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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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定五年六月，尚书省竟诬奏其通敌谋叛，宣宗信以为真，说他“前日之俘，随时诛戮，独于宋族，曲活全门”，就是别有企图，将他处死。安贞有将略，他一死，侵宋战争即难以为继。金朝不仅没有实现一厢情愿的扩地立国的美梦，反而因战争巨耗而国用困乏，兵马折损，十不存一，大大削弱了抗蒙的实力，加速了自身灭亡的进程。
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到宣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双方就像一对筋疲力竭的拳击手，谁都没有击倒对方的优势，气喘吁吁的都想休战了，当然，这一愿望对金朝也许更迫切些。这场战争对南宋的警示作用十分明显，就是王夫之在《宋论》里指出的：“以既衰之女真，而宋且无如之何，则强于女真者，愈可知也！”但宋朝似乎很少有人看到来自女真背后的蒙古威胁。
在宣宗南迁前后，河北地主武装纷纷结社自保，其中清乐社首领史秉直率清乐军投降蒙古军统帅木华黎，其子史天倪被封为万户。史天倪旋即御其叔史怀德统领私家军队，与蒙古军合兵攻陷辽西重镇北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南）。其后，天倪族弟天祥为蒙古军攻打大定府以南的其他地主堡砦，贞祐三年八月，与中都的蒙古军会合，南攻河间府、大名府、沧州、深州等河北、山东州府。像史家父子兄弟这样的官吏、地主武装纷纷叛金助蒙，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金朝在中原的统治基础，金朝抗蒙形式更为恶化。
当然，在拥兵割据、守土自保的地主武装中，也有以拥金抗蒙相号召的，金朝统治者往往授以“义军”的名义，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屏卫金朝统治的中心地区。河北义军队长苗道润曾先后收复金朝五十余城，金宣宗封他为中都留守兼经略使，命其收复中都，却被中都经略副使贾瑀挟私隙刺杀，朝廷也不过问。
苗道润旧部张柔誓师复仇，金朝就任命他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但他后来却投降了蒙古，虽杀了贾瑀，却回过头来攻打金朝州县。因而这些“义军”首领决不是忠贞不二的拥金抗蒙派，拥金还是降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利害得失，绝无道义可言。
在蒙古罗致史秉直父子、南宋招降李全夫妇的启发下，金朝早就有大臣提议封建河朔，借助实际上已经裂土拥兵的地主武装来为金朝守地保民。兴定四年（1220年），宣宗听从御史中丞完颜伯嘉的建议，对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九个实力最大的地主武装首领分封九公，让他们各自统辖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九人姓名封号、势力范围及其最终结局分别是：
王福，原任沧州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封沧海公，主要管理清州（治今河北青县）、沧州（今属河北）、景州（治今河北东光）地区。投降归宋的红袄军首领张林。
移剌众家奴，原任河间路招抚使、权元帅右都监，封河间公，赐姓完颜，主要管领献州（治今河北献县）、蠡州（治今河北蠡县）、安州（治今河北安新南）、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河间府（治今河北河间）地区。坚持抗蒙。
武仙，原任真定经略使兼知真定府事，权元帅右都监，封恒山公，主要管领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沃州（治今河北赵县）、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威州（治今河北井陉）、平定州（治今山西平定）地区。先降蒙古，复归金朝。
张甫，原任中都东路经略使，封高阳公，主要管领雄州（治今河北雄县）、霸州（治今河北霸县）、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和中都大兴府的东南诸县。投降李全，李全降蒙，被杀。
靖安民，原任中都西路经略使，权元帅左都监，行中都西路元帅府事，封易水公，主要管领涿州（治今河北涿县）、易州（治今河北易县）、保州（治今河北保定）、安肃州（治今河北徐水）地区。抗蒙被杀。
