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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419-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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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到赤水城而兴奋不已，因为城里有电灯，而他们大多从未见过电灯。但是，当林彪抵达赤水附近的黄洞陂村时，他发现敌人在道路的一侧筑有坚固的碉堡，在另一侧的小山顶上修了强大的工事。敌人的重机枪朝着红军猛烈扫射。第三团竭尽全力战斗，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林彪派出一支队伍绕到小山后寻找通路，但是找不到，战士们打了一整天，还是毫无进展。这时，他们又看见一英里以外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显然，那是国民党部队在驰援赤水。林彪坚持着打到黄昏，然后撤过公路，拉开一段距离。他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毛泽东率领的主力这几天也受到一股敌人的追击。但这似乎没有引起他多大的注意，而任凭敌人穷追不舍，他想那不过是几团黔军“双枪”兵而已。一月二十七日，毛率部来到赤水河边的土城部外。彭德怀的三军团就在附近，五军团离这里也不远。当晚决定，三军团第二天一早迎击迫兵，把他们消灭掉，估计敌人有两个团，约二千至三千人。这类战术是朱毛的拿手好戏。成功后既可摆脱追兵，又可在林彪打出一条道路后，立即跟进过江。他们估计林彪随时可能报来得手的消息。届时，他们将把敌人甩掉，并在蒋介石醒悟过来前就到达长江北岸。这是个大胆的方案，但又似乎完全有可能做到。
一月二十八日拂晓，三军团发起攻击。毛在位于土城以东数英里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村外的小山顶上，视野广阔，几乎可以环视四周三百六十度。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类战斗通常只需几个小时。五军团这时已摆开了速战速决的阵势，准备全歼“双枪”兵。
不料，毛于清晨收到了林彪突进赤水受挫的消息。林已在前一天晚上下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他的位置在毛以北二十英里，急行军大约半天就可以到达青杠坡。
林彪失利的消息很快就使毛泽东明白了这场歼灭“双枪”兵的速决战出了毛病。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故人显然没有仓皇溃逃。红军固然打得很好，故人打得也不错。实际上敌人反而越战越强了。中午时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官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敌人的兵力也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即四个团。不仅如此。激战当中，又出现了更多的川军，总数增至八个团，至少一万人，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就数量而言，川军人数大约同毛部署的人马一般多。他原来预料兵力对比是四对一，现在成了一对一。离战场不远的地方确实应当另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名红军部队，然而从未让他们投入战斗。林彪率领的大约四千人还在二十英里之外。半天以后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险情。
高级指挥员两次亲临战场。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总司令部到前沿阵地督战，表明情况已很危急。川军指挥官显然已把八个团全部投入战斗，红军成败未定。
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亲自指挥战斗。
红军手中仅剩下两门幸存下来的山炮。战斗后期，朱德动用了其中的一门。开炮猛轰充当急先锋的川军教导旅。仅剩的那三发炮弹打完后，朱德下令把炮扔进赤水河，因为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下午两点，出现了新的紧急情况。二十英里以外的林彪接到命令，要他火速赶到青杠坡增援正在激战的三军团。但林彪最早也要到天黑以后才能赶到，这表明他们当时担心凌晨时红军的处境会更困难。
下午三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伤亡越来越大。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遇到了突然袭击，她从密集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军事委员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大家知道的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见这绝非是一次普通的战斗。现在清楚了，战斗中红军的命运可能危在旦夕。如果敌人投入更多的兵力，红军能不能顶住？ 谁也不敢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军委干部团——司令部的近卫部队、后备中的后备也都投入了战斗（他们表现得很出色）。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命令黄昏时停止战斗，迅速毁掉赤水河上的桥梁，取消了北上渡江的计划。主力红军究竟能不能、以及何时才能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要看事态的发展。眼下红军不得不推迟人川，暂时栖身云南。
军委向林彪下达了新的命令。让他必须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前 过河，同其他部队一起撤退。要竭尽全力后撤，以保存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已有十天，而现在红军的命运是生死未卜。
毛泽东终于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林彪数天前到达土城时，夺取了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浮桥还在原地。下午六时，工兵奉命把桥修好，并再搭两座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视察，鼓励工兵加快进度，强调桥必须在日出前架好。
天气温和，没有再下雪。五岭的严寒稍有缓解。河面狠宽，河水很浅，每年这个季节赤水河水流总是比较平缓。工兵修桥进展顺利。浮桥象公路一样宽。林彪在略往北一些的猿猴（现元厚）及时渡河完毕。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这一位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客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红军到达云南扎西（现名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予难。青杠坡这一仗不会载入史册。事实上，这是它第一次见之于书本。
天亮前，红军川流不息她走过三个浮桥。到了十时，全军包括林彪的部队，均已抵达对岸，浮桥被拉上岸毁掉了。接着，毛指挥红军向四川的古蔺前进，随后又转向扎西。红军将在那里进行整编，招募新兵，重新部署。
