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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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为例，漕司治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宪司治济州（今山东巨野），帅司则治郓州（今山东东平）。前述北宋十五路、二十三路和二十四路，都指的是转运司路。
乍一看去，路级机构给人以叠床架屋的感觉，实际上正体现了宋代地方行政贯彻三大纲领的特点。太祖、太宗朝，转运使逐渐拥有比较完整的治理一路的权力，成为一路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说，宋初的转运使实际上是汉朝的刺史、唐代的藩镇在新时期的翻版。正是看到这点，才有其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和安抚使的设立，将有关权力依次从转运使那里剥离出去，彻底杜绝了路级长官重蹈前代藩镇覆辙的可能。
漕、宪、仓、帅四司是并行的路级机构，各司所职，各不统属，不但监司之间互不统属，帅司与监司之间也互不统属，分别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不仅如此，宋代实行路级长官互察制度，内容包括监司之间的互察、帅司和监司的互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机构，使任何路级长官都不可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局面。
三大纲领对宋代削夺藩镇权力、分割宰相权力和制约路级权力，都起了不可替代的指导性作用，仅凭这点，赵普就无愧是见识透彻的政治家。

细说宋朝10：宋太祖
宋太祖以一军旅武将夺得天下，在位十六年，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基本统一了南方，并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强化了中央集权，彻底消弭了中唐以来造成地方割据的动乱因素。太祖不仅为赵宋王朝，也为其后的封建王朝留下了一笔不可缺少的政治遗产，宋代以后的统一王朝没有再出现分裂割据局面，这笔政治遗产是大起作用的。王夫之在《宋论》里认为，宋太祖的功业“故将夷汉唐而上之”。《宋史·太祖纪》也认为：“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还说太祖作为创业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与其他开国帝王相比，宋太祖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治国与为人也自有特色和魅力。
太祖虽出身武将，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只有书籍数千卷，世宗说：“你做将帅，应该致力于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干什么？”他答：“蒙用为将帅，常怕完不成任务，故而聚书观看，就为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
太祖文化水平较高，也能吟上两句诗，有一首咏《日》：
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简直是他立志君临天下的自白，充满了王霸之气。
有时候，太祖也会说两句文人的好话。乾德三年平蜀不久，他发现后蜀的铜镜铸刻着“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乾德是北宋的年号，太祖大感不解，翰林学士窦仪说：“前蜀王衍也用过这一年号，一定是那时所铸。”太祖感慨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正因如此，后人都以为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是太祖定下的。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出于防范的需要，贬抑武人是宋初的基本方针，其后也成为宋代家法。由于贬抑武人，势必擢用文士，相形之下文人身份似乎大涨。而太祖实际上是抑武而并不太重文的，他对赵普有段话道出个中心思：“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说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有一次，太组指着朱雀门上的题额问赵普：“为什么在‘朱雀’后加个‘之’字？”赵普说：“语助词。”太祖轻蔑的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言谈之间掩饰不住对文人的鄙视。
有人把太祖誓碑作为其重文的论据，这也值得斟酌。建隆三年，太祖曾在太庙沁殿的夹室里立一誓碑，规定今后凡太庙祭奠或新天子即位，都必须恭读三条誓词，除“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还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条，固然反映了太祖的宽容与自信，但恐怕主要还是认为这些文人成不了大害，完全可以宅心仁厚，不开杀戒。大体说来，重文与抑武相结合，成为不可分割的宋代家法，当在太宗时代。
