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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野史-第1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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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随石达开，以有功拔为偏将，达开自安庆西行，历广西、云贵，山路艰阻，军多怨言。
以张遂谋主西行，皆大愤，夜噪呼杀遂谋，遂谋潜遁。达开素得士心，今所欲杀者遂谋，遂谋既遁，军士必不相背，乃立赤白二帜营前曰“三军随吾跋涉良苦，至蜀则乐矣。如愿入蜀者，立红旗下，欲出江者，立白旗下。”皆哄然立白旗下。海洋拔白旗大呼曰“欲归者随吾行。”从之者十余万人，至江西，隶于秀成。时官不过检点，后至康天义。金陵陷后，洋海军尚十万人，而李远继、黄朋厚、赖世就、萧三发等，皆拥王号，军微不足立，并听命于洋海。世贤乃与诸人谋曰“洋海军最盛，自击败左宗棠后，威名四播，今当锡之王号，使图恢复。”乃请加封康王。乙丑十二月，陈殁于嘉应。侍王既陷漳州，有异志，更易官制。乙丑夏为宗棠击败，窜入粤，淫雨盛涨，无舟可渡，康国器截击之，兵不战而降。侍王只身遁，洋海方驻镇平，往投之，图再举，洋海忌焉，遂杀之。南方既大定，江北有陈得才、赖文光，为陈玉成旧部，及张乐行侄宗禹，三将之军，皆在汉中，号称百万。甲子夏，回军救金陵，前驱抵英霍，后军尚在麻城。曾军拒英霍，阵前大呼“尔南京已陷，天王已死，不降何待？”皆愕然。获村民询之，益信，降者过半，时军尚五六万，得才欲回军汉中，军皆大噪，得才虑为变兵所害，乃自杀。文光、宗禹闻变乃入汴，兵尚四五十万，时僧格林沁统兵十万在汴。宗禹之弟小黑，年十九，素骁勇，与任柱猛击之。僧王军炮若雨下，小黑不顾，与任柱令马队脱衔猛冲之，僧王军大败，至落王桥，马失足而坠，为乱兵所杀。
宗禹兄弟至，并刃碎其尸。共矫真福诏，封宗禹为沃王，任柱为鲁王，李允为卫王，小黑为平北大主将。议仍入汉中，宗棠扼河筑长墙拒之，乃仍入汴，过朱仙镇，谒岳庙誓焉。翌日战大胜，方庆神佑，再战败绩，乃迁怒神像，落其头。
文光等聚谋曰“敌军甚众，江南我兵绝迹，不如渡黄河，直捣燕京。成则取其国都，不成死耳。”遂临河。而李、左、英、刘、陈、宋、二郭之兵相继至，河无舟。方皇遽间，冰忽合，乃履冰而过。诸军逐之，一战大败，任柱、小黑皆死，余众悉降。刘铭传追宗禹，获其骑，宗禹不知所终。文光、李允逃扬州，文光被获死，李允降于昭寿，昭寿责之，献于英翰，戮之。起道光己酉讫同治戊辰，共二十年，南北悉平。
石达开于咸丰七年背秀全而行，众百万，比至川界，散殆尽，仅二三万。至苗境隘口，苗人索万金，始放行。达开以路险不敢战，卒与之。既度关，苗人伐木塞其归路，大山壁立，崎岖修阻，苗人间道告川督骆秉章，截击之，败退无路。复前突击，兵已饿二日，不任战。达开曰“吾一人自赴敌军，尔等可免死。”乃张黄盖，服黄袍，从数人，乘白马而出。清军将击之，达开曰“吾求见尔制军，速为我报。”秉章纳之，达开入，长揖不拜。秉章曰“尔欲降乎？”达开曰“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九原当拜公赐。”秉章曰“吾成汝志。”
乃杀达开，而资遣其士卒，不戮一人。
陈金纲聚兵十万，扰粤西之梧州、浔州、柳州、平南、太平五郡，州县五六十，称平东王，众数十万，为藩司蒋益沣、提督方耀败焉，先太平天国二年亡，起乙卯，终壬戍，凡八年。
外交小史
作者（清）佚名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
安维峻既以抗疏请归政，革职，遣戍张家口。朝命既下，安直声震天下。大侠王五身护之往，车驮资皆其所赠，则当时安为国人推重可知。然余肄业北京大学分科时，见安先生人极谨愿，已无复有昔日刚劲之气。至观安劾李文忠一疏，语多牵强附会，顾亦为清流所传诵，于此可见当时朝臣风气之锢塞，国民对外意识之暗陋也。疏云“奏为疆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
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
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当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我既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未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克加，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臣实痛之。
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监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钺，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奏上，奉旨革职，发往军台。时恭王再起秉政，适于是日请假，次日知之，斥同辈曰”此等奏摺，入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诸公欲成安之名耶？“众无言，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
清中叶之外交观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乱，迄五十七年尼泊尔征定，其间用兵凡十余次。战役上虽未尝无一二败北事，然其终局，常得自然之胜利。故是时有十全武功之称，谓两定金川，两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缅甸，一定台湾，一复安南，两胜廓尔喀也。
此等武功，于宣扬国威，恢张领土上，固有伟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轻视外国，误用其惯法以对付欧罗巴，渐至酿成种种之失败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罗斯学士贝斯德纳失，尝于所著对华意见中纵论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间武功极盛，若黑龙江地方之占领，若西藏之归服，若外蒙古人之归化，若准噶尔之征定及布哈尔汗国近旁诸部之降服，若土尔扈特之脱归，皆此数十年间发生之事实，无一不足长支那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实长其自大之风，蔑视外国矣。