很可能是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璋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二十四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保证照管好小孩。天亮前，毛、贺和红军又启程了，后面是紧追的敌人。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这个故事是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讲的，他当时负责照顾贺子珍。开始说这孩子出生在名叫白沙的地方，但白沙离赤水有一百三十英里。后来他说也许出生在遵义北面的枫香坝或云南境内的威信（扎西）。可是这几个地方都同红军当时在行进中的情况不完全吻合。——尽管红军总是在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行军的。
贺子珍的不幸反映了长征路上妇女的不幸。尽管刘英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同洛甫结婚，但她很了解妇女的处境。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前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漂亮妻子一九三六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七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为她围出十英尺见方的一块露天地，四面的墙约有五英尺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
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一九三六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袒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当地死者多达一万余人。
托付给农民照料的孩子大都夭拆了。有几个后来找到了。有些母亲把孩子领了回去，有些孩子对亲生父母一无所知，就让他们留在把他们抚养大的那些农民家里。
刘英说：“妇女必须作出选择。爱革命还是爱自己的孩子？ 她们更爱革命。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丁玲认为长征中当女人很难。丁玲是中国著名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争论的游涡之中。她是革命者、浪漫主义者，也是文学、道德修养和政治方面的人物。她没有参加长征，但红军抵达延安后不久，她就到了那里。她对红军里的人都很熟悉。她是中国最桀骜不驯的人物之一。她被蒋介石监禁过，她的情侣是个诗人，被蒋杀害。她一度觉得毛泽东有大男子主义，为了维护妇女权利反对过毛泽东。自然，在“文革”中她是个受害者。
她说，参加长征的妇女当然是“贤惠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一批能吃苦耐劳的女性，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两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不错，她们有马，但她们常常不骑。不少人有丈夫，但她们常开玩笑说：“骡子比丈夫好。可以没有丈夫，但不可以没有骡子。”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同长征中贺子珍等妇女一样历尽艰辛的是另一个诗史般的远征——美国开拓者的车队穿过大草原西行的壮举。在那次远征中，不少美国妇女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是带着孩子面危及全家，还是扔掉孩子继续前进？
毛泽东带领他的部队迅速地避开同川军交锋。长征途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旦地方军断定红军已经改变路线，离开他们的地盘，他们就减弱攻势甚至逐渐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毛在滇北的威信（原扎西）过了中国农历猪年的新年。一力三五年二月四日刚过，先头部队便到了威信。毛泽东于二月六日到达。没有举行会餐。既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也没有食品。有些部队已经饿了整整两天。天气很坏。阴冷而潮湿。部队进行了整编，压缩了部队番号。他们休息了一天。陈云记得很清楚。他概括地指出：“天气很冷，夜间下起了雪。”
红军原计划西行，然后转而北上入川。毛及时改变了计划。因为他得到的情报和电台截听来的消息表明，蒋介石正向西调动部队，打算在红军再次靠近长江时一举予以歼灭。毛决定采用朱毛式出其不意的战术。二月十一日在扎西开会通过了毛泽东的决定。全军掉头转回贵州，并回师攻占遵义。他的打法越来越象《水浒传》中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当红军成—路纵队前进时，许多人去掉了文盲的帽子，洛甫发明了他称之为“看后背”学文化的办法，战士们在背上都挂块白布，上面写着汉字。他们边走边认字，懂得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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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牵住蒋介石的舅子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那天，红军得到的命令可作为长征的口号：“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
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的手笔。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撤。令人难以捉摸（ 这种情况以后就不再发生了 ）。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毛自己的将军们有时也迷惑不解，尤其是他的门徒林彪。他抱怨说，部队的调动太快，压力过重，需要休息。他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
蒋介石预期红军将采取新的行动，穿过贵州西部，向长江挺进，因而调动了他的军队。可是，当他的军队部署就绪时，红军却在向相反方向运动。红军在太平渡和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后，迅速折回，在回师遵义途中于二月二十四日重新占领了桐梓，一个连的地方军在红军到来之前就望风而逃了。
当时，一部分红军指挥员反对令人晕头转向的曲线行军。林彪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今天反林彪的气氛中，人们是这样回忆的：他为了减少行军的压力，建议缓慢地接近遵义的咽喉要地娄山关。据情报说，娄山关有敌人的重兵驻守，林彪力争晚一天行动，给部队以喘息的机会。骁勇的彭德怀说，他们最好利用敌人的弱点，在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拂晓发起进攻。军事委员会赞同彭的意见。长征期间，彭德怀与林彪多次发生争执，彭的意见总占上风，这是其中的一次。
部队以强行军速度疾进。甚至连彭德怀也承认，连续的行军使他们疲惫不堪。二十六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十一点钟，彭德怀得到了这个情报。对方部队距离娄山关还有四十五里（十一或十二英里）的路程。彭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几天来他们常常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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