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野史-第7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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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书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按其实，则政府齮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同龢本不慊于文忠，因乃兄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归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非文忠有大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挺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其无意识之举动，真堪发笑。　

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甲午之役，文忠已许给小村寿太郎银百万，令其退兵。小村已允。及小村入京，文忠不料其觐见时，对上言之，上大怒。翁又怂恿谓文忠卖国。　

附翁者又谓日本小国何足畏，翁听门生故旧言，一意主战。台湾之割，二万万兵费之赔，皆翁一人之力也。文忠愤激时对人曰“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呜呼！自古大将尽忠报国，未有不尝为群小所忌者，文忠犹幸不为岳忠武第二也。　

○李文史致谤之由当光绪初元，予以应试进京，但闻人言李文忠，无不痛詈之者，无论上下社会之人，众口一词，窃以为怪。按文忠得谤之由，自苏绅起。当苏州克复之日，大兵进城，伪忠王府有牌坊一座，上刊颂语，款列众绅，如翁、潘、彭、汪等名，皆一时朝贵。合肥遣兵数百守之，不使拆。其实与名之人非建坊之人，无赖小绅借大绅之名以媚伪王。合肥不知，以为若辈竟暗通反寇，将穷治之，后察知其实，遂听其拆毁。然而苏人竟因此恨文忠矣。所不恨者，潘文勤耳，文忠口无择言，亦不能为之讳。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适文忠因事入觐，公事毕，已请训辞行矣，因榜期在迩，遂勾留数日以候之。届期，文忠于贤良寺设筵，邀同乡显贵数人，秉烛宵以候报，至天明无一来者。遣人至顺天府阅榜，安徽竟无一人。文忠颇怏怏，即大言曰“咸丰戊午，北闱不中吾皖一人，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即登舆出城而去。此言传于各主司之耳，岂能不恨乎？穆宗奉安之年，文忠照例办皇差。内廷派出大臣有灵桂者，亦大学士也。而文忠之走卒舆夫等，皆以为中堂仅合肥一人耳，又安知京中尚有无数中堂者。至尖站处，灵桂舆夫将灵桂大轿停堂中，文忠舆夫曰“此我们中堂停舆地，尔何人敢停此！”灵之人曰“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李之人不服，大骂曰“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遂交哄。文忠闻之，命巡捕官传语止斗，且曰“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顽的。”此言也，非指灵桂，乃暗指诸御史也。然灵桂闻之，岂有不恨之理。夫文忠尚能督畿辅二十年而不遭祸者，一由恭亲王倾心相托，二由慈禧尚有旧勋之念，三由文忠每年应酬宫闱亦属不赀，不然，危矣。予出入京师三十年，逮归自泰西后，始渐闻京师人有信仰文忠者，然亦不过十之二三耳。可笑者，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折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为眉叔表白，人尚未信。予曰“眉叔现在上海，一电即来，何妨试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钧，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　

即黄仲彛�太史绍箕亦闻予言，始知眉叔之为人，然犹不深信也。　

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真同狂吠，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贯市李家骡马店为之备车马，具糇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明，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　

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而通晓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齿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绪己卯，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光稷甫先生问予曰“尔赴考否？”　

予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予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师世长，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饯于广和居，睢州蒋绶珊户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其愚如此。及曾惠敏返国，又遣派十二游历官，遍游泰西，朝士始知有外交之一事，又知外洋并不无故杀人。谁之咎欤！时文害之，科名害之也。因述李文忠致谤之由，遂拉杂书之。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安疏既发抄，予录一通存之。窃怪语多不伦，何以朝野推重如此，诚不可解。观此可以知当时御史之伎俩，亦可知当时京官之锢蔽焉。疏云奏为强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专主权而平众怒，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扌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著，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我既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未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　

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　

臣实耻之，臣实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监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奏上，奉旨革职，发往军台。时恭王再起秉政，适于是日请假，次日知之，斥同辈曰“此等奏折，入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诸公欲成安之名耶！”众无言。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　

○金梅生之钻营金安清，字梅生，浙之嘉兴人。少游幕于南河，由佐杂起家，洊升至两淮盐运使。工诗古文词，尤长于理财。声色服玩宫室之奉，穷奢极侈。当咸丰季年，江南全省沦陷，仅江北十余州县地，金以运使驻泰州，督办后路粮台，设厘捐以供南北防军，岁有赢余。所用综核之员，其最著者曰杜文澜，曰宗源瀚，曰许道身。当其开办之初，传所派重要各员于内室，询其月需若干金始不绌。或曰多，或曰少，金颔之。次日授檄，则皆如其言而倍之，且谓之曰“诸君但计日用，未计有意外事，今得此，并意外事亦足办矣。若此外更有一文染指者，军法从事。”众情踊跃。故以一隅之地而供给数万大军，无哗饷之虞，不可谓非人才也。金思大展骥足，包举一切，非入政府不可。　

