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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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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进退两难，只得倾力攻城，但败多胜少，不能迫近州城。他便驱使周边农民数十万，列砦围城，绝其外援，企图困死扬州军民。自己驻营平山堂，张盖奏乐，置酒高会，布置筑围浚堑事宜，准备长期围困扬州。二赵瞅准机会，适时出击，屡败李全。
绍定四年正月，赵范、赵葵利用李全自大轻敌的特点，选精锐数千，打着被李全击败过的军队的旗号出城佯战。李全大言“看我扫平南军”，跃马出阵。赵范挥师并进，赵葵亲自搏战，宋将李虎绝其归路。
李全这才感到不对头，率数十卫骑北走新塘。新塘决水以后，淖深数尺，表面因战尘飞扬看似干土，李全仓皇之间陷入淖中，不能自拔。南宋追兵赶到，李全大喊“不要杀我，我是头目”，但转眼间就被数十杆长枪活活刺死。
李全死后，余部被二赵一路追杀，败退楚州，推杨妙真为主帅。杨妙真慨叹：“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如今大势去矣！”便率残部北渡淮河，投降了蒙古。至此南宋才收复被李全占据的淮东州郡，历时十余年的李全之乱才告解决。
李全有个儿子（一说养子）叫李璮，自李全死后继续在蒙古治下专制山东行省。他张大宋军声势，来向蒙古要价，扩大自己的实力。景定三年（1262年），他叛蒙古而归南宋，献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涟水（治今江苏涟水）等三城，南宋任命他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进封保信、宁武军节度使，仍打算用空衔换取牵制蒙古的实惠。但忽必烈很快命史天泽将其讨平，济南城破之时，他投大明湖自尽，水浅不得死，被俘后肢解而死。这是后话，对当时宋蒙战局也未引起多大波澜，就此带过不表。
李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既有农民起义军领袖与忠义民兵首领的因素，又有流氓游寇与民族叛徒的成分。他出尔反尔，前期反金抗蒙附宋，后期降蒙联金反宋，其中固有其野心与个性的作用，企图在三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寻找与扩张自己势力的空间（他也确实成为当时独立于三国政权之外的一大政治势力），但南宋政府的政策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南宋先是对李全实行猜忌压制的政策，同时却企图利用他在与金蒙的对抗中火中取栗，这自然使他深有戒心，加速他的离心倾向。随着他的势力扩张与野心膨胀，南宋却一味姑息放纵，养虎贻患，没能及时果断地采取讨叛措施，致使他勇兵自重，兴风作浪，蹂躏淮东州郡达十余年。在宋金蒙三国鼎峙的战争格局中，南宋政府把一个可以结盟的对象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
细说宋朝69：金哀宗
金宣宗共有三个儿子。太子守忠在宣宗即位三年后去世，守忠之子立为皇太孙，不久也死。次子守纯乃庞贵妃所生，庞氏野心勃勃，一心要为儿子夺皇位。幼子守绪乃王淑妃所生，被淑妃之妹王皇后养为己子。如今嫡长子一脉已绝，按“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的传统继承法，自然应立守纯；但王皇后有宠，故而守绪被立为皇太子。
元光二年（1223年）十二月，宣宗临终的晚上，只有一位前朝的老年宫妃郑氏在侧侍奉，宣宗让她“速召太子主后事”，言罢气绝。郑氏秘不发丧，恰王皇后和庞贵妃前来视疾，她为防庞氏与守纯生变，借故让他们另室等候，随即将室户锁闭，急召大臣，传遗诏立皇太子。这才放出后妃，发丧如仪。守纯已先于太子入宫。守绪命卫士三万集结在东华门大街，令护卫四人监护守纯，才宣告即位。金朝皇位之争几乎持续到金朝灭亡。
正大元年（1224年）正月，金哀宗即位不久，有一天，狂风吹落端门上的屋瓦，一个穿这吊丧麻衣的男子，望着承天门又笑又哭，问其缘故，他说：“我笑，笑将相无人；我哭，哭金国将亡。”这类亡国之兆，历朝季世几乎都有，史家记之于五行妖异，现在轮到了金朝。
哀宗即位之初，主持侵金的蒙古统帅木华黎刚死，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域的战事，金朝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哀宗也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首先停止了侵宋战争，同时与西夏议和。尽管这一决策为时过迟，但毕竟有利于集中兵力，抗御蒙古。他还起用了一些主张抗蒙的大臣和抗蒙有功的将帅。
