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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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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击退前来堵截的韩世忠水师,才得以安然撤退。与此同时,岳飞打败了从陆上撤退的兀术部队,收复了建康。在黄天荡之战中,韩世忠以八千水师包围十万金军,两军相持达四十余日,虽未最后取胜,却使金军从此不敢渡江。
高宗获悉金军北撤,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活。次年,高宗改元为绍兴元年(1131年),寓有“绍祚中兴”的意思。虽然这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但这里作为行在,在漕运上有诸多不便。次年正月,高宗把小朝廷迁回临安。
临安有作为都城的经济优势与地理条件:既有长江的天然之险,又不像建康那样濒临长江,易于受到攻击;地处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交汇处,物产丰富;大运河与浙东运河在这里接头,明州作为外贸港也近在咫尺,漕运、海运都很方便;经唐、五代与北宋的长期建设,杭州已跃升为东南最繁华的都会。
大体以绍兴二年高宗驻跸杭州为标志,南宋小朝廷基本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宋室南渡也宣告完成。其后,高宗虽然也短暂驻跸过建康,但那不过是作抗金的姿态而已。当然,也为了做姿态表示自己不忘恢复中原,临安始终称为行在。

细说宋朝49: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
在古代,四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往往有其特殊性,政局动荡时期尤其如此,因而有必要把建炎、绍兴年间关陕川蜀地区的宋金战争另辟一节细细评说。
张浚因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颇受高宗青睐,入知枢密院事。高宗问其大计,他强调关陕的重要性,以为倘若金军由陕入蜀,则东南也始终不保,愿身任其事。高宗任命他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赋予便宜处置之权,全力经略关陕。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张浚置司秦州(今甘肃天水),宣布节制永兴、环庆、熙河、秦凤、泾原五路军马。
金军自建炎元年以来入侵关陕,战果并不显著,统治也不稳固。建炎四年三月,进攻江南的战事一结束,金朝将战略进攻目标转向关陕。四月,完颜娄室长驱攻入潼关,宋都统制曲端派部将吴玠等在彭原(今甘肃庆阳西南)阻击,自己率军在邠州(今陕西彬县)声援。吴玠先胜后败,取端为保全实力退守泾原(今甘肃泾川)。吴玠怨曲端失约,遂与之交恶。娄室见曲端全师而退,拣不到便宜,就退回河东。
这时,张浚误以为金军主力还滞留江淮,打算组织关陕反击战以减轻东线的压力。曲端是西北名将,以为“万一轻举,反忧方大”,对关陕会战持有异议。张浚听不得不同意见,以彭原失利为由将曲端投入监狱(富平之战失败,将其铸成死罪而滥加杀害)。他命五路经略大军,屯驻邠州地区,准备发起战略反攻。也许为了“堂堂正正”,他在战前竟通知河东金人。宗翰急命远在江淮的宗弼火速入关,与娄室会师,对付宋军的反攻。
九月,张浚集结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偓、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五路部队共计四十万,战马达七万匹,移师富平(今属陕西),以刘锡为统帅迎击金军。
其时,兀术军队近在下圭(今陕西渭南),娄室却远在绥德(今属陕西),宋军完全可以先一举收拾势单力孤的兀术军,再来对付南下的娄室军。但张浚却数次致函金帅,要求约日决战。娄室军移师富平,张浚还在学宋襄公,遣使约期。
金军允诺而不出战,以争取时间,部署战阵。王彦(他就是原八字军首领,后来南下为朝廷命将)、吴玠都提出过防守建议,张浚不加采纳。十四日,双方决战富平,从清晨恶战至中午,金军有备而战,攻击最薄弱的环庆军,宋军五路皆溃,辎重尽失。张浚杀赵哲,贬刘锡,但无补于大局。
富平之战的失败,标志着宋军在关陕争夺战中全盘皆输,从此金军控制了这一地区,宋军只能退保川蜀。有论者以为富平之战虽然失败,但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东线金军后来之所以没再南下,主要是因为岳飞、韩世忠等抗金武装的强大,富平之战纵有作用,也微乎其微,比起关陕大局的失利来,自然是功难抵过。
