是保甲法，但保兵替代募兵也无法彻底实现，倒是主要用来控制民众反抗，其影响也确实深远，直到近现代还被反动专制政府奉为至宝。
在熙宁新政中，王安石与司马光各自所代表的新旧党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论；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因而不能用改革派与守旧派来论定。熙宁变法的功过得失与是非成败，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至于经验教训也将是见仁见智的，但以下几点还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王安石确有不凡的抱负与远大的理想，他也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实践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了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余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社会各阶层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的和物质的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第二，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即以双方争执最激烈的青苗法与免役法而言，旧党多就执行效果言，新党则多就立法本意言，立论也就大相径庭。青苗法制定以后，征求意见，苏辙就认为：动机虽好，“出纳之际，吏缘为奸”的问题难以解决。连神宗也承认青苗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免役法执行结果则是“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也完全违背了初衷。
第三，用人不当，是熙宁新政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李定、邓绾、蔡京等，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陆佃向王安石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贿赂，但变法派竟以“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放纵新法执行中的腐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最大的弊病，还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反变法派相比，立即陷入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细说宋朝35：元丰改制
宋人与今人都有“熙丰新法”的说法，熙宁新政与元丰改制一脉相承，熙宁新法的绝大部分略作调整后仍在元丰年间继续推行，因而这一说法大体不错。但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界，熙丰新法明显可分为两个阶段。其前是以王安石为主导的，其后则完全由神宗来主持的。实际上在安石再相以后，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转向，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安石曾对人说神宗只要听从他五分也就可以了，他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师臣”的待遇，这也是他再次辞相的重要原因。
接替王安石与韩绛为相的是吴充和王珪。吴充虽与安石是儿女亲家，但对神宗好几次数说新法的不便，神宗用他为相，一方面固然因吴充中立不党，一方面也表明神宗在新法立场上的动摇和倒退。吴充请求神宗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旧臣，司马光闻讯十分兴奋，致信吴充历数废除新法的必要性。这时，蔡确搬出萧规曹随的典故对神宗说：“新法是陛下所建立的，前相助成，后相废除，让老百姓何所适从？”神宗默然，他确实不想完全废止新法，吴充只好打消改革新法的念头。
元丰年间另一个宰相王珪是典型的变色龙。熙宁三年，王安石拜相，他任参知政事，表态拥护变法。吴充建议废新法，他应声附和，惹怒了御史，当场质问他：“要么昨是，要么今非。”他只得表示新法不能变。他容不得吴充，向神宗力荐蔡确。元丰二年，蔡确参知政事。次年，吴充在两人夹击下辞去相位，王珪独相。元丰五年，蔡确升为宰相，成为变法派在朝中的代表。王珪虽为首相，却尸位素餐。当时人讥称他为“三旨相公”，因为他有三句口头禅：上朝进奏，说是“取圣旨”；接受批阅，说是“领圣旨”；归见下属，说是“已得圣旨”。
在熙宁变法中，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有所不同，神宗好几次表现出犹豫动摇，以至安石说他：“天下事如煮羹，烧一把火，却再放一勺水，何时煮的熟！”实际上，神宗作为君主的思路与安石有所不同，他必须更多考虑协调新党旧臣的关系，更多考虑把握富国与敛民之间的尺度。
王安石再次罢相以后，神宗一方面反思变法中的弊病，一方面起用部分反变法的大臣。熙宁九年（1076年）在罢免王安石同时，任命冯京知枢密院事，元丰三年（1080年）吕公著也出任枢密副使。
富国强兵是贯穿熙丰新法的主线，但元丰之政颇异于熙宁。神宗主持元丰改制以后，明显将重点放在改革官制、整顿军事上。元丰改制，广义指元丰年间在神宗主持下的各种改革，狭义则仅指元丰年间推行的职官制度改革。
宋代职官制度十分复杂紊乱，元丰改制前尤其如此。宋太祖立国，在建设新官制的同时，并没有全部取消旧官制，许多前代的官名职位都保存了下来。新旧杂厕，名实混淆，机构重叠，职能不专，也就成为北宋官制的普遍现象。尽管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官员，譬如户部尚书，若没有特旨，他就不能管理户部的事务，而只是按户部尚书这个级别领取俸禄和享受待遇。这种官职系统称为“寄禄官”，简称“官”。至于在各省、部、司担任实际职务的职事官，宋代称为差遣。即以户部为例，其实际职能由三司承担，三司使才是当时相当于户部尚书的实职差遣。
除了寄禄官和差遣官，宋代中央和地方的部分官员还带有三馆、秘阁的馆阁帖职，除北宋前期部分带帖职的中央官员兼有馆阁实务外，大部分只是荣誉性的职衔，通称“帖职”，也称“职名”，简称“职”，这样就构成了宋代官制的官、职、差遣三大系统。
在熙宁新政中，神宗深感官僚机器官员的冗杂和效能的低下，为了减少冗官、省并机构、明确职责、提高效率，他主持了元丰官制改革。大体从熙宁末年起，宋神宗下令以《唐六典》为蓝本，着手研究官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元丰三年，颁布《寄禄新格》，开始执行文臣京朝官的寄禄官新官阶。元丰五年，新颁三省以下中央机构的组织法规和《官品令》。
元丰官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神宗在改官制诏书里规定：所有仅领空名的寄禄官全部废罢，更换以相应的阶官，作为领取俸禄的级别标准。新的阶官共二十五阶，比旧寄禄官省减了十七阶。新官品仍分九品，每品分正、从，共十八阶，比旧官品减省了十二阶。以后官员升迁与俸禄都按《寄禄新格》和新《官品令》办理。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元丰改制前，三省六部的主要职能都已转移分割到其它机构，其长官也只是寄禄官，三省六部制徒有虚名。元丰改制恢复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三省旧制。宰相的办公机构虽仍设在原来的政事堂，但名称上不再叫中书门下，改称都堂。取消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但因采取唐代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的旧制，实权却在右相），中书省与门下省各另设一侍郎主管本省事务，与主管尚书省事务的尚书左、右丞同为副宰相。但都堂与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的二府制没有改变，二府长官仍统称宰执，有人曾主张废除枢密院，神宗明确反对削弱这种“相互维制”的机制。尚书省下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具体职能部门，各设尚书与侍郎为正副长官。原来从六部转移分割出来的职能机构分别还归各部，例如审官院、流内铨与三班院归吏部，三司与司农寺归户部，太常礼院归礼部，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归刑部，等等。
新官制职责分明，系统清晰，机构简化，费用减省，作为一次官制改革，元丰改制虽然还有生搬硬套《唐六典》的弊病，但还是比较成功的。
除了官制改革以外，元丰年间神宗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方法是扩大国家专利的范围，对事关国计民生的茶、盐、矾、铁，扩大禁榷区域和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