但哀宗决不是力挽狂澜的有为英主，他的施政纲领只是“述先帝之遗意”，宣宗贻误了十年的时间，他不久也步了乃父的后尘。王皇后还有一个姐姐，封为郕国夫人，能随时出入宫廷，号自在夫人。她干预朝政，权势通天，奔竞者往往纳贿取媚。皇族白撒，目不识丁，却奸黠有余，因善于奉迎，当上了宰相，入朝办公嫌堂食不合口味，总自带家膳。
正大四年，蒙古灭西夏，拖雷监国，得以全力攻金。次年，金蒙在大昌原（今甘肃宁县西南）打了一场硬仗，金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以四百骑兵大败蒙古宿将赤老温八千之众。这是金蒙对抗以来金军的第一次大胜仗，陈和尚因此声名远播，忠孝军也成为抗蒙劲旅。大昌原之战说明金朝绝非无将，金军也绝非不堪一击，关键是朝廷的决策和用人。
正大六年，窝阔台继承汗位，开始全力灭金，金蒙战争进入了最残酷的白热化阶段。次年，窝阔台亲率大军进攻山西，命史天泽进围卫州（治今河南汲县）。由卫州过黄河就是汴京，因而能否固守卫州直接关系到金朝存亡。哀宗命完颜合达等领兵十万驰援，先锋完颜陈和尚领忠孝军三千出击，蒙军退兵，卫州解围，汴京暂安。
正大七年，窝阔台确定灭金战略：由窝阔台亲率中路军，攻河中府，下洛阳；斡陈那颜率左路军进军济南；拖雷率右路军由宝鸡南下，借道宋境，沿汉水出唐州、邓州，次年春季会师汴京。九月，蒙军三路齐发。次年正月，窝阔台军占领郑州，游骑已到开封城下，哀宗慌忙让正在与拖雷军作战的完颜合达回师救援。
与此同时，拖雷军也进抵邓州境内的禹山（在今河南邓县西南），遭到金将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的殊死抵抗。拖雷留一部分蒙军牵制，主力分道直奔汴京。合达和蒲阿奉命率步骑十五万驰援汴京，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以南三峰山后被拖雷大军追击，前遇窝阔台大军阻截，陷入重围。时正大雪，金军粮尽，人乏马困，枪槊蒙雪，结冻如椽。蒙军围而不战，烧火烤肉，轮番休整。而后有意让开通往钧州的一条路，在金军北走“突围”时，给以致命一击，进军全线崩溃。
移剌蒲阿领一支兵杀向开封方向，旋即被俘，遭劝降，答以“我是金国大臣，只应死在金国”，不屈被杀。完颜合达与完颜陈和尚率残兵数百突入钧州城内，但寡不敌众，城破，合达败死，陈和尚被俘，面对劝降，坚决不跪拜，被先后砍断膝胫、足胫，割开了嘴，仍怒骂不绝口，喷血而死。
在抗蒙战争中，金朝也涌现了不少像完颜陈和尚这样的民族英雄，后人也应该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去宣传他们。三峰山之战是金蒙之间决定性的战役，此战，金军不仅精锐尽失，还损失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两位主帅和完颜陈和尚等主要的战将，金朝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了。
开兴元年（1232年）三月，蒙古军攻克洛阳，挥师进围汴京孤城。哀宗与后妃聚在一起，以泪洗面，他先想偷偷自缢，被救下，后想跳楼自杀，又被救下。有臣下一针见血指出：“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断，将相怯懦。”哀宗遣使恳求纳质求和，不获应允。
五月起，城内发生瘟疫，《金史·哀宗纪》说五十天内出殡的死尸达九十余万具，这一数据肯定有夸大，但瘟疫来势迅猛可以想见。城内粮食断绝，以至于人相食。汴京城援绝粮尽，勉强撑持到岁末，哀宗决定仿效乃父故伎，弃城出逃。但乃父当年还有汴京作为退路，而哀宗根本没有方向。
十二月，哀宗将防务交给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奴申和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事完颜斜捻阿不，让皇太后和后妃们留守京城，表明他还要回銮，借以稳住城中人心，自己带着扈从的小朝廷，匆匆出城。
哀宗原来准备西逃汝州，听西来金将说京西三百里无井炊，便改道东行。元帅完颜官奴则主张攻卫州（今河南汲县），因为那里有粮可守。平章政事白撒以为还不如进驻归德（今河南商丘南）。
哀宗听从了官奴之策，连攻卫州三日不下，而蒙古大军随即来援，金军闻风溃逃。哀宗在白撒再劝下逃往归德，他把卫州之败归咎于白撒，这才把这个误国的皇族宰相投入大牢。七天以后，总嫌堂食不合口味的白撒活活饿死。
卫州之败的消息传来，汴京百姓才知道哀宗是撒手不管自逃生路去了，对哀宗的不满便转移到留守汴京的二相身上。因粮食断绝，汴京城内一升米售至白银二两，沿路饿殍相望，时见士女行乞，甚至发生自食妻子的惨剧。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发动政变，杀了留守二相。
在群众指望崔立为一城生灵作主时，他却自着御衣去见蒙军统帅速不台，企图让蒙古大帅立自己做儿皇帝。回城后，一把火烧毁了城防工事，把皇太后、后妃、宗室五百余人交给蒙军，押解北上。汴京陷落，蒙军入城，先把崔府搜刮的珍玩连同其妻妾儿女抢劫一空。