金军乘富平战胜的余威,尽夺关陇六路,张浚命吴玠扼守大散关东的和尚原(在今陕西宝鸡西南),控制由关陇入汉中的要塞。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金军为了夺取汉中,进窥川蜀,发兵进攻和尚原。金将没立率师出凤翔(今陕西宝鸡),乌鲁折合出阶、成,准备合攻和尚原。但吴玠自富平战败以来,早就积粟练兵,列寨死守,因而两支金军虽各自轮番进攻,却无法实现合围的计划。
兀术闻讯,以为奇耻,调集十万大军,发誓夺下和尚原。双方激战三日,吴玠先命“驻队矢”持强弓劲弩轮番怒射,击退金军;同时派出奇兵,断敌粮道;最后设伏大败金人,敌军死伤以万计。兀术也身中两箭,逃回燕山,命陕西经略使撒离喝与吴玠对峙。
和尚原之战以后,吴玠让其弟吴璘驻守在这里,王彦守金州,自己率主力移屯河池(今甘肃徽县)。绍兴三年正月,撒离喝攻克了金州(今陕西安康),直逼宋军在川陕的桥头堡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知兴元府刘子羽遣使告急,同时派兵扼守兴元府的屏障饶风关(在今陕西石泉西)。吴玠亲率数千精骑,由河池日驰三百里救援饶风关,令撒离喝大惊失色说:“来得怎么这么快!”撒离喝指挥仰攻,宋军强弩齐发,乱石摧压。双方鏖战六昼夜,金军尸积如山,不能得逞。撒离喝募集死士,从险道绕至饶风关之上,居高临下,打败了宋军,夺得了饶风关。
吴玠退保仙人关(在今甘肃徽县东南),防止金兵由凤翔入蜀。刘子羽则率三百士兵死守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以保蜀口。撒离喝虽一度占领汉中,进窥蜀口,但孤军深入,补给困难,更兼瘟疫流行,王彦收复了金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只得被迫放弃汉中。饶风关之战,金军虽胜而不胜,宋军虽败而不败。
饶风关之战以后,吴阶调整防御策略,加强了仙人关的战备,以便在和尚原失手的情况下,另有一道阻碍金兵入蜀的铜墙铁壁。他在仙人关修筑了名为“杀金坪”的营垒,并采纳其弟吴璘的建议,在其后再建一道隘砦。这年岁末,兀术再次攻蜀,志在必得,命将领们带上家眷,准备入蜀后作久居之计。在金军猛攻下,和尚原失守,吴璘率军转移。
次年二月,兀术、撒离喝率十万军军直扑仙人关,吴玠仅以一万军队阻击,恰吴璘援军赶到,双方激战三日。金军果然突破了杀金坪,但在第二道隘砦前被吴璘的驻队矢击退。第三天(三月一日),宋军大举反攻,金兵全线溃退。仙人关之战让金朝认识到进攻川蜀时机远未成熟,史称金军从此“乃不敢窥蜀”。
绍兴四年三月,张浚受召回临安,他在川陕的作为遭到台谏官的非议,一度被贬黜。但高宗对他眷恋未衰,八个月后仍让他官复知枢密院事。
由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构成的西线三大战役,显示了吴玠卓越的军事才能,既对屏卫川蜀安全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有力支援了东线的抗金斗争。
其后,吴玠以四川宣抚副使的身份主持川蜀的战守大计,他加强战备,推广屯田,汰除冗官,节撙浮费,与金军对峙十年之久,功绩卓著,以至有史家认为,倘若没有他,早就丢了四川。史传说他,“御下言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不过他晚年好女色、丹石,在绍兴九年过早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吴玠死后,四川防务由吴璘接替,他在绍兴和议前夕与金主亮南侵时期也打过一些胜仗,但重要性与三大战役自不能同日而语。他活了六十五岁,乾道三年(1167年)才去世,守蜀近三十年,威名仅次于吴玠。吴氏兄弟保蜀有功,但由于四川地域的相对封闭性,再加上他们统帅号称吴家军的川军长达四十年,第二次削兵权也没有削到他们头上,到吴璘的第三代,就有坐大之势,终于发生了吴曦之变。

细说宋朝50: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
宋金战争一开始,先是金兵南下,中原失守,继而高宗渡江,金军追击,宋朝政府对中原与江南都失去了有效的控制。有序的权力失控以后,必然另有无序的权力取而代之。大约自靖康元年(1126年)起,到绍兴五年(1135年)止的十年间,中原与江南出现了两类失控的权力。其一是农民武装,据何竹淇统计不下六十起,规模教大的有宣和末年至靖康初年河北的高托山(一座高托天)、京东的张万仙(一作张仙),建炎末年至绍兴初年建州的范汝为,湖南的钟相、杨幺,绍兴三年吉州的彭友。其二是流寇集团,笔者也曾作过研究,由形形式式溃兵叛将组成的流寇集团不下二百个。更多的情况是,农民武装中加入了流亡的士兵,流寇集团裹胁了无辜的农民,因而官方史书上都笼统称之为“群盗”。以下根据《宋史·高宗纪》列出影响较大的流寇集团起事年月,并依据相关记载略述其本末(至于原文称“贼”者此处也不予甄别):
建炎元年七月,胜捷军校陈通作乱于杭州。十二月被王渊讨杀。
建炎元年十一月,真定军贼张遇入池州。后犯江州,次年正月被王渊招降。
建炎元年十一月,军贼丁进围寿春府。十二月投归东京留守宗泽,次年九月宗泽死后再叛,复寇淮西,十月被刘正彦击溃而投降。
