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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文集-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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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锺惦ｆěｉ＠①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调查结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铁证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换一副面孔，出来写文章，捞资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说了两句什么自己“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摇身一变，出来做“系统的”总结，好像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别人，而是他周扬！
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反攻，为《武训传》批判“纠偏”。他在题名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评），再加上党的领导不“支持”所谓“创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请看，周扬在这里“纠偏”纠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农兵的批评一把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周扬就大喊大叫“苦恼”了，“压抑”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阶级的呼声是多么敏锐啊！
请看，《武训传》批判前后，周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领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连忙来个假检讨，蒙混过去，欺骗党、欺骗人民。然后，他装出“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账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转，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们，请注意，周扬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周扬在各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经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则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们全力支持极端反动的胡适派的唯心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①，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转载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就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冯雪峰支配的《文艺报》。
正是周扬，一贯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说什么离开了他们“革命就搞不成”，胡说什么进城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谓“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许无产阶级插手资产阶级“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资产阶级“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们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负和理想”，什么“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们看，这不是简直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吗？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俞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撑腰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一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想稍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你的所谓“全面批判”不过是摇身一变的故技重演，这是为了保持你窃踞的领导地位，以便把斗争拉向右转，开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据、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第三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五二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之类人性论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一九四一年）之类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奉作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投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骗局。（⑵⑶）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对胡适、胡风批判的革命硝烟还没有消失，周扬就急忙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拉向右转。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扬写了一篇《纪念（草叶集）和（堂 ？ 吉诃德）》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表，中国农村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周扬却针锋相对地狂热地鼓吹堂 ？ 吉诃德的什么“高度的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特别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
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像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 ？ 吉诃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民去“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刻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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