哀宗进驻归德，知府石盏女鲁欢升任枢密副使兼权参知政事。蒲察官奴继完颜陈和尚之后统领忠孝军，他虽是坚决的抗蒙派，但为人专断跋扈。这跋扈表现有三：其一，他在尚书省设宴调解时杀了与他不合的对手统兵元帅马用；其二，随即以谋反的借口杀了石盏女鲁欢等将相三百余人；其三，把哀宗隔离在照碧堂，挟天子以令诸侯，朝臣不敢奏事。
五月，官奴率四百五十忠孝军袭击驻扎在归德城北的蒙军大营，蒙将撒吉思卜华败死，敌军溺死者达三千五百余人。蒙军暂时败退，哀宗一面授官奴为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一面哀叹自己不知用人，以致几同狱囚。
哀宗早打算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这是逃跑主义的最后退路，再往南就是南宋边境了。官奴反对南逃，扬言谁再主张就杀他的头。六月，哀宗与近侍密谋，设伏杀死了官奴。用意一是受不了官奴的专擅，一是这样才可能南逃。蔡州无显可守，又随时受到来自南宋的威胁，哀宗迁蔡，其不智与放弃汴京相同。
初到蔡州，因蒙古与南宋正协商联合灭金的事宜，哀宗竟当了三个月的天平天子。他下令营造见山亭，供游憩之用。尚书右丞完颜仲德说：“蔡州公廨虽不及皇宫万一，但比野处露宿强。今大兴土木，恐人心解弛。”不久，哀宗又让内侍为他私下物色处女以备后宫，仲德进谏道：“老百姓无知，神不可不畏！”
就在哀宗醉生梦死不图救亡之际，南宋与蒙古达成了共同灭金的协议。此事还得从南宋角度细说原委得失。早在金宣宗发动侵宋战争的当年，即1218年，成吉思汗就派木华黎的叔父者卜客使宋，讨论联手灭金的可能性。南宋是表示响应的，也遣使报聘。
而窝阔台假道于宋以伐金的计划，实际上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遗嘱。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在进攻西夏的同时，就试探着侵略南宋四川境内。宋四川制置使郑损弃守七方关（在今甘肃康县东北）、仙人关（在今甘肃徽县南）、武休关（在今山西留坝南）三关，把关外五州军拱手相让给蒙古军。这年是丁亥，宋方称为“丁亥之变”。
绍定四年（1231年），当窝阔台将其父遗嘱付诸实施时，拖雷先攻下天水军（今甘肃天水南）、成州（治今甘肃成县）和西和州（治今甘肃西和西），再派者卜客出使宋军，提出假道的要求。不料者卜客被南宋沔州统制张宣杀死，大怒之下，拖雷干脆武力借道。
蒙军攻陷沔州（治今陕西勉县），一路南下四川腹地抄掠，直到果州（今四川南充北）；另一路东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夺饶风关（在今陕西石泉西）。宋四川制置司被迫供应粮草，派出向导，引导蒙军沿汉水东下，出邓州，对汴京完全战略包围。
绍定六年，金哀宗逃往蔡州以后，窝阔台派王檝出使南宋，约定共同攻蔡的日期。宋理宗见金朝灭亡在即，遣使赴蒙，同意联合灭金。金哀宗获知这一情报，立即遣使南宋约和，转告的理由倒十分鞭辟入里：“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既是为我们自己，亦是为你们。”但是，这不过是外交辞令，哀宗与宋约和，只是减轻两线作战的军事压力，背地里他却认为南宋不堪一击，还打算挥师西向，从南宋的川蜀夺取生存空间。
那么，南宋方面是否全然不知唇亡齿寒的常识，而作出联蒙灭金的决策呢？早在嘉定七年（1214年）蒙古侵金时，朝廷讨论断绝纳金岁币，提举淮西常平乔行简就提出：“金国，过去是我们的仇敌，今天是我们的屏障。唇亡齿寒的古训可以为鉴。不妨仍给岁币，使拒蒙古。”权相史弥远认为他所虑甚远，准备继续纳币。
一批太学生伏阙丽正门，痛斥乔行简卖国，要求砍他的头。史弥远深知学生运动惹不起，就停了岁币。这一决策实际上等于向金朝宣布嘉定和议无效，宋金关系的恶化责任最先在南宋方面。金宣宗侵宋，固然是大失策，但与此也不无关系。兴定侵宋使南宋朝野民族主义的仇金情绪再次急遽升温，虽知唇亡齿寒的常识，也不可能达成联金抗蒙的同盟。
金哀宗即位，虽然停止了侵宋，但双方却都政治短视，缺乏三国时孙刘联盟的那种远见，尤其是有燃眉之急的金朝，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应有的主动和诚意，以致双方未能结成抗蒙联盟，这是十分可惜的。
平心而论，南宋政府虽在嘉定十一年（1218年）就响应蒙古联合攻金的建议，却迟迟不见行动，应该就有唇亡齿寒的考虑在内。而金哀宗在即位的十年内丧失了与宋联手的大好时机，灭亡在即，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才想到约和之策，同时还在打南宋四川的主意。
面对金朝灭亡之势和得知金朝图蜀之谋，再联系到宋金关系的历史宿怨和近期走势，南宋决策联蒙灭金，实在也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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