建炎二年正月,东平府兵马钤辖孔彦舟叛,渡淮犯黄州。广收溃兵后转入荆南等地,后虽受招抚,任镇抚使与捉杀使等职,但烧杀抢掠如故,俘杀钟相。绍兴二年,投降伪齐,后为金将,屡为攻宋的前锋。
建炎二年二月,河北贼杨进归降宗泽。杨进号“没角牛”,宗泽死后复叛,众至数万,剽掠汝、洛之间。次年五月,为宋将翟进邀击,中流矢而死,其众溃散。
建炎二年五月,贼靳赛寇光山县。后犯通州,四年闰八月归降刘光世。
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浓等作乱,寇福州。张俊(此人是大将,与经略川陕的大臣张浚不是一人,两人在建炎、绍兴年间同时登场,请勿混淆)前往镇压,十一月投降,因复谋为变被斩。
建炎二年八月,河北京东捉杀使李成叛,犯宿州。后招安为镇抚使,仍杀戮抄掠,据有江淮湖湘十余州郡,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之意。绍兴元年,被张俊击败,投降伪齐,后为金将,成为孔彦舟那样的侵宋马前卒。
建炎三年正月,东京留守杜充遣岳飞、桑仲讨叛将张用于城南,其徒王善往救,张用、王善寇怀宁府。王善后转攻宿州,同年十一月叛降金朝。张用号称“张莽荡”,率部流窜至襄汉,复入江西,绍兴元年五月,受岳飞招降。
建炎三年四月,西北贼薛庆袭据高邮军。他原是溃兵,至此有众数万,次月,受张浚招抚。
建炎三年七月,山东贼郭仲威陷淮阳军。他原是李成一党,至此分兵攻淮阳,十月降宋为镇抚使,却打算割据淮南,与伪齐暗通声气,绍兴元年五月,被刘光世部将王德在扬州擒获,押至行在斩首。
建炎三年十一月,淮贼刘忠犯蕲州。他也是溃兵出身,后有兵数万,屯据岳州平江县白面山,绍兴二年九月为韩世忠击溃,走降伪齐,次年四月为部下所杀,传首行在。
建炎三年十一月,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雄率众叛。进犯潭州,杜彦后降宋,仍为统制。
建炎三年十一月,桑仲自唐州犯襄阳。他这年正月还在讨叛将张用,时隔十月,自己也成叛将,袭据襄阳,京西列城皆为其所有,后受招为镇抚使,叛降不定,绍兴二年二月,为郢州守将所杀。
建炎三年十二月,江淮宣抚司准备将戚方拥众叛,犯镇江府。后攻下广德军,次年六月被岳飞所破,降归张俊。
建炎四年三月,御营前军将杨勍叛。后犯婺州、处州,一度受刘光世招安,复叛,绍兴二年被宋将杨惟忠诱杀。
建炎四年十月,王善余党祝友拥众为乱。后渡江大掠,绍兴二年二月,归降刘光世军。
建炎四年十月,江东贼张琪犯建康府,受招降。绍兴元年四月复叛,占据徽州,十月在楚州为官军俘获,槛送行在。
绍兴元年正月,贼曹成入淮阳军,复引兵趋江州。曹成原与张用、马友属同一集团,后来分军南下,由江西入湖南,永兵十余万,次年受到岳飞的痛击,五月,以八万之众受韩世忠的招降。
绍兴三年正月,江西将李宗谅诱戍兵叛,寇筠州。三月,为李纲派兵击降,被杀。
宋太祖曾自豪的说过“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推其用意,是将桀骜恣肆的不稳定因素强制融入军队这一国家机器中,使其难以直接危害社会与政权。但太祖没有料到军队本身也有这种全面失控的时候,这时,收隶尺籍的犷暴之民经过了训练,拥有了武装,结成了集团,就像上百头突破铁笼的恶狼与猛虎,不仅使历经战乱的国计民生雪上加霜,而且直接威胁到南宋政权的自身安全与立足根基,其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高宗小朝廷南渡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群盗”上,以至当时宰相赵鼎都说:“渡江以来,每遣兵将,只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战。”南宋政权剿灭流寇,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威胁,巩固了后方,有利于南宋的社会安定与经济恢复,这一战争大体到绍兴五年基本完成。在平定流寇集团中,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和岳飞所起作用最大,并通过对流寇的招降与改编,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成为拥有重兵的中兴四大将。
现在,再来说说这一时期的农民武装。土地兼并与赋税繁重,往往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症结所在,这里有必要补充说说两宋的赋税。宋代无地的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国家则向土地所有者(不论地主还是农民)征收两税,夏税征绢麦,秋税征粮食。此外还有“支移”、“折变”、“和买”、“和籴”等附加税。所谓支移,是借口将两税实物运送边地而征收的“道里脚钱”;所谓折变,是有意让纳税户将实物折成货币,或将货币折成实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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