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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十年志(10卷选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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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一个半世纪的国耻终于洗雪，香港进入了新纪元，祖国统一大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取得了外交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胜利。
三、取得谈判胜利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在这次复杂而艰难的政治较量中，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完全胜利，首先是因为国家的强大，有实力做后盾。撒切尔夫人在她写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第二，就是方针正确，“一国两制”构想的实践符合实际。回归无非是两种方式，和平的方式和非和平的方式。采取和平的方式，有关各方比较容易接受，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斗争。
一个是国家的实力，一个是正确的方针，两者相辅相成，密切配合。如果只有一个正确方针，没有国家的实力为后盾，英国可以不理睬我们。如果只有实力而没有正确方针，也不可能和平解决。
从谈判开始，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既要收回香港，又要保持它的繁荣稳定。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这是把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先用于香港。根据这一构想，制定了“十二条”特殊政策：（一）中国政府决定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二）恢复行使主权后，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三）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法令、条例基本不变。（四）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原香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警务人员可予留任。特别行政区各机构也可聘请英国及其它外籍人士担任顾问。（五）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受法律保护。（六）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七）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照常流通，自由兑换。（八）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九）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英国和其它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十）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签订协议。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十一）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十二）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下来，五十年不变。
所谓五十年不变，就是说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是一项长期的政策，绝非权宜之计。允许香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制度，这并不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管辖下，几百万人口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发挥香港的有利条件，对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这个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香港现状和英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来的。它既得到了广大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人的认同，也得到包括我们的谈判对手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称赞。撒切尔夫人也不得不承认，“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正是以“一国两制”构想和“十二条”为基础，中方在谈判中牢牢掌握主动权，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一次次挫败了对方的无理主张和要求，取得了节节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百年夙愿，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就认为：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当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国家之间不论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或是当前发生的争端，只要有关国家抱着真诚的态度，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和谈判，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样做，不仅符合有关国家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
四、香港回归十年来的发展进程
香港回归祖国已经整整十年。回顾过去的十年，香港经受了风浪和时间的考验，在探索“一国两制”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前，有人对“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否行得通心存疑虑，西方有的媒体甚至预言“香港将要死亡”。美国《财富》杂志曾做了一期耸人听闻的封面新闻《香港已死》。十年过去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由构想变成了现实，香港保持了繁荣稳定，港人的疑虑逐渐消除，对祖国的认同感大大增强，某些西方媒体的预言破产了。今天的香港，不仅是一个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生活方式没有变的香港，而且是一个社会更加安定，法律更加健全的香港。回归只是洗刷了过去英国殖民统治的色彩，“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汇照套”，资本主义在香港一如既往。香港特区政府认真贯彻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依法有效施政，中央政府除了支持关心帮助外，从不干预特区政府的内部事务，兑现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香港基本法深入人心，广大港人团结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发扬民主，积极参政，自觉维护特区政府的权威。香港继续拥有高度的言论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香港的法治比以前更加完善。稳定发展的香港保持了原有的声誉和活力，对香港表示过悲观的美国《财富》杂志，也不得不发出香港“充满活力”的感叹。众多国际评估机构一直以犀利眼光，严苛尺度，全方位地对香港进行追踪审视，也不得不认为香港是“最安全的城市”，“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回顾过去的十年，香港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回归伊始，就遇上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和“非典”的袭击，经济曾一度出现负增长。要保持稳定，发展经济，继续繁荣，并非易事。