郭文振，原任辽州刺史，封晋阳公，主要管领河东北路（今山西省中部）。抗蒙，溃不成军。
胡天作，原任平阳便宜招抚使，封平阳公，主要管领平阳府（治今山西临汾）、晋安府、吉州（治今山西吉县）、隰州（治今山西隰县）地区。降蒙，被杀。
张开，原任潞州招抚使，封上党公，赐姓完颜，主要管领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潞州（治今山西长治）、沁州（治今山西沁县）。坚持抗蒙。
燕宁，原任山东安抚副使，封东苴公，主要管领益都府路（今山东中部）。抗蒙战死。
他们都兼宣抚使，总帅本路兵马，若收复失地，即归其管属，有权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实际上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宣宗企图用这一手段来尽可能的维系金朝的统治，无疑承认了中央集权制的解体，削弱了抗蒙战争的统一指挥与行动。九公中虽然有人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被鼓荡起来的封建割据的劣根性，往往导致各公之间为扩大领地而兵戎相见，难以实现抗蒙安民的初衷。
与此同时，由木华黎任统帅的侵金蒙古军，也千方百计招纳金朝地主武装，以确立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地主武装的向背，在金蒙力量消长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同样是争取地主武装，在蒙古为得策，而金朝所谓“九公封建”却是弊远大于利。
最后说说宣宗。他因纥石烈执中的弒君而侥幸继位，却不敢追究这一逆臣。术虎高琪杀执中，一个固然该杀，一个却是擅杀，宣宗仍不敢追究，纵容高琪专断朝政。其无能和无权，由此可知。其后术虎高琪为相，擅作威福，内外臣民无不扼腕切齿的想杀了他，但宣宗迟迟不敢动手。
为防御蒙古军攻破汴京，高琪先建议修筑里城，固守这一弹丸之地；后主张放弃汴京，专修一可抗蒙军的山寨。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怒斥道：“即令逃入山寨得生，还能成为国家吗！”专擅之臣和昏聩之君就是这样了断国事的。
直到兴定三年，高琪唆使家奴杀高琪妻，还想让开封府为他杀奴灭口，事发，宣宗才趁机诛杀高琪。但经高琪多年专政，国事衰替，病入膏肓，已不能有所作为了。
元光二年（1223年），宣宗在汴京病死。纵观宣宗：放弃中都，迁都汴京，是第一大失策，从此大势遂去，人心尽失；不思抗击蒙古，反去进攻南宋，是第二个大失策，兵力既分，徒劳无功；封建九公，承认割据，是第三个失策，集权不在，中原瓦解。总之，金朝亡于哀宗之手，但使亡国成为定局的却是宣宗。

细说宋朝68：李全
金宣宗即位时，山东、河北的红袄军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义军初起，着红袄为标记，以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和兖州郝定等势力最强。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后，曾派仆散安贞率精锐花帽军前往镇压，杨安儿、刘二祖和郝定相继战殁。杨安儿数万余部由其妹杨妙真收拾，她的梨花枪号称天下无敌。不久，李全与她结为夫妇，顿时实力大增。宣宗侵宋以后，这些起义武装由单纯反金改为联宋抗金。杨安儿旧将季先率先归附南宋，受命联络山东义军。李全就此攻克海、莒、密、青诸州，南宋给了他京东副总管的空名衔。
李全出身农家，做过弓手，故而弓马矫健，以善使铁枪闻名遐迩，时称“李铁枪”。嘉定十一年，他率部归宋，再攻海州，远袭密州，抗金积极性十分高涨。次年，又在化陂湖大败金元帅左都监纥石烈牙塔，使金军不敢轻窥淮东。
听说金将张林有心归宋，李全亲至青州（今山东益都）劝降，仅带数人入城，博得张林的信任，让他将自己管辖的山东十二州府的版籍悉数上表宋廷。因这不期而至、不战而捷的胜利，宁宗与史弥远君臣任命李全为京东安抚使兼总管。南宋试图对中意军民通过招诱节制、授官封爵，利用他们反金，也仅是利用而已，这一做法与晚清西太后利用义和团颇相仿佛。
金朝深感李全威胁之大，派人招谕。李全表示“宁做江淮之鬼，不为金朝之臣”。盱眙（今属江苏）是北方忠义兵民与南宋往来的要冲，知盱眙军贾涉认定这些义军是“饥则噬人，饱则用命”的饿虎，处心积虑预防他们“反噬”。他将李全一军分为五砦，招刺了其中近六万人，放汰了三万余人，在余下义军武装的周围常屯官军六万，以为钳制。这种猜忌防范令南归义军为之寒心。
李全在各路义军中实力最强，战绩最著，渐有睥睨诸将之心。嘉定十三年，他买通贾涉亲信诬陷季先谋叛，贾涉诱杀季先收编其军，季先部将拒绝整编，迎另一义军将领石珪统领余部。贾涉深以为耻，李全自告奋勇进讨，石珪走投无路叛降蒙古。李全就把季先、石珪的余部都收在自个儿麾下。
