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野史-第1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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齑蟪迹�亦极倚任之优崇。询为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此不过数十分中之一分。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岂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败露也。查曾静逆书，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岳钟琪深自危疑，因而上书等语。曾静平昔夷狄之见，横介于胸中，又闻此无根之语，不觉其逆心之愈炽，遂为此孟浪之举。但此传闻之说，必有所自来，若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宽宥，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若由曾静供出之人，转究造言之缘起，则此事可得归结。著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丙戌谕内阁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为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遗言，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罕见，至若严鸿逵，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恩？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愤，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乎？兹择其悖逆之语。一并宣示。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近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又云“热河水大发，淹死满州人二万余。”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钦于监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属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月内所记载者，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次已经屡见，其旁远近山顶，亦有烈焰者，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至热河发水一事，因此地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水所汇，或致冲决堤岸。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水，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及扈从之官兵，皆知雨止水即减退，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沉溺者数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员二三百人驻紥，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洲二万余，何妄诞至于斯极！且热河之地，五方之人毕集，乃严鸿逵谓独淹死满洲，有此理乎？严鸿逵生今之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业经百年有余。乃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逆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篡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自记有云“予自意定，当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若此。又云“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生。”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至欲以死力拒，竟视朝廷如儿戏，等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间，一介相通，同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扰乱纲常，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且获罪于圣祖皇考，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　

戊子谕内阁，我朝建极绥猷，遐迩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亲，乃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恶乱，无父无君，著书显为谤讪，于本朝之大统，肆为诋斥之词；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伟烈丰功，任意为诬蔑慢诅之语。其猖狂妄幻，肆无顾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宣示中外诸臣，公议治罪。至于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自其祖父，已在覆帱化育之中，非止身被德教者可比。纲常伦理之大义，尤当知懔。乃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怀不逞，附会诋讥，慕效梗化之民，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此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党同叛逆之彰明较著者也。至其所著诗集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又云“陆沈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郅隆，目为神州陆沈，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余年。黄运两河，时时溃决，生民日有沦为波臣之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廑忧勤，详示方略，躬亲相度，至于再三。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疏浚导制之宜，悉经睿虑精详，尽美尽善。以致川流循轨，黄水安澜。数十年来，堤工巩固，亿姓永无昏垫之虞，共享平成之庆。迨朕绍膺丕绪，恪遵谟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来，河流咸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畅。三省运道，遄行无阻，至于北直畿辅之地，南省浙江等处，凡有海塘河渠，以及应行经理之处，皆渐次兴修，蓄泄以时，旱潦有备，府事修和，桑麻偏野。此时之神州，何处可指为陆沈，又何地方可指为洪水乎？且沈在宽云“谁为神州理旧疆？”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沈在宽年未满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此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逭。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　

九月癸未以曾静等口供及历次所降谕旨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上谕诸王文武大臣等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忆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信乂万邦，天心笃祐，德教宏敷，恩思遐畅，登斯民于衽席，偏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所在。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亻叔扰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佑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潜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犹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域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伦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首，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之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见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之，岂能逃窜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傥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不知文章著作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愈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公，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凿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讠寿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民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止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憸邪之人，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