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有效施政，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渡过了一个个难关，保持了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使整体经济得以保持稳定并为复苏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特区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狙击国际金融炒家对港元的冲击，有力地捍卫了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维持了联系汇率的稳定，挽救了股市。面对“非典”的突然袭击，特区政府动用一切资源，及时采取有效的隔离和预防措施，认真细致地做好全港环境卫生工作，遏制了疾病的传播，并及时查出病原体，终于战胜了“非典”，安定了人心。美国“9？11”事件发生所引起的世界经济衰退，也对香港经济产生冲击，特区政府应对有方，化险为夷，使其对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应对挑战的同时，特区政府致力于采取措施，创造条件，恢复和振兴经济。如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给香港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加速了香港经济转型的步伐。在《安排》的框架下，香港与内地各省市之间通过不同的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沟通和合作，特区政府与上海、北京、广东以及泛珠江三角区域省区政府均成立了高层合作机制，以统筹和推动内地与香港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使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进一步融合。此外，特区政府还开放了内地人士到香港的“个人游”，拓展了香港旅游市场；推动更多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使香港股市加速“扩容”。随着中国人寿、交通银行、神华、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企业陆续到香港，使香港股市市值不断攀升。2006年5月3日是香港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恒生指数突破17000点大关，股市市值首次突破10万亿港元。香港已成为亚洲最重要的上市集资中心之一。
经过几年奋发图强，香港经济从2002年起逐步摆脱低迷，走向复苏，2004年开始强势增长。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统计，2004年到2006年香港经济连续三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当地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达到7。3％；6。4％和6。8％。外汇储备也逐年增加，2006年底统计已达1332亿美元，比1997年回归时的956亿美元，增加了300多亿美元。目前，香港保持着较低的失业率，物价平稳，人民生活安定，各行各业兴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1月9日公布的评估报告中，高度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以及维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的政策框架。美国传统基金会1月16日公布200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十三年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以及产权保障等四项评估中的评分均居榜首。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特区政府还循序渐进、稳妥地推进政制发展。回归后，特区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贯彻《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组织特区首届立法会选举。1997年7月特区政府公布了首届立法会选举的整体安排；同年9月临时立法会三读通过了《立法会条例》，规定特区首届立法会共设60个议席，分别由直选（20席）、功能团体选举（30席）和选举委员会选举（10席）产生。随后开展了选民登记工作，有279。5万市民进行登记，成为合法选民。首届立法会选举工作于1998年5月下旬顺利进行。首次当家作主的港人投票十分踊跃，近149万登记选民投了票，60位立法会议员当选。这次选举的投票率为登记选民总数的53。28％，这在香港市民参与选举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显示港人积极支持《香港基本法》、“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此后，分别在2000年10月和2004年9月举行了两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均获得成功。特别是第三届立法会经直选产生的议员已增加到50％，这说明香港民主进程正在稳步推进。
“主要官员问责制”，是特区政府提出的香港政治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将现在特区主要官员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列入问责制的主要官员进入行政会议，以强化行政会议工作，实质上是形成一个由主要官员组成的类似特区行政长官“内阁”的组织，直接参与制定政府的整体政策，决定政策执行的优先次序，协调跨部门的工作，使施政能够更快捷、更全面地响应社会的诉求和符合市民的需要。推行问责制的目的，是使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能够为他们的施政承担起责任；使特区政府的领导层理念一致，方向明确；并使主要官员权责分明，促使主要官员重视民意、民情，更好地为社会服务。2002年4月17日，董建华向香港立法会公布了“主要官员问责制”方案。同年6月19日，香港立法会通过了这一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开始施行。中央人民政府于6月21日任命了问责制下的主要官员，首肯了这一制度。“主要官员问责制”是香港历史上，特别是香港回归祖国后政治体制上的一个创造，掀开了“港人治港”新的一页，得到广泛的支持。实行以来的事实表明，这个制度对香港的有效管治有利，并切合香港政制发展趋势。
2007年3月25日曾荫权当选香港特区政府第三任行政长官人选，并于4月2日获国务院正式任命。曾荫权自2005年担任行政长官以来，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领导特区政府积极贯彻“强政励治，缔造和谐，福为民开”的施政理念，得到广大市民的大力支持和拥护。他的再次当选，充分表明社会各界对他服务香港、服务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认同。4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分别接见了来京接受任命的曾荫权，祝贺他当选，并肯定他任行政长官以来的工作，同时对他今后依法治理香港寄予殷切的期望。温家宝总理对曾荫权提出的致力改善民生、缔造和谐、促进民主的政纲及其在竞选中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曾荫权和特区政府坚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与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奋发进取，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温家宝表示，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继续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香港与内地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凡是有利于加强内地与香港互利合作，有利于香港发展的事，中央政府都会积极推动。
特区政府还依法解决了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是越南难民问题和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权问题。
越南难民问题是英国遗留给特区政府的一个包袱。它源自1975年英国同意联合国指定香港为“第一收容港”的要求，接受因当时南越政权垮台造成的越南难民。二十年来，香港共收容了二十多万越南难民及船民。香港回归后，这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沉重的负担。1998年1月9日，特区政府正式宣布取消“第一收容港”地位，并着手解决遗留问题。经多方努力，先后依法把几十万难民移居第三国，约六七万难民遣返越南。对余下的既无其它国家愿意接受，又不获越南政府承认的1400名滞留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特区政府行政会议通过最终解决方案（即“扩大本地收容计划”），于2000年2月22日宣布，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给予定居香港的机会，并协助他们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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