于是辇金入都，首结交劻贝勒。其时劻年甫弱冠，初入政界，为之运动各当道，皆允保荐，内用京卿。军机中惟文祥不受其贿。一日，文宗顾问大臣曰“金安清究竟可内用否？”诸人皆极力揄扬，文宗未及答，继向文祥曰“尔以为何如？”祥曰“小有才具，心术不端。”文宗曰“心术不端，如何要得。”遂罢。未几，遂有漕督吴棠密参营私舞弊四十余款，奉旨革职查抄，此同治元年春间事。予时年十三，负笈于泰州，借居某宅。居停同寅王姓者，同巷居。忽一日夜半闻叩门声，甫拔关，则见夫役数十人，舁皮箱数十具入，云是金宅奇存者，盖查抄之信至矣，尚未发表耳。王姓者，亦金之爪牙也。如是者不下二十余处。及旨到查抄，空宅而已。其机警如此。旋奉旨革职，永不叙用，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金则一肩行李径往本籍县署投宿，县令大异之。金曰“我奉旨交尔管束者，若不住署，何得谓严。”令知其无赖，岁致千金始免。　

乃游说于湘淮诸大帅，求复用。谒曾文正七次，不得见。人问之，文正曰“我不敢见也。此人口若悬河，江南财政了如指掌，一见必为所动，不如用其言不用其人为妙。”同治壬申，增淮南票盐八十票，从金说也。曾忠襄抚浙时，金往说之，大为所惑，专折奏保请起用，大受申斥。文正闻之叹曰“老九几为其所累。”久之郁郁死。金性淫荡，妇女微有姿，无不被污者。凡亲党之寡妇孤女就养于彼者，皆不能全其节。臣门如市，杂宾满堂，河工盐商之恶习，兼而有之。在泰州督饷时，军书旁午，四面楚歌，金之宅无日不歌舞燕会也。同治癸亥，胜保逮问簿录时，有奁具首饰百余事，皆有“平安清吉”四字，或小篆，或八分。譬如镜函，四角包以黄金，则凿此四字以饰之。冯鲁川先生时在胜幕，见之不解。嗣有人谓曰“此皆金梅生所献，‘安清’，其名也，即所谓欲使贼名常达钧听之意。”始恍然。其工于媚术如此。然其古文胎息腐迂，诗词则揣摩唐宋，即笔记小说皆卓然成家。惜乎不以文章气节取功名，而以侧媚巧佞博富贵，其心术人品与其文大相径庭，此圣人所以必听其言而观其行欤！杜、宗、许三人者，惟宗能俭约，不尚声色。杜与许亦竟为姬妾狗马之奉者。及曾文正东下，制羊裘灰布袍，以为见文正之用。许尝谓人曰“吾脱羊皮胎已二十年，不图今日复用之。”盖文正东征以来，力戒华侈，减衣缩食，以裕军饷。故曾军中无服绸缎者。迨金陵攻克后，始睹黼黻文章之盛。金之著述甚多，凡署名“金坡废吏”者，皆其手笔。拟之古人，迨魏收、范蔚宗之流亚欤！○强臣擅杀洋人岑襄勤总督云南时，以英人马嘉里游历内地不受约束，遣人杀之，遂开公使出洋之例，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不知英果敏抚皖时，亦杀传教士二人，至今人不知之，但讶教士失踪而已。此事在同治丙寅秋，英初升皖抚，督师驻颍州。忽有英教士二人乘淮河船二艘，率通事侍者十余人至，自言为上海徐家汇总教士所派，来此传教者，进谒巡抚取进止。果敏立即延见，词意殷勤，并云购地造屋一切，如百姓有阻挠者，我为尔重惩之。两教士欣慰无已，口颂贤中丞不置。及送客出，即传沿河二营营官至，谓之曰“今有洋教士二人来，汝知之乎？”对曰“知之，彼二舟即泊营门外。”果敏曰“甚善。今夜三更，俟两船人皆熟寝，尔率兵衔枚入，骈斩之，并舟子妇孺皆不留，杀其人，火其舟，埋其尸，天明时须一律毕事，如逃出一人，尔罪死。”两营官唯唯。是夜即如法炮制，二舟男妇大小四十余人尽矣。事后，上海教会行查二人踪迹至皖，皖吏以未见复之。未几云南事发，果敏谓人曰“使我办得不干净，亦如云南，国家又不知赔却若干矣。”尝以此自鸣得意。或曰，裕庚之谋略也。两教士固冤矣，两船之合家大小不更冤哉！乱世人命如草芥，信然，然亦不达外情所致也。　

○场前中进士咸丰十年庚申科会试，各省士子到京者不及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