而又适当欧罗巴诸国遣使北京，遂谓为己国强大之所致，愈增其焰。何则？支那人以为外国公使之来北京者，皆朝贡使也，朝贡国若是其众，历代中未尝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机发达臣民之爱国心，故每当外国使臣之至，辄称为朝贡，布告全国。其官吏则又奏诸皇帝，谓陛下聪明至圣，总裁万机，德加四海，兼统万国，兆民悦服，是以各国派遣使臣，前来朝贡。政府即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诸城门，通谕人民。彼欧罗巴公使固未尝不熟闻其说，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诘责其处置之不当者无有也。抑岂惟不于此等文告致其诘难而已，虽支那边吏，于欧洲诸国使臣之赠品，附以标帜，而题曰某国王奉献中国皇帝之贡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顾也。而此贡物自边境送达北京，途中人民之见之者，直以为欧罗巴诸国服从支那，而确认此累累者为贡品无疑矣。此其语虽不无过当，然观于乾隆朝与俄罗斯增订之条约，及与英吉利交涉之文书，而知当时自尊自大之习惯，实有出于吾人想象之外者矣。
恰克图条约之怪诞
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缔结以后，内地商民，以烟草、茶叶、缎布、杂货往库伦及恰克图贸易者日多。至乾隆二年，又以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之条奏，停止俄人于北京之贸易，统归恰克图。嗣是百货云集其地，市肆喧闹，称为漠北繁富之区。
先是恰克图贸易，两国均不榷税；已而俄罗斯渐渝禁约，私收货税；又两国边民互失马匹，其数不可稽，而俄人辄以少报多，移文责偿。于是二十九年，朝命闭恰克图不与通市。然办事大臣等辄乘间舞弊，私与交易。清高宗震怒。三十年，削土谢图郡王桑斋多尔济爵，诛库伦大臣丑达，厉行闭关之策。至三十三年，而库伦大臣庆桂，以俄罗斯恭顺情形入奏，遂互市如初。
其后四十四年、五十年，复闭关者再，前者则以俄罗斯边吏庇护罪犯，不即会审之故。由库伦大臣索林，奏请查办，逾年得解。后者则以俄属布哩雅特种人乌呼勒咱等入边行劫之故。奉旨绝市者几七年，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过乞恩之结果，复订市约五款，其文如左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又因尔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允行。若复失和，罔再希冀开市。
二、中国与尔国货物，原系两边商人自行定价。尔国商人应由国严加管束，彼此货物交易后，各令不爽约期，即时归结；勿令负欠，致启争端。
三、今尔国守边官，皆恭顺知礼，我游牧官群相称好。尔从前守边官，皆能视此，又何致两次妄行失和，以致绝市乎？嗣后尔守边官，当慎选贤能，与我游牧官逊顺相接。
右条约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库伦大臣松筠、普福等，与俄官色勒裴特在恰克图市圈互换。是时俄人以闭关日久，商旅阻绝，急欲借平和之方法回复市利，故听命惟谨，务相交欢。
松筠等直以俄罗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诚敬等语，列款具奏，遂于是年四月望日开关市易。自是两国商民，互市不绝。然至咸丰八年，中俄缔结天津条约，开海路各港之交通，于是陆路输出品之大宗，渐改海运。而恰克图贸易，遂无复昔日之盛况焉。
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遣正使伯爵马戛尔尼（Macarney）、副使斯当东（staunton）等入中国，要求通商条件。翌年，自天津赴京师之际，中国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题曰英国贡船，强使立之。及至京师，则政府又循例强使于觐见时行叩头之礼。
马戛尔尼等深虑以此等小节，损中国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广商利之目的，不敢抗议。遂以是年八月十日觐高宗于万树园幄次，旋以要求诸款，向政府提议。是时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
以故一方则赐使臣筵宴，优加赏赉，以尽怀柔之意。一方则敕谕英国王，盛称天朝威德，于英政府所要求者，驳斥无遗，付诸使臣而遣之。于是马戛尔尼等此行之结果，自赉还文绮珍玩等赏赉品致诸国王以外，其余绝无所得。惟其随行员等，以途中所见中国内地实情，笔之于书，归而布诸全国，则实为英人莫大之利益云。陈康祺《郎潜记闻》云“乾隆登丑西洋英咭唎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康祺忆穆宗亲政后，泰西各国使臣，咸请觐见，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不习中国拜跪。通商衙门诸大臣曲意从之，惜无举前事以相诘责者，即此已见当时吾国朝臣之外交观念矣。
英人代缅甸入贡
乾隆缅甸之役，清师累失利，督师诸臣，惧高宗严谴，乃敷衍了结，与缅甸定十年一贡之约。及英人灭缅甸，清廷贻书诘之。英人谓吾国绝不干与缅甸内政外交，不得谓之属国。政府乃以十年一贡之例答之，英人谓此等小节，不妨仍旧。于是仍令缅甸入贡，而订缅甸条约如左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兹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前署驻华大臣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将所议条款，并列于左一、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均听其便。一、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一、本约立定，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英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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