禅代以后，太祖拜见母亲杜太后，太后愀然不乐地说：“我听说做皇帝难。如果统治得其道，则被人尊崇；如果一旦失控，要求做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可能。这就是我担心所在。”太祖恭谨的表示受教。在其后治理朝政中，太祖还是十分注意“治得其道”的。
即位不久，一天罢朝，他久坐便殿，沉默不语，内侍问他何以闷闷不乐，他说：“你以为皇帝那么好做吗？早朝时，由着性子办了一件事，想起来有误，故而不快。”开宝元年（968年），皇宫修缮完毕，各道正门都在中轴线上，太祖端坐寝殿，命诸门洞开，一无遮蔽，得意地对左右大臣说：“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可见！”这话当然有自夸的成分，但敢于自夸，至少说明他心思不太邪曲。
太祖在禅代以后，优待礼遇后周世宗的子孙，在平定南方各国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在历代开国皇帝中都是少有其比的。据说，太祖入宫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大臣如何处置，赵普主张处死，潘美后退不语。在追问下，潘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共事世宗。劝陛下杀，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表示：“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我不忍做这等事。”因而他立下誓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的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后蜀既平，太祖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说：“蜀道千里，而孟昶王蜀三十年，人心难测。请擒孟氏而杀其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这事颇详，并盛赞“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其实太宗还是杀降的，南唐后主李煜即被他鸩杀，赵翼失于考证，谬加称誉。而比起历史上那些杀降王、诛功臣的开国君主来，太祖还算是处理得当的。
太祖为人豁达自信，往往以此高人一头。既得天下以后，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发迹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说：“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说起类似的话。
有一次，一个军校献手挝给太组，说明挝首就是剑柄，有利刃暗藏其中，平时可以当手杖，危急时可以防不测。太祖大笑着把手挝扔到地上，说：“让我亲自使用这玩艺，事态要到什么程度？到那种时候，这玩艺还能管用吗？”
正出自这种个性，太祖能知人善任，任人不疑。他曾慨叹“安得有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赵普说：“恐怕维翰还在，陛下也不会用。”因为桑维翰贪钱好货。太祖说：“苟用其长，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他十万贯，就撑破屋子了。”实际上他对赵普就是如此做的。
有一次，吴越国主钱俶遣使送海产十瓶给赵普，放在廊下，恰巧太祖驾临，问及何物，赵普答以海产。太祖说：“这海产必佳。”即令打开，见满瓶都是瓜子金。赵普惶恐顿首，说自己不知底里，否则一定奏闻谢绝。太祖笑道：“受之无妨。他以为国家事都由你书生做主。”一笑之间化解了一件可以问罪的大事。
太祖自奉节俭。他在战利品中见到孟昶所用的七宝装饰的溺壶，感慨地说：“用七宝装饰这家伙，该用什么盛饭呢？所为如此，不亡何待！”立即命人将他砸碎了。他的爱女穿着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太祖让她不要再穿，对她说：“你做公主的一穿，宫闱贵戚争相仿效，京城翠羽的价格就会大涨。小民逐利，辗转贩易，捕捉伤生，由你而起。你生长富贵，岂可造此恶业之端？”
有一次，宋皇后对他说：“官家作天子日久，何不用黄金装一乘肩舆，乘坐出入？”太祖说：“我以四海之富，即便宫殿都以金银装饰，也办得到。但想到我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古训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倘若只想厚自奉养，让天下之人怎么拥戴你呢？”自奉节俭虽非帝王大德，但也可折射其为人治国的某一侧面。
