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毛主席 吴冷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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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会议最后原则通过这篇文章，要求我们根据两天会议提出的意见修改后，提交政治局常委最后审定。会议还同意毛主席建设文章的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两天会议之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抓紧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在乔木家中共同对稿子逐段修改。因为毛主席交代，这篇文章要在今年内发表，把1956年的事作个了结。
常委会议定稿
12月27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我们再度修改的稿子。常委提了一些意见，大多是文字上的。毛主席已在稿子上修改了三四段。毛主席最后说，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主席要我们马上动手修改，修改一段送他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我们三人在会议结束后没有回家，就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立刻到毛主席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楼），开始工作。我们修改完一段，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一段。毛主席一直在卧室等着我们修改的稿子，随到随看随定稿。就这样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最后我们三人一同到毛主席卧室，把最后几段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只改了几个字，对最后的结束语特别满意。他交代，要马上将修改处告诉翻译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他还确定，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我们从毛主席卧室出来，已是上午9点多了。迎面一阵寒风，倒也觉得凉爽。
　
第二章　新闻的阶级性　
1957年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后不久，5月18日晚上，毛主席在他住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当我得到通知赶到毛主席的卧室时，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他们都是常委）和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都已在座。
这是我年初出国访问（1月15日至3月21日，主要是考察英国、法国、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通讯社）归来后第一次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的气氛还是和过去一样融洽、随便。
我进门就在毛主席的大木板床床脚靠左一边，紧挨小书桌坐下（可以说，这是我惯常坐的位置，既是末座，又可就近书桌写点什么）。毛主席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我问：“你看过5月13目的《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我回答说，“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主席说，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的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四点意见
毛主席把当时新闻界已发表的议论归纳为四点：
一、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毛主席说，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致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二、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毛主席说，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三、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寥化。
毛主席说，《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四、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毛主席说，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赵超构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看来，毛主席对赵先生的印象比较好，他后来在反右斗争中扬“新民”而抑“文汇”不是无因的，6月间，毛主席还特意接见了赵先生，勉励他继续进步。）
毛主席原来靠着床头斜躺着，这时直起腰来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看来现在新闻界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两种新闻学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适应当时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两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像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40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对西方报纸封锁我们的消息举了许多实例，也谈到了西方许多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也不刊登。大家还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我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范围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
毛主席接着又说，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这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
毛主席说，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能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的作用。
毛主席说，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体裁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毛主席最后说，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并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展开时讲的。当时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过3月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得风气之先，首先鸣放起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从5月16日起在北京邀集全国新闻界代表人物开座谈会，征求对新闻工作的意见。第一次座谈会的意见，发表在5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新闻界存在三条路线，并指出归根到底是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新闻学、新闻观点、新闻政策。
【在这以后，6月间展开了反右斗争。新闻界一些代表性人物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了批判。有些批判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有些批判扩大化了，绝对化了，是错误的，其恶果是伤害了许多有才华的只有某些思想毛病的同志，把许多人错划成右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他继3天前（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那篇文章之后，专门谈新闻问题。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已经谈到党内一些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必要的但不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毛主席这次谈话，着重讲了新闻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新闻界当时的各种议论，他采取分析的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并认为攻一下教条主义有好处，可以使我们认真改进新闻工作中的缺点。这次谈话在新闻理论和工作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第三章　政治家办报　
6月7日，即上次谈话半个月之后，毛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从卢郁文事件说起
我们刚坐一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这里指的事情经过是这样：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5月25日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主张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两方面共同来拆，并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在这以后，卢郁文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卢郁文在6月6日的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恫吓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