次年，李全之兄李福与张林争夺胶西盐场，威胁要让李全取其头颅，张林再以山东诸郡向蒙古鲜降。对南宋说来，从来没有试图在控制山东州郡上采取实质性措施，因而来的意外，去得也容易。
眼见李全日渐坐大，史弥远的政策着眼点是“惧激他变”、“姑示涵容”，具体措施就是以高官厚禄实行笼络。嘉定十五年，南宋任命李全为京东路镇抚副使，进拜保宁军节度使，次年赐犒军钱三十万缗。
嘉定十七年初，许国接替贾涉赴淮东制置使之任，到任伊始，他傲然端坐接受李全的庭参，完全不顾“节使当庭参，制使必免礼”的官场常规。李全自建节后，与前帅贾涉都分庭抗礼，对位轻望薄的许国妄自尊大，憋了一肚子气，一出门就骂咧开了。
过了半月，李全欲回青州，唯恐许国扣留，表面上折节为礼，动息必拜，许国得意的以为镇服了李全，不知李全在耍弄他。李全离开楚州帅府时，已下定了叛宋的决心。
正当楚州剑拔弩张的当口，发生了湖州之变，起事者打着李全的旗号，主谋潘壬也是逃到楚州被捕的，令李全更不自安。宝庆元年二月，李全派部将刘庆福回楚州发动兵变，库藏钱物被洗劫一空，许国流血满面，缒逃出城，自缢于途中。
史弥远接报，唯恐激怒李全，酿成更大变乱，新派徐晞稷为淮东制置使，指示他曲意安抚，实质是姑息养奸。李全有恃无恐，移牒另一支山东义军的领袖彭义斌，声称许国叛变已被诛杀，你部应受我节制。彭义斌声讨李全擅杀之罪，李全大败。义斌收编李全降兵，声势大振，致书南宋沿江制置使赵善湘，建议讨平李全反叛势力，再光复故土。
李全也恶人告状，诬陷彭义斌谋叛。义斌整军北上，围东平，下真定，击败金将武仙，众至数十万，奋力抗击蒙古军，但南宋却任其自生自灭。义斌最后在赞皇（今河北赞皇）五马山被蒙军俘杀，所收复的河北山东州县再落蒙古之手。李全成了山东境内唯一未归附蒙古的武装力量。
宝庆二年，蒙古军向李全据守的青州发起攻击。李全大小百余战，无法取胜，粮道断绝，形势危急，派其兄李福向楚州宋军求援。南宋却打算乘人之危解决李全。新任淮东制置使刘琸纠集另两个忠义军总管夏全与时青，准备诛杀李全在楚州的余部。
当时杨妙真与李福都在楚州，她艳妆约见夏全，晓以兔死狐烹的道理，并说：“听说三哥（指李全）已死，我一个妇人，岂能自力。这就以身侍奉将军，子女玉帛，唯你所有。”夏全招架不住美人计，与杨氏合兵包围楚州官衙，刘琸仅以身免，逃到扬州忧惧而死。夏全回大营，却吃了杨氏全武行的闭门羹，只得投降了金朝。
理宗对楚州兵变依旧宽纵，命新任淮东制置使姚翀“抚定”杨妙真。次年五月，李全坚守青州一年，战斗十分惨烈，城内军民从数十万锐减至数千，粮尽援绝，以致“自食其军”。李全意欲投降蒙古，却恐部众反对，便假装自杀，由亲信救起，佯劝其留得青山，投降蒙古。李全在三国之间朝秦暮楚，有人劝蒙古诸帅孛鲁杀之以免后患，孛鲁以为“山东未降者尚多，杀之徒失民望”，仍命其专制山东行省。
留在楚州的李全之兄李福与李全旧部刘庆福都想吃掉对方，李福诈病，杀死了前来探病的刘庆福。随后，李福与杨妙真宴请姚翀与制司幕府官员，杀了幕府官，割了姚翀的胡须，姚翀缒城夜逃。
面对楚州接二连三的事变，南宋政府干脆不再设制置司，把防线从黄河一线退缩到长江一线，改楚州为淮安军，视其为羁縻州，也彻底断绝了当地义军的粮饷。
当地义军将此归咎于李全，联手杀了李全之兄李福、李全之子李通和李全之妾刘氏。李全闻讯，向蒙古要求南下复仇，同时他也早想摆脱蒙古对他的控制。蒙古不允许，他自断一指，发誓南归必叛，蒙古这才同意。
绍定元年（1228年）十一月，李全率军回到楚州，表面上再次归附南宋以获取其钱粮，暗地里给蒙古的岁贡也从不短缺，同时与金朝也保持着联系，脚踏三只船。直到这时，只要李全不生事，南宋政府还企图以官爵粮饷笼络他。李全则把从南宋得到的钱粮赡养他的军队。
次年四月，李全以缺粮告糴为借口，派海船直抵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兴（今属江苏），意在熟悉海道，窥探临安。绍定三年（1230年），南宋进拜李全为彰化、保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为京东镇抚使兼京东忠义诸军都统制，指望他不要叛乱。李全拒绝接受，愤愤说：“朝廷当我是小孩，哭了就塞个果子！”同时，也赶制南侵的海船，招纳沿海亡命充任水手，其侵宋的用心已昭然若揭。
参知政事郑清之深以为忧，向理宗陈述李全种种反状，力主立即进讨。随后征求史弥远意见，权相虽一贯主张“内图战守，外用调停”，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便命江淮制置大使赵善湘总领诸军，便宜从事，赵范为淮东安抚副使，赵葵为淮东提点刑狱，俱节制军马，准备讨伐。
这年岁末，李全驱师南下，公然反叛。史弥远致函给他，许诺只要退回楚州，就给他增加一万五千人的粮饷，还不打算挑破这个毒瘤。李全置之不理。他原拟奇袭扬州，渡江直取苏杭，误听了部将郑衍德的馊主意，先去攻打通州（今江苏南通）与泰州，等他兵锋指向扬州时，赵范、赵葵已入居扬州，做好了守城决战的准备。
李全进退两难，只得倾力攻城，但败多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