也许正因如此，太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严加惩治。据统计，太祖在位期间因贪污受贿处死的官吏达二十八人，处死方式有杖死、弃市、凌迟等极刑，级别则有郎官、刺史等。《廿二史札记》有《宋初严惩赃吏》条罗列详尽，并探其缘由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作为武将出身的帝王，太祖自有粗暴横戾的一面，但他绝不是一个率性而为的暴君，能适时适度的控制自己的脾性，接受正确的劝谏。一次，他在后院弹鸟，有臣下称有急事求见，所奏却是常事，太祖怒问其故，那人说：“我以为比弹鸟总要紧急些。”太祖大光其火，拿起手里的柱斧柄撞他的嘴。那人慢慢捡起被撞落的两颗牙齿，放进怀里。太祖说：“你藏起牙齿，还准备告我吗？”答道：“我不能告陛下，自有史官记录这事。”太祖转怒为悦，赏赐给他金帛。
有一次，赵普曾荐举某人任某官，太祖不用。次日，赵普再奏，太祖仍不同意。第三天，赵普仍荐其人，太祖一怒之下撕碎了奏牍扔到地上。赵普神色不变，弯腰拾起退出。改日，赵普拿着补缀好的奏牍，再奏如初。太祖终于觉悟，启用其人。
又有一次，一个臣下按规定应该升官，太祖一向不喜欢这人，便不批准。赵普力劝，太祖发怒道：“我就不给他升迁，你能怎么办？”赵普说：“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人的刑赏，岂能以喜怒来决定呢？”太祖怒不可遏，起身而去，赵普跟随其后；太祖入宫，赵普立在宫门旁，久久不去，太祖终于收回成命。有个性而不固执，也许是太祖性格中吸引人的地方。

细说宋朝11：烛影斧声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死。老三即赵光义，后来继位为太宗，比他小十二岁。老四赵廷美比他小二十岁，与太祖、太宗都是同母兄弟。故事就在他们三兄弟之间展开。
陈桥兵变时，“市不易肆”，就是说士兵入城，秋毫无犯，这件事被理学家邵雍赞许为“唐虞而下所未有”。后来的史书说这是出自光义的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的约法立誓之举，以此烘托其高大形象。据记载，今已亡佚的《太祖实录》有新旧两本，旧本《实录》没有这一情节，而在新本《实录》中，光义不仅叩马而谏，而且成为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动者，以表明其继承太祖的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不过，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闻见录》里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说赵光义压根儿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这事虽难详考，但说明现存关于宋太宗的官方记载，是做过手脚的。
自建隆二年（961年）起，光义担任开封府尹，主持京师达十三年，其官署号称南衙。他把一大批文武人才网罗进自己的幕府，有学者作过考证，其幕府拥有宋琪、石熙载、窦偁、柴禹锡、程德玄等幕僚六十六人。南衙仪仗每出行，灿若图画，京城人总赞叹道：“好一条软绣天街”。大抵说来，这十余年，光义韬光养晦，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赵普从乾德二年（964年）起也独相十年，权位在光义之上。他识见过人，对光义的动向与用心，不会没有察觉。因而在赵普独相以后，原先关系尚称密切的两人，形成了旗鼓相当的两大政治势力，不时地明争暗斗。
两人的政争围绕着光义继统问题展开，双方往往谁也不露面，只是采取打击对方亲信的手法进行。这里仅举一例。一次，开封府判官姚恕进谒赵普，恰逢赵普宴客，管门的没有通报，姚恕怫然而去。赵普知道后，立即派人道歉，他仍掉头不顾。仅仅因是光义的幕僚，对宰相致歉也不领情，其气焰可见。赵普也怀恨在心，借机将他调任澶州通判，即便光义挽留也不买账。数年后黄河在澶州决口，姚恕被找到了碴，赵普以不及时报告水情为由，将他身穿朝服斩首弃市（暴尸街头），再投尸黄河，既出了口恶气，又打击了光义的势力。
不过，太祖晚年对赵普的独断专行也深为不满，但赵普勋望卓著，对他处置尤须谨慎。这时，翰林学士卢多逊因与赵普不和，每见太祖就攻击他。而赵普一方面因敢作敢为，树敌过多；一方面贪财好货，造邸店，夺民利，把柄不少。开宝六年（973年），太祖一方面扩大参知政事薛居正和吕余庆的参政权力，以分割其相权；一方面亲命重选中书堂后官，削去其心腹。
这年八月，赵普罢相。时隔一月，赵光义进封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后周世宗即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这两件事前后相接，表明光义久久不能确立为太祖继承人的地位，与赵普是有关的。在此且来探寻其间的蛛丝马迹。
其一，先从太宗的言行看。据官史记载，赵普死后，太宗曾对近臣公开声明：“赵普一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据《玉壶清话》，太宗贬谪赵普政敌卢多逊后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何事竟使太宗不能释怀如此，几欲开杀戒，不妨证诸野史。据《丁晋公谈录》，太宗即位不久，突然漏出一句话：“倘若还是赵普在中书，朕也不得此位！”原来赵普是太宗继位的阻挠者，也难怪太宗耿耿于怀。
其二，再从赵普的言行看。他在罢相的奏章里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他想撇清曾在太祖面前议论过的事，是很正常的，因为罢相